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古人之所以那般写，在于“忠厚著史”的传统，在于不想让求全责备的声音淹没了历史中人真正值得被关注的功业或美德。要言之，存事实，并提醒事实的重点。——今天讨论某一人物不还常常是死磕他的一二小错，置真正值得学习处于不顾？

少时读史，常读着读着某一篇传记便禁不住地在心里嘀咕：这……这怎么全是功业或优点呢？他这一辈子就没干过什么坏事吗？怎么，怎么我们的史书上“人均圣人”呐？俟后，那自然是唉呀呀我们的史书果然大有问题——真相啊！真相啊呜呼哀哉……遂顿感自己的聪明。然而，待稍再读一些书，稍再知道一些“道听途说，德之弃也”的道理，稍再知道一些浅尝辄止便对着别人大说什么“心得”实乃丢人现眼，便渐渐发现了从来没有“个人的历史”的这回事——而只有“历史上的个人”，其：一个人的缺点、缺德事固然常常是少见于他的本纪、本传，实则已然给著史者巧妙地安排在了别人的传记里。

——如褚遂良，本传何其“伟光正”；但视诸《新唐书•崔光远传》，不一样了。

于彼《崔光远传》之中，辅以《李道宗》《卢承庆》等传，褚遂良竟至诬陷刘洎至死；又因与江夏王李道宗有隙，竟至诬陷其与房遗爱谋反；又尝构卢承庆、李乾祐，皆坐贬……是的，这才勉强拼凑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褚遂良——是若“历史上的褚遂良”究竟是何面目，究竟有多复杂。继之，那段唐初的历史大约是何面目、有多复杂。再如名震千古的西汉大儒戴圣——《小戴礼记》即他的大作，也依然是载诸《汉书•儒林》而几无一词置于贬也，也依然容易让人误解为“这……这哪来的圣人啊”。而《何武传》则做了戴圣的另一片拼图，其人如何虚伪如何小肚鸡肠等等，由是见之（但终知悔悟）。

——再如一生无懈可击如郭子仪者也有不可忽视的短处，其《唐书》本传亦不载。

例子太多太多了。总之是不可不对往圣先哲们用心竭力留下的煌煌史书抱以敬畏之心，不可不知“学无止境”竟有多么的无止境。——道理自是这么个道理，没什么问题；不过，还须问，自古史家何必要这样写呢？直接在一篇传记之中把这个人的方方面面都写齐备了不好吗？清代史学大家赵翼赵瓯北给出了这么一番解释，谓：“此皆欲以完节予其人，不忍累以白璧之瑕。固用心之忠厚，亦作史之通例也”（《陔余丛考》）——即古人之所以那般写，在于“忠厚著史”的传统，在于不想让求全责备的声音淹没了历史中人真正值得被关注的功业或美德。要言之，存事实，并提醒事实的重点。

——今天讨论某一人物不还常常是死磕他的一二小错，置真正值得学习处于不顾？

瓯北之说确然有理，但古人如此著史的道理似远远没有这么简单。诸如他瓯北的角度其实仍然在于“人的历史”，而非“历史上的人”，赵氏若未能看见：史传相联绝非这么一种，即“史联”绝非“名臣小疵联于他传”这么一种类型。少则还有：1、传、表、志的相联，典型者，如《史记》；2、汇传的相联，时代不同的两人却合为一传，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3、专传的相联，合多人之传才能看全一个人的功业，如邓禹之于东汉的大功，非并联《后汉书》多人专传不能得之；4、略个人事迹而联合多人入一表一志一颂赞，如《三国志•蜀志》之不尽载者，补以《季汉辅臣赞》……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史联”的情况太多太多了。

——柳诒徵先生说得更好，也说得更不留情面：恐怕头脑简单的人读不了中国史。

表以联事，志以联文，文又接联表志……以及只有捋清楚了这些相联关系才得以勉强地看懂“历史上的这个人”——这还真的不是一般的头脑可以应付得了的。此非“智商”之谓，谓：若非常年浸淫于我国的政治社会生活或文化生活，则不足以读懂我国的历史。反过来也成立，其：若非读过、想过乃至躬身经验过这样的历史，非深深有感于其中较之《红楼》还复杂巨万倍的人事相联、时事相联、时人时事跨时代相联，则不足以看懂此时此刻的政治社会生活或文化生活（化用柳诒徵《国史要义》观点）。——是的，比之于迁史班汉那么多的联史见义，那么深的联义见性，《红楼梦》真远远说不上复杂精妙。

——综上，国史实在读不尽，学无止；读之学之又犹在经世，在穷人理以该万方。

写于北京办公室

2024年8月8日星期四

【主要参考文献】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赵翼《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等，柳诒徵《国史要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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