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以降之前,相较于文进士,武进士的地位显见式微。以宋代为例,鼎甲武进士所获授官,常为三班奉职、左侍禁、承义郎、保义郎等,官阶多属从八品、九品。明代的情况亦复如是,武进士多任千户、百户之类的低级军职。
【雍正以前武进士的授职情况】
在论及武进士的授官制度时,普遍认知是:一甲武进士分别被授予一等侍卫与二等侍卫之职;而二、三甲武进士,则会被相应委任为三等侍卫、蓝翎侍卫以及绿营系统内的各类官职。
事实上,该制度系雍正登基之后所确立。在这之前,武进士的授职起始层级相对更高。
大清顺治三年,乃其入关之后首次举行科举选拔人才,文举与武举均于该年展开。文举殿试完毕,依旧遵循明代旧制,赐予一甲三名修撰、编修等官职。与之相对,针对武举一甲三名,朝廷则颁定了全新标准。
具体而言,科举武举殿试后,一甲头名被授予参将之职,此官职为正三品;一甲第二名获授游击之位,官阶从三品;一甲第三名则被任命为都司,官居正四品。二甲士子会被委任守备之衔,其品级为正五品;三甲者授予署守备一职,品级是从五品。
值得留意的是,在顺治十二年之前,武举已开设三科,然此三科均未举办殿试。自顺治十二年起,殿试制度于武举中首次施行。彼时,顺治帝针对此事特向兵部下达谕令:“今科武进士,经朕亲自考核选拔,于国柱等二十三名,其武艺出众。鉴于此乃本朝首次推行武举殿试,理应对其予以优厚待遇。”
在此之后,武进士的授职规格得以进一步提升。具体规定如下:武科殿试一甲第一名,授予副将之职,此职位阶为从二品;一甲第二名,授以参将之衔;一甲第三名,则委以游击之任。而自第四名至第二十三名的武进士,统一被任命为守备。
直至康熙朝初期,武进士的授职状况始终维持原状,未曾变更。康熙七年,朝中大臣经审慎考量,认为将一甲一名授予副将之职,待遇过于优渥,遂提议恢复顺治初年所施行的相关制度。
经大学士与九卿共同研讨论证后,重新颁行明确标准:一甲第一名按参将任用,第二名以游击之职任用,第三名则以署游击、管营都司任用。至于二甲与三甲进士的授职,依旧遵循往昔旧例。
【雍正即位后武进士授职形成定制】
清雍正元年,恩科于文、武举并行。彼时,雍正帝以新朝初立,万象更新之态,颁令铨选规制:殿试状元,特授一等侍卫之职,此职品秩正三品;榜眼与探花,则授予二等侍卫,品秩正四品。二甲之中十三人,获授三等侍卫,品秩正五品,并赏赐花翎以示荣宠。三甲之内记名者三十六人,皆授予蓝翎侍卫之衔。至于其余举子,依规补授绿营相应官职。
雍正帝此次对武进士授职方式进行调整,并非旨在变革固有体制。然而,该举措意外收获认可与推崇。鉴于此,随后举行的一科武举考试,亦依循前例施行。
然而,随之衍生出一个不容忽视的状况,即武进士入选侍卫的数量超出了既定编制,进而对满、蒙子弟获取侍卫之位的机会空间形成挤压。
雍正五年,清廷对进士补授侍卫之制予以重新厘定。具体标准为:一甲进士依旧循例补授一、二等侍卫;自二甲进士中择取十名,授以三等侍卫之职;三甲进士亦遴选出十名,使其充任蓝翎侍卫。而其余进士,则责令兵部协同相关大臣进行审慎拣选。
自此后,武进士授职虽偶有细微调整,然整体格局并无显著变迁,此情形一直延续至清末科举制度废止,最终形成一脉相承、固定不变的祖制。
从历史演进脉络观之,无论是清朝初期,抑或雍正朝以降,武进士的授官起始层级皆处于高位。在常规年份,武状元获授官职可达正三品;而在某些特殊年份,其授官品级更可升至从二品。
相较而言,文进士所获授官职品级显著偏低。以科举鼎甲为例,状元获任从六品之翰林院修撰,榜眼与探花则授以正七品之翰林院编修。至于普通进士,大多出任六、七品之京职微官,抑或外放到地方担任知县之职。
然而,初始品级较高并不必然预示着仕途前景广阔。一方面,受“重文轻武”这一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武职在士大夫群体中缺乏吸引力,且遭到文官集团的普遍轻视。
然而,从另一角度审视,武职虽在某些层面价值不显,却可凭借品级加以权衡。毋庸置疑,正四品的都司在官制体系中的地位,断非正七品的知县所能比拟。
武进士仕途前景欠佳,主因有二。其一,初始授职并非“实授”。顺治年间定制,武进士虽获相应品级,但欲得实授,须通过骑射考核。考核合格者,满一年后,兵部方会奏请予以实授。
事实上,众多武进士虽在名义上获有较高品级,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甚至终其一生,皆未能履职赴任。需明确,于殿试一甲三名的武进士而言,自传胪典礼结束后,依循惯例会予以实授官职。但由于此部分人数相对稀少,难以涵盖整体武进士群体的状况,故不具备广泛代表性。
其二,在清代官制体系中,武进士并非武职正途的顶级层级,此乃其与文举的差异所在。据清代官制规范,世职、武科、荫生及行伍皆归为正途出身序列。然而,其中“行伍”在正途排序中位居首位,武科次之。
所谓行伍出身,即指从普通兵卒经选拔晋升为将领之人。此类人员往往于诸多战事中凭借卓越表现斩获军功,其官职与荣誉可谓是在残酷的战争磨砺中,以真刀真枪的拼搏所铸就。
武进士与其他功名获得者性质存有差异,其凭借特定科考途径获授官衔。该科考内容主要涵盖射箭、舞刀等项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科考所检验的技能,与实际战场上所需素质并非完全等同。于真实战场环境下,不能笃定武进士不会怯懦畏死,亦难以断言其必然能够建立功勋。
因此,在清代军事体制下,每当武职出现空缺,兵部遵循既定铨选制度,优先于行伍出身的官员群体中进行选拔。而对于凭借武科途径进入仕途者,其晋升亦以军功作为核心衡量标准。此种情形,从根本上揭示了在清代军队体系内,武科地位未获高度重视的深层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