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相忘于江湖

黄埔军校在近代军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黄埔军校成立于1924年春，随后两年先后招生5期，并且举行了影响深远的东征和北伐。黄埔学生军在两次东征中表现不俗，但是在北伐孙传芳、吴佩孚和张作霖的过程中表现一般，没有“钢七军”和“铁四军”那样八面威风。

“钢七军”是桂系起家的部队，是李宗仁、白崇禧压箱底的宝贝。而“铁四军”是我党转化和领导较好的一支粤军，开路前锋就是我军第一个独立掌握的武装力量“叶挺独立团”。

这也似乎预示着一个道理，军队要强大，必须具备两大要素：一是必要的历史和传统的积淀，比如成名较早的桂系；再一个就是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明确为谁打仗的道理，比如我军的发源点叶挺独立团。

北伐时期，黄埔系还处于萌芽和成长期，还没形成战斗力。

黄埔学生军

接下来的土地革命时期，是黄埔系打磨成型的时期。

由于蒋氏和汪氏先后叛变，并且狼狈为奸“宁汉合流”从而拉开了双方对战的十年。在这十年间，黄埔系的少壮派军官通过和南北军阀的混战，战斗力越来越强。

在和各路军阀角逐的过程中，蒋氏依靠黄埔系、土木系等中坚力量，西北军冯玉祥，东北的张作霖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余部被蒋氏兼并；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则偏安一省；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则在名义上成为蒋氏的属下。

在平息了各路群雄以后，蒋氏和黄埔系又把目光转向红军。

在对江西、鄂豫皖、湘鄂西等红军根据地多次“围剿”中，黄埔系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在黄埔校友第一次“兄弟之争”中，还处于绝对弱势一方的红军损失了不少黄埔名将，像蒋先云、王尔琢、蔡申熙、刘畴西、孙德清等人。

背靠蒋校长这棵大树乘凉的“天子门生”，在和红军激战中飞黄腾达。

像王耀武、胡宗南、黄杰、李玉堂、李延年、李默庵、蒋伏生、俞济时、李铁军、郑洞国、关麟征、刘戡、杜聿明，都是在“围剿”红军的战斗中一步一步高升的。

到了抗战时期，黄埔系在抗战中的表现有可圈点之处。

1933年初的古北口，黄埔一期3个师长黄杰、关麟征、刘戡携手抗敌。

全面抗战爆发后，黄埔一期的汤恩伯在南口作战，被著名记者范长江写上了《大公报》。

淞沪会战的杨行保卫战，胡宗南和34集团军损失惨重，但死战不退，甚至几次暴露在敌机扫射下，接到撤退命令时胡宗南说：如果明天继续坚守，我也要拔枪上火线顶班。

南京保卫战，黄埔系阵亡的旅长有易安华、朱赤、高致嵩等人，团长有韩宪元、李昌龄、谢承瑞等人。忻口战役，黄埔系有卫立煌、李默庵、彭杰如、刘戡、陈铁和李仙洲等。

徐州会战，黄埔系有郑洞国、李延年、李玉堂、李仙洲、罗奇、黄杰、桂永清、王耀武等20多个军师级指挥官。湘西会战，十几个高级将领都出自黄埔，如王耀武、施中诚、李天霞、李玉堂、王敬久、胡琏、侯镜如、张灵甫等。

抗战时期的将领们（左一王耀武）

但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黄埔系似乎不会打仗了。

在西北战场，刘戡被彭总斩于马下，胡宗南也没占到半点便宜；在中原和西南战场，赵锡田、黄维、廖耀湘成为刘伯承的阶下囚；在华东战场，被粟裕打败的李仙洲被俘，李默庵隐退，戴之奇、黄百韬自杀，邱清泉被击毙，杜聿明被俘。

至于黄埔骄子林总所在的东北和中南战场，遭遇“滑铁卢”的黄埔系就更多了：郑洞国、范汉杰、郑庭笈、廖耀湘被生擒活捉，潘玉昆、刘玉章、向风武、阙汉骞望风而逃，唯一给林总制造过麻烦的陈明仁，也在长沙起义。

范汉杰、廖耀湘等黄埔一期名将，均败在韩先楚手下；企图逃亡金三角的中将司令宋希濂，在大渡河畔也被俘虏，而我军紧追不舍的仅有一个团长带领的800人。

屡次三番逃过刘伯承、粟裕合围的“狡如狐猛如虎”胡琏，尽管在金门给粟裕造成损失，但也无力回天。总体而言，抗战时期生猛的黄埔系，解放战争归于平庸。

杜聿明被俘

为何抗战时期的黄埔猛将，到了解放战争走向没落？为何这些风光一时的黄埔系“天子门生”，在人民战争得汪洋大海中，大多从猛虎变成了病猫？

首先，蒋校长“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已经不像土地革命时期灵光。

如果说，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这样的宣传还有一定的迷惑性，还能让黄埔系的“学生们”所接受或者部分接受。那么，经历了抗日战争共御外侮的经历以后，这些黄埔将领和国内广大民众一样，对撕毁和平协定发起战争是极为不满的。

其次，科班出身，并不等于实战中一定比“泥腿子”更高级。

主席就是一个最鲜活的例子，他没有进过军校，却在军事战略上碾压一切科班出身的黄埔系、保定系、云南讲武堂系、日本陆军大学系等等。我军最大的优势，是善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红大、抗大以及建国后的军事学院，都遵循这一原则。

再次，两军统帅的差距，决定了黄埔系的最终结局。

蒋校长用人既有派系之分、地域之分，还有亲疏之分、乡党之分；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勾心斗角，处处使绊子；蒋校长用人看似宽厚实则苛刻，容不得一丝一毫犯错几率。

主席则恰恰相反，海纳百川、用人之长、广开言路、不拘一格。

刘伯承解放重庆

最后一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

抗日战争是正义之战，所以黄埔系的抗战受到举国支持。而不得民心的内战，不仅广大民众反对，就连一向扶持蒋氏的美、苏等大国，对撕毁和平协定也都不赞成。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心相背就成了决定黄埔系命运的关键。

苏中七战七捷，我军3万对12万，但是支前民工就有14万人；济南战役，我军攻城部队14万打援部队18万，支前民工50万；淮海战役，我军60万敌军80万，但是支前民工有540万，一锅热腾腾的饺子和猪肉炖粉条，就能招降一个连。

所以，抗战时期信心满满的黄埔系，面对处处坚壁清野、人走灶冷的广大农村，只有一些孤零零的大中城市，抗战时期再好的战术、再大的斗志，都会变得不那么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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