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上色老照片：婉容拿太监凉帽做调皮状，男子向外国人展示辫子

清末，在时光长河中业已斑驳的岁月，一组上色老照片宛如被唤醒的沉睡记忆，缓缓展开一段别样的往昔。

1900年，天津法租界，两个青年在照相馆留下剪影：立者脚踏圆凳，双手捧西洋礼帽抵膝；坐者斜倚太师椅，身旁黄铜花盆里的墨兰垂落叶片，脚边狼皮毯的苍灰色绒毛，正吸附着地板上。

1903年深秋，清末，于苏州阊门的“镜花阁”照相馆内，孪生三姐妹准备合影留念。

她们的装扮如出一辙，头戴的抹额皆由家中长辈精心绣制，与身上的月白缠枝莲纹夹袄袖口同色镶边相得益彰。下身搭配的马面裙尤为惹眼，裙裾上绣着的海水江崖纹精致繁复，随着她们的细微动作，仿若有波涛涌动。随着“咔嚓”一声，这一瞬间被永远定格，成为清末闺阁风貌的珍贵影像。

1902年，照片中是清末民初时期的政治家、外交家、法学家伍廷芳。1902年的《伦敦新闻画报》曾刊登他的肖像，称其为“中国的格莱斯顿”。

1902年9月5日签署的《马凯条约》是清末最重要的商约之一。作为中方谈判代表，伍廷芳与吕海寰、盛宣怀共同应对英国提出的“裁厘加税”要求。谈判期间，他不仅需平衡列强利益（如英国要求开放长沙、万县等口岸），还要维护清廷财政权益（如保留盐厘和销场税）。

清朝时，男子皆剃发蓄辫，这一独特发式与浮海东来的外国人截然不同，引发了他们强烈的好奇。

瞧，镜头前这几位清朝男子，应摄影师恳切请求，大方展示起自己的大辫子。他们站在异乡人好奇目光聚焦之处，抬手将垂于身后的辫子轻轻拿起，那辫子乌亮油滑，长度大多过腰，有的甚至几近及臀。男子们任由摄影师从不同角度拍摄记录，这一幕恰似东西方文化初次碰撞时，在光影间留下的独特注脚。

爱新觉罗·载泽，字荫坪，满洲正黄旗人，嘉庆帝五世孙，其妻为慈禧太后侄女、隆裕皇后之妹，兼具宗室血脉与帝后姻亲的双重身份。

1905年，日俄战争以“立宪国”日本战胜“专制国”俄国，给清廷以强烈冲击。为缓解革命压力、维系皇权，慈禧太后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临行前，革命党人吴樾在正阳门车站实施自杀式袭击，载泽被炸伤右肩。

1906年归国后，载泽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提出“立宪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将宪政改革本质定义为“以宪法之名，行集权之实”。此折直接促成慈禧太后下诏“预备立宪”，但也为后续“皇族内阁”“钦定宪法”的出台埋下伏笔。

载泽主持中央官制改革时，表面废除“六部”，设立民政部、度支部等机构，实则将关键职位（如陆军部、度支部）牢牢掌控在满族亲贵手中。1906年公布的新官制中，11个部院首长里，满族7人、汉族4人，彻底暴露“立宪”背后的权力垄断，引发立宪派强烈不满。

作为度支部尚书，载泽试图将地方财政收归中央，推行《清理财政章程》，却遭袁世凯、张之洞等地方实力派抵制。他设计的“币制改革”，计划发行“大清银行兑换券”，终因各省私铸银元泛滥、清廷威信扫地而流产。

1908年，载泽牵头制定《钦定宪法大纲》，全文23条，其中“君上大权”占14条，规定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总揽立法、行政、司法权”。这种“假立宪”的本质，连立宪派领袖张謇都叹道：“仅得‘立宪’空名，不得立宪实质。”

武昌起义爆发后，载泽力主镇压，反对起用袁世凯，甚至提议“迁都热河，固守满蒙”。1911年“皇族内阁”成立，他出任弼德院副院长，仍试图维系“皇权至上”的最后防线。清帝退位后，他参与“宗社党”复辟活动，晚年寓居天津租界，拒绝与北洋政府及伪满政权合作，却也再未涉足政治。

载泽是清廷中少有的“睁眼看世界”的亲贵，其宪政考察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对西方制度的认知，主导的改革措施（如设立现代财政体系、制定商法）具有一定近代化意义；但是，他的所有努力均以“保皇”为终极目标，将宪政视为皇权的保护伞，拒绝触及专制根本。这种“跪着改革”的姿态，注定了其失败——当1911年皇族内阁彻底暴露清廷“立宪”的虚伪性时，载泽等人的革新，反而加速了旧王朝的合法性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