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资本与平台垄断：挤压普通人的生存空间

数字经济中的“数据资本”垄断

平台企业（如电商、直播平台）通过掌握数据和技术优势，形成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例如，明星直播带货利用流量和资源占据市场，挤压了普通商家和个体户的生存空间。普通人难以与拥有庞大流量和资本的明星或企业竞争，导致机会向头部集中。

马太效应加剧不平等

财富积累的“强者愈强”现象（如资本回报率高于劳动回报率）使富人更容易通过资源垄断进一步扩大优势，而普通人因缺乏初始资本或技术能力，难以进入高利润领域。

2. 制度性壁垒：结构性不公固化阶层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和富裕阶层，农村和小城镇的教育质量低下，导致“起跑线不平等”。例如，发达城市的学校有更好的师资和设施，而农村学生因资源匮乏难以获得同等机会。

社保与福利制度的漏洞

体制内外的社保缴纳基数差异（如体制内按较低基数计算，而体制外企业常压低基数），导致养老金差距高达3-4倍。这种制度性差异使普通劳动者在退休后仍面临资源分配不公。

户籍与公共服务捆绑

城市落户限制和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的地域性壁垒，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加剧了城乡机会差距。

3. 技术与产业升级：淘汰普通人的传统岗位

自动化与人工智能的冲击

中等技能岗位（如制造业、服务业）被机器取代，而新岗位（如高科技、创意产业）要求更高技能，普通人因缺乏培训难以转型。

零工经济的不稳定性

算法管理下的零工（如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缺乏劳动保障，收入不稳定，而平台企业通过算法控制议价权，进一步压榨劳动者。

4. 社会网络与特权阶层：机会的“内卷化”

精英阶层的封闭性

通过校友网络、俱乐部等“圈层化社交”，特权阶层（如高收入群体、明星）更容易获取优质资源和机会，而普通人因缺乏社会关系难以突破阶层壁垒。

娱乐圈的“双标”现象

明星对高层和普通工作人员的态度差异（如章子怡事件），反映了社会中“等级文化”的存在，这种文化也渗透到其他行业，导致机会向权力或资本集中。

5. 政策执行与监管失灵：加剧机会不平等

收入分配的失衡

城乡、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悬殊（如一线城市与农村收入差距达2.56倍），而税收政策、户籍制度等未能有效调节，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土地资源分配不公

城市土地资源集中于高收入群体（如多套房闲置），而农村土地无法有效利用或转化为资产，限制了农民的财富积累。

“抢夺普通人机会”的并非单一主体，而是系统性不平等机制的结果：资本垄断、制度壁垒、技术变革、特权阶层固化、政策执行缺陷等共同作用，导致机会向少数群体倾斜。要解决这一问题，需从制度设计、技术伦理、教育资源配置等多方面入手，推动社会公平与包容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