阎长贵:在钓鱼台11号楼当秘书,那些鲜为人知的背后故事

怪味胡 2024-06-18 20:41:59
引言

钓鱼台11号楼,曾经是江青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在11号楼当秘书,是一份怎样的工作体验呢?

这篇文章,咱们就从阎长贵这个秘书的角度,去看看在11号楼当秘书,平常都做些什么。

阎长贵,是人大哲学系毕业的高材生,他在11号楼的秘书生涯刚好差不多一年的时间(1967年1月——1968年1月),晚年的时候,阎长贵出版了两本著作,分别是《阎长贵学术文集》《问史求信集》。

本文的主要参考资料,就来源于《问史求信集》。本文来自“怪味胡豆史”首发于头条号,禁止其他作者搬运和抄袭,违者必究!

正文

在有的书籍或者是文章里面介绍,重要领导人呼叫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打电话。这是一个错误的表述,阎长贵可是正儿八经的当过11号楼的秘书,对于领导呼叫人的方式,他这个过来人自然是知晓的。

我们来看他在书里是怎么描述的:

“......其实,任何一个中央负责人呼叫工作人员都根本不是用电话,都是按电铃......”

——来源:《问史求信集》.阎长贵著.

在11号楼里面,在江青二楼的卧室和办公室,哪怕是餐厅都安装有专门的电铃,这些电铃分别连接着护士、秘书、警卫员的房间,而且,这按电铃的方式也是很有讲究的。

按一下,意思是在呼叫秘书;按两下,是在呼叫护士;按响三下,就是在呼叫警卫员。

通过按电铃的方式来呼叫身边的工作人员,这种沟通方式可比打电话方便高效很多了。对此,阎长贵还批判有的书籍或者文章里面,瞎说什么是打电话来进行沟通,甚至于是有些打着所谓“纪实作品”的书籍,也是胡编乱造,只能是糊弄那些不明内情的人。在他这种在领导身边工作过的人看来,这些内容就是欺骗和不负责任。

阎长贵刚到11号楼的时候,江青同他正式的一次谈话过程中,就直接告诉阎长贵,她每天只晓得工作,不知道休息,因此,每天是几号,是周几这些琐碎的小细节,很多时候都是模糊不清的。这意思就很清楚了,这些小细节方面,就需要秘书来提醒了。

因此,阎长贵每天早上给她送文件的时候,都会在最上面的卷宗上,专门用曲别针别上一个小纸条,这小纸条上面的内容,就是标注:今天是周几,是几月几号;除此之外,如果当天有额外的安排,也会在小纸条上标注出来,譬如:今天下午几点几分,在哪里有个什么会议等等。

作为11号楼的秘书,日常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收发和整理文件了,之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讲述了这方面的内容,在此就不多说了。除了收发和整理文件之外,阎长贵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接听电话。

每天,从不同单位和不同地方打过来的电话很多,有叫她去开会的,有向她请示问题的,还有的是不方便直接打给她,就先从秘书这里了解了解情况。每天打过来的电话,那真是犹如潮水一般,很少有断绝的时候,那铃声一个接一个的响起,搞得阎长贵听到电话铃声都觉得有些忐忑和恐惧了。

接电话的同时,他还得抽空整理和收发文件,如此这般忙活了几个月的时间,阎长贵感觉自己一个人着实是吃不消,那精神上的压力让他都有窒息的感觉了。

实在熬不住了,阎长贵找到领导,直言自己一个人实在是分身乏术,忙不过来,怕耽误领导的事情,希望能够再添加一个人手。一开始,领导也没当回事,但架不住阎长贵说了好几次,领导才表态了,说他一个人确实很累很忙,但是呢,伟人也才只有一个秘书,她自己怎么可以用两个秘书呢。

不得不说,领导说话的艺术确实棒,给了阎长贵不少宽慰,也说明了自己为何只有一个秘书的想法。这样一来,反倒是搞得阎长贵自己有些不好意思了,他只得自己硬撑下来了,也不好再听出增加人手的事情了。

或许有的读者就有疑问了,伟人不止一个秘书啊?是不是我写错了,还是阎长贵的回忆不准?

阎长贵在11号楼当秘书的时候,是1967年,他在11号楼的秘书工作就是收发和整理文件。这一年,在伟人身边做着同样工作的秘书也只有一个人,这个人是徐业夫。因此,江青才会说,伟人也只有一个秘书,她自己怎么好用两个秘书。

在这里,我在多嘴延伸说一下,伟人身边的秘书,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专门帮忙研究和处理重要事情的秘书,这类秘书同时又担任着其他重要的职务,不仅仅只是充当“秘书”这个单一的角色,譬如田家英和胡乔木。

另外一类就是“办公室秘书”,职务比较低,而且日常工作就是专门处理一些具体的事情。

说到徐业夫,他比阎长贵年长了二十多岁,阎长贵刚到11号楼当秘书的时候,还曾特意找到徐业夫,请教如何做好秘书这份工作。徐也夫说了很多,但让阎长贵印象很深刻的是这么一句话:

“你要以她的意志为意志”

徐业夫还告诫阎长贵,她的意志不能违背,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一定得要小心对待,而且要谨慎。当时的阎长贵还有些书生气,这话在他听来有些不舒服,多年之后,阎长贵才反应过来,徐业夫同他说的,那是掏心窝子的经验之谈。

在11号楼当秘书的那一年时间,阎长贵这个秘书居然一次都没有给她写过讲话稿。因为在这方面,还有更厉害的笔杆子来操刀,因此,也就不需要阎长贵做这个工作了。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对于这个秘书的工作,她大体上是比较满意的,要是不满意的话,也不会让阎长贵在11号楼待上一年了。那么,后来阎长贵为何会被送去秦城监狱呢?

他也是遭受了无妄之灾,阎长贵刚工作的时候是在《红旗》杂志社的哲学小组,这个小组的组长是关锋。

都是痴迷于研究哲学的人,阎长贵这个正儿八经科班出身的人,自然惹来关锋的重点培养了。在旁人眼里,阎长贵就是关锋的一名“关门弟子”。除此之外,同样在《红旗》杂志社的戚本禹,对阎长贵的能力和才华也十分欣赏,阎长贵后来还曾短暂的,在戚本禹手底下工作过。

1967年,阎长贵会成为11号楼的秘书,还是得益于戚本禹的大力推荐。

因此,不管阎长贵愿不愿意,在其他人看来,他就是和关锋、戚本禹属于同一个阵营的人了。1967年1月,随着关锋和戚本禹先后被送去秦城监狱,阎长贵的仕途生涯也就很明朗了,自然也是要步二人的后尘。

但是呢,在阎长贵看来,他就是他自己,不属于什么阵营,只要做好自己的份内工作即可。这种想法在政坛上,自然是比较幼稚的。

1968年1月,阎长贵就被安上了一个“坐探”的罪名,被送去了秦城监狱,这所谓的“坐探”,就是关锋和戚本禹安插在11号楼的探子。

这就是钓鱼台11号楼,首任机要秘书的职业生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多不少,刚好满一年。

关于阎长贵当秘书的更多细节,和工资待遇,可阅读我的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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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味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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