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夏末，抗战终于迎来胜利的曙光，但此时八路军却依旧面临着严峻的现实困境：弹药匮乏，武器老旧。

而就在这样的局面下，上党战役却成为我军迈向解放胜利的转折点。在这场战役中，我军缴获百万发子弹，几乎一夜之间“富可敌国”。

上党战役，究竟对我军有多重要？它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阎锡山的狼子野心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伴随着日本裕仁天皇发表《终战诏书》落下了帷幕。然而，对于山西来说，这并不是和平的开端，一场新的战斗即将拉开序幕。

阎锡山，这位在山西盘踞了三十年的“土皇帝”，在日本投降后看到了自己彻底掌控山西的机会。

抗战期间他选择避战不出，将正面战场的重担全部推给了八路军。与此同时，他却暗中积蓄力量，保存实力。

日本投降后，他的算盘打得更加精明：借助蒋介石的支持抢占上党地区，并以此为跳板实现对整个山西的武力统一。

8月16日，蒋介石通过密令指示阎锡山：“务必趁日军尚未完全撤离之前，快速出兵上党，掌控长治等重要战略要地，为日后的谈判积累筹码。”

接到命令后，阎锡山立即行动。他命令晋绥军第19军军长史泽波率领1.4万装备精良的部队，以“接受日军投降”的名义，迅速向长治、壶关等地推进。

短短数周内，史泽波的晋绥军接连攻占襄垣、长治、壶关等地。

面对如此局势，党中央接到前线紧急电报后迅速作出决定。毛主席指示刘伯承和邓小平：“绝不能让阎锡山的阴谋得逞，务必迅速组织力量，对晋绥军进行坚决打击。”

对于刘伯承而言，这不仅是一场战斗，更是一场全新的考验。阎锡山的晋绥军装备精良，背后有蒋介石提供的全力支持。

而八路军刚刚经历抗战的消耗，武器简陋，弹药严重不足。即便如此，刘伯承依然保持冷静，他清楚地意识到：上党战役不仅是一场局部的胜负之争，更是一次关乎未来全局的试探。

太行山的反击序曲

山西长治，地势险要，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抗战时期，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八路军129师在这里建立了敌后根据地，与日军展开了长达数年的艰苦斗争。

如今，日寇虽已投降，但长治城内仍旧弥漫着紧张的气息。

“先打外围，再夺主城。”刘伯承的作战思路清晰而果断。

他深知，阎锡山的晋绥军虽装备精良，但其兵力有限，主要集中于长治、壶关等几个重要城镇，而周边的卫星据点防御薄弱。

如果能够逐一拔除外围据点，不仅能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还能获得急需的武器弹药补充。

8月27日，反击的号角正式吹响。太行纵队对襄垣发起进攻，这座战略位置重要的小城，成为我军反击的第一站。

为了避免陷入硬碰硬的僵局，刘伯承选择以封锁战术断绝敌军的通信和补给。短短两天时间，我军战士便通过昼夜封锁，使驻守襄垣的晋绥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

29日深夜，当我军大部队展开冲锋时，敌军毫无防备，竟在短短数小时内便全线崩溃，襄垣宣告解放。

首战告捷之后，我军乘胜追击，迅速将战火烧向长治周边的其他卫星城。刘伯承充分利用地形优势，将敌军逐步逼入守势。

在屯留的战斗中，我军采用了“先声东击西，再以地道攻坚”的策略。战士们在城墙下开掘地道，安装炸药，一举摧毁敌军的防御工事。最终，屯留的晋绥军守备部队在激战中全军覆没，这座小城也重归我军掌控。

长治周边的卫星城接连失守，阎锡山的主力部队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然而，这并未让敌人放弃抵抗。史泽波将所有希望寄托于长治城的坚固防御，他派出特务加强巡逻，并加固日军遗留下来的工事，试图凭借这些坚城与我军长期对峙。

刘伯承却早已看穿了他的意图，他一边调动部队对长治形成合围之势，一边在外围的战斗中有针对性地集中力量消耗敌军。

同时，太行山区的老百姓也自发加入支援的队伍，他们抬担架、送粮草，为战士们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随着战局的推进，我军不仅拔除了长治外围的所有据点，还成功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为后续的总攻奠定了基础。

此时的刘伯承没有丝毫松懈。他清楚地意识到，虽然我军在局部战场上占据了优势，但长治的主城攻坚战才是这场战役的最终考验。

围城打援，决胜长治

长治城内，驻守的史泽波部队凭借日军留下的坚固防线以及精良的美械装备，试图与解放军展开一场消耗战。

而城外，刘伯承和邓小平已将三路大军分布在长治周围，以重兵围困，将这座孤城变成了瓮中之鳖。

然而，刘伯承并未急于强攻。他断定，孤城内的史泽波必然向阎锡山求援，而阎锡山绝不会轻易放弃这座战略重镇。

果不其然，长治外围的连连失守让史泽波坐立难安，他发出的求援电报很快传到了阎锡山手中。

对阎锡山而言，长治是晋东南的核心，若失守，整个山西的战局都将崩溃。他当即下令集结两万多精锐晋绥军，携带大批弹药和物资，由第七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率领，从太原紧急出发，火速增援长治。

阎锡山的动作，正中刘伯承下怀。他迅速调遣陈赓与陈锡联两部精锐，提前在晋东南的山谷险隘处设下埋伏。

9月15日，彭毓斌率领的援军浩浩荡荡地从太原出发，然而，刚行至太行山中段，突然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

山洪暴发，士兵们步履艰难，而沿途的村民早已奉解放军命令，实行坚壁清野，粮草断绝，士兵们饥寒交迫，体力逐渐被消耗殆尽。

就在他们疲惫不堪之际，解放军的伏击战打响了。

陈赓和陈锡联的部队从两侧山坡扑向敌军，用少量火炮开路，随后直接展开近距离的步兵冲击。

彭毓斌的部队虽然装备精良，但面对解放军的灵活战术与猛烈攻势，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彭毓斌一度指挥部队抢占山头构筑防御阵地，但解放军迅速以夜袭和冷枪冷炮逐步蚕食敌人的抵抗力量，将援军一步步逼入深谷。

与此同时，长治城内的史泽波也按捺不住。他多次试图突围，但每次都被解放军的包围圈击退，损兵折将。

10月初，围剿彭毓斌部的战斗进入尾声。经过连续十余天的激烈交火，彭毓斌终于抵挡不住，他试图趁夜色从解放军留出的“生路”撤退，却不料这正是解放军布下的陷阱。

当敌军开始撤离时，解放军迅速发起最后的围歼战，彻底击溃了这支两万人的援军，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彭毓斌本人狼狈逃窜，而他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

围城打援的胜利彻底摧毁了阎锡山的增援计划，长治成了真正的孤城。

10月7日，史泽波率领残兵试图冒雨突围，却被解放军早已布下的伏击圈拦截。经过短暂的激战，史泽波部全线崩溃，1万余守军被歼，史泽波本人也被俘。

这场耗时一个多月的战役，以解放军的全面胜利告终。

百万发子弹的背后

刚刚结束的上党战役，以八路军的全面胜利宣告终结。战士们将缴获的枪支、弹药一点点清点出来——百万发子弹、数千支步枪、上百挺机枪、七十余门火炮，还有堆积如山的物资。

而这些战利品，对于长期处于物资匮乏状态的八路军而言，无异于久旱逢甘霖。

自抗战以来，八路军始终面临着弹药短缺的难题。刘伯承曾开玩笑地说道：“打仗打仗，咱们的仗，得靠缴获来打。”这虽然是句玩笑话，但却是当时残酷现实的真实写照。

然而，上党战役的胜利让这一切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战士们一边擦拭着缴获的枪支，一边开玩笑道：“阎锡山帮咱们办了个‘军火展览’，全送给咱们了。”

除了物资上的补给，这次战役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它为我军打开了战略局势上的突破口。战后，百万发子弹被迅速运往各大根据地，平均分发到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中。

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高度评价道：“这场战役打得好，打得坚决、彻底！”

此外，上党战役的胜利，不仅提升了解放军的军事实力，更直接改变了国共两党的谈判格局。

战后不久，我党在重庆谈判中以军事上的胜利为依托，逼迫国民党签署了《双十协定》。

虽然和平仅是短暂的，但这份协议却为我党争取了时间和空间，让人民军队得以休养生息，为解放战争积蓄了更大的力量。

可以说，上党战役的胜利，不仅是一场战斗的胜利，更是整个解放战争的重要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