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从东北撤入关内葬送东北的张学良被蒋介石调往了陕西对抗刚刚在西北站稳脚跟的红军。然而在与红军的战斗中东北军被红军强大的战斗力打得溃不成军，面对低迷的士气和无法补充的部队，外加上我党的游说，张少帅的心中逐渐开始酝酿一件大事。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联手对蒋介石发动兵谏，使用武力扣押蒋介石，逼迫其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虽说此事是大势所趋，并且也是救亡图存的壮举。然而此事在当时还是引发了轩然大波，张学良和杨虎城面临着来自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压力。

原本，张学良计划在早上扣押蒋介石后，立刻向外界发出通告，提出自己的“八大救国主张”，等到晚上的时候再通知南京国民政府，这样的话能够让张学良和杨虎城完成兵力部署，卡住进入陕西的关卡——潼关，阻止中央军试图武力解决兵谏的阴谋。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却是几乎和中共中央同步得到了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进而提前采取了行动，不仅先于张杨的部队到达了潼关，而且还提前散布了假消息，宣称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人的爱国行为为谋逆，让本来身怀大义的二人被全国声讨，在政治上十分被动。这也就让西安事变本身占据先机的二人处处被动。那么，到底是因为什么才让南京国民政府提前得知了消息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张学良杨虎城身边的人几乎无人可用，在做此大事之前未能分辨忠良，进而导致消息泄漏，全盘被动。后来因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件泄密的事情也就没有怎么再提起，但这次泄密也确实造成了不良后果，值得深思。

事件源头在张学良准备西安事变之时，他并没有通知太多的人，甚至都没有通知中共中央。西安事变爆发之后，为了应对中央军的强大攻势，这个时候张学良才希望中共中央能够派出曾经痛打过东北军的徐海东出面坐镇。而在此前，我军并不知道张学良要采取兵谏的方法，因此红军并没有什么行动。如此要紧的行动，张学良自然是要安排自己信得过的人去安排，张学良也非常清楚，在扣蒋行动展开以后，最重要的位置便是潼关。因此必须提前安排人去潼关防守。张学良心中的合适人选有两个人，一个是万福麟，一个是黄永安。这两位可以说是张学良的心腹爱将，在东北之时颇受张学良的恩赐，这也让张学良对这两位格外放心。此时，万福麟带领五十三军驻扎在河北保定，而黄永安则带领一个炮兵旅住在河南洛阳，此时从洛阳到潼关一路上并没有中央军把守。如果黄永安立刻带兵占领潼关，则中央军进入陕西的大门被封死，万福麟控制郑州卡住铁路，阻止其他中央军北上，这就能够给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人足够的时间从容解决西安事变。

因此，张学良提前给二人发了密电，要求二人配合自己的行动。考虑到自己平日对二人多有恩典，二人也是自己的心腹，张学良也就省去了试探这一步，直接通知了他们自己的想法。然而，问题就出在了这上面。张学良此时完全忽略了一点，东北军若是在东北，那张学良自然是东北王，两人跟着张学良自然可以在东北威风八面。然而，此刻的东北军离开了东北，那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张学良的地位和名声在这并不管用，两人不过是投机小人，此时看张学良失势，怎么会死心塌地？万福麟和黄永安全都没有按照张学良的命令执行，万福麟尚好，他虽然没有执行命令，可尚有一丝报恩之心，他也没有向南京国民政府告密，而是等到第二天再公开密电洗清嫌疑。然而，黄永安这边却直接将这一封带着张学良信任的密电交到了中央军洛阳军分校主任兼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的手里。原来，黄永安和祝绍周本就有私交，黄永安计划在12日下午5点在万景楼饭店宴请祝绍周和洛阳警察局局长等人吃饭。

如果黄永安对张学良忠心耿耿且是一员勇将的话，这就是一网打尽中央军在河北力量的天赐良机。然而黄永安却是一个“妻管严”，面对此等重要之事，身为堂堂军队少将，一个炮兵旅的旅长，居然要和自己的老婆商量一下。黄永安的老婆是一位标准的富人女儿，早年在北大读书，却完全没有学到北大学子的爱国热情，反而沾满了自己家里的铜臭。本就和祝绍周的夫人关系甚好，在得知自己的丈夫接到这样一封密电之后，她大骂自己的丈夫，说张学良这是以卵击石，以下犯上，怎么可能会是中央军的对手，黄永安这么做是与虎谋皮，应该立刻将信件交给祝绍周洗刷嫌疑。堂堂七尺男儿，面对国家危亡之时，黄永安居然对自己的老婆言听计从，乖乖地将这封密电交给了中央军将领祝绍周，祝绍周随即将信件传回了南京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立刻响应。这要比张学良和杨虎城向全国发出通电的时间早了整整12个小时，在这12个小时中，情况急转直下。

惨烈后果那么这一次泄密又给张学良和杨虎城造成了多少麻烦呢？首先在军事上，黄永安和万福麟均未执行张学良的命令，没有控制铁路也没有控制潼关，而黄永安的告密又让祝绍周有了时间去调动部队。黄永安背叛了张学良，不仅没有反对中央军，甚至和手下一起向祝绍周缴械。一时间，面对无人把守的潼关，张学良和杨虎城无兵可派，因为此前二人为了防止被猜忌，不敢向潼关派兵。为了堵上潼关，杨虎城不得不命令和自己有芥蒂的冯钦哉率部前往潼关。只不过此举是无奈之举，因为冯钦哉是唯一一支距离潼关最近的部队，可杨虎城应该都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因为杨虎城和他有过矛盾，外加杨虎城也知道此人和蒋介石有过来往。但此时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但事情果然没有发生转机，冯钦哉也没有执行杨虎城的命令，祝绍周的中央军顺利占领了潼关。而占领了潼关之后，西安等于一座空城。就算是此时让红军主力前来，怕也是有心无力。在得知潼关被占领后，主战派的何应钦大喜过望，立刻调兵遣将，决心一举歼灭张学良和杨虎城。

好在得知此事后的宋美龄坚决反对，投鼠忌器之下的何应钦只得放弃了武力进攻的打算。但这中央军的压力还是始终围绕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身上，如果不是因为中央军近在咫尺，西安事变的解决也不会如此仓促，张学良也不会想着坐飞机去南京请罪。而在政治上，由于给予了南京方面足够的时间“准备弹药”，也就让南京方面做足了舞弄是非的准备。12月13日，中央研究院等七学术机关通电全国讨伐张学良；南京各大学校长、教授罗家伦等347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指责扣留蒋介石的行为。而知识分子中的反动知识权威胡适、傅斯年更是公开认为张杨二人为叛变，攻击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为蒋介石错误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摇旗呐喊。除了知识分子外，媒体也大多持批评态度。12月17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全国声讨叛逆一致拥护政府（各界通电痛斥张学良）》。在国际上，由于外交一直是被国民政府所控制，因此西方各国对于张学良都是极力抨击，甚至就连苏联都不满张学良的举动，认为张学良此举破坏了中国的统一，破坏日益高涨的人民抗日运动。在这些人之中，只有一个人发出了正义的声音，那就是在此时来到西安的记者斯诺。

可见，在这12个小时之内，本来应该是一场救亡图存的爱国兵谏，却被扣上了“叛国”的帽子，两位爱国将军也因此蒙受不明之冤，变成了逆贼。这让张、杨二人的行动如履薄冰，更加限制了中共中央在这件事情上的发挥。一位叛徒的泄密，险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破坏这一次爱国行动。虽然在周恩来等中共爱国人士的周旋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内战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然而，现在想起那时的危机场景，仍叫人不禁后怕。由此事也就可以看出，张学良此人虽有侠气却无头脑，他完全忘记了自己此时并不是在东北老家，在这陕西地界，真正的强龙是中央军。自己的手下也并无可担大任之才，都是些唯利是图的小人。将家国大事交在他们手上岂能有好结果？在他执行不抵抗策略让东北军远离故土之时，这个结局就应该能预料到了。好在他结交到了正确的盟友，而他的盟友也不辱使命，拿回了曾经属于他的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