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深秋，北京人民大会堂的灯光彻夜未熄。陈毅元帅摘下眼镜，重重拍向铺满图纸的会议桌：“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千里之外的青海金银滩，一群科学家正裹着羊皮袄，在零下40度的寒风中计算着爆轰参数。

而在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摇晃着红酒杯对记者说：“中国人连裤子都穿不上，还想造原子弹？”

这三个场景交织的时空里，一场关乎民族命运的科技突围战，正在改写世界核格局。

1948年5月，巴黎居里实验室的樱花树下，伊莱娜·居里将10克镭标准源交到中国学者钱三强手中。这个装着放射性物质的铅盒，即将开启一段跨越洲际的核能传递。

35岁的钱三强在归国邮轮上写下：“要把法兰西实验室的星火，燃成华夏大地的烈焰。”

1950年成立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办公桌是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实验设备是用小米加步枪换来的。钱三强带着26人的团队，在北平东皇城根的破庙里，用算盘和手摇计算机开启了核物理研究。

他们或许不知道，九年后这座破庙走出的科学家，将撑起中国核工业的半壁江山——邓稼先在这里推导出中子输运方程，朱光亚在此完成首份核爆效应报告，彭桓武更是在香炉旁写出了铀浓缩理论雏形。

1958年的青海湖畔，27万头牦牛驮着牧民的家当缓缓东迁。

世代居住在金银滩的藏族老人多吉，看着测绘队员在自家帐篷原址打下木桩，用生硬的汉语问：“你们要在这里建宫殿吗？”测绘员指着远处三顶军用帐篷回答：“我们要种马兰花。”

这个代号“211”的核基地，最初只有三顶帐篷、七名技术员和五匹军马。

从清华园来的大学生王方定，用牦牛粪当燃料煮铅水铸造防护设备；哈军工毕业的工程师们，在海拔3200米处发明了“盐水降温法”防止精密仪器冻裂。

最艰难的1960年，科研人员每月仅有15斤青稞面配额，饿着肚子做爆轰试验的程开甲，在日记里写道：“今日节省二两面，可多做三次数据校验。”

1959年6月20日，莫斯科的急电震动了中南海。苏联单方面终止《国防新技术协定》，撤走全部专家，带走的图纸在火车站堆成三米高的纸山。

聂荣臻元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举起半张被撕毁的流程图：“他们要留半张羞辱我们，我们就用这半张造出整颗原子弹！”

被激怒的科学家们将工程代号定为“596”——这个数字既是对苏联毁约日的铭记，更是中国核工业的独立宣言。王淦昌带着团队在长城脚下重建爆轰实验室，用铝锅熔化炸药；周光召用特征线法解决了苏联专家留下的“超压方程”难题；郭永怀在风洞试验中发明“卡门-钱公式”的改进算法。

1962年冬，当张爱萍将军向中央汇报“两年规划”时，毛泽东特意叮嘱：“要给他们送红烧肉，科学家脑力消耗大。”

引爆塔下的百米深井里，技术人员正在安装代号“老邱”的原子弹。

总指挥张蕴钰将军突然叫停：“把毛主席像章取下来！”

在场众人愕然——那个年代摘领袖像章需要极大政治勇气。

将军指着塔顶飘扬的国旗说：“冲击波可能损毁像章，这是对主席更大的尊敬。”

15时整，罗布泊的寂静被惊天动地的轰鸣撕裂。正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东方红》剧组的周恩来，突然中止谈话走向电话机——这个预先约定的动作，让在场文艺工作者瞬间热泪盈眶。

远在青海的邓稼先收到密电：“老邱肠胃病已愈。”这位“两弹元勋”躲进厕所痛哭失声，手里攥着三年前离京时女儿送的玻璃弹珠。

蘑菇云升起47分钟后，日本首相官邸的电话骤然响起。当中国外交官平静通报“我国在西部进行了一次核试验”时，曾在广岛经历过原子弹袭击的接线员突然失声痛哭。

这个刻意选择的首个通知对象，蕴含着穿越十九年的历史回响——从《马关条约》到东京审判，中华民族用核爆完成了最震撼的世纪回应。

在华盛顿，刚吃完安眠药的美国总统约翰逊被紧急叫醒。他盯着卫星照片喃喃道：“这是自由世界最黑暗的一天。”而在台北士林官邸，蒋介石对着大陆方向沉默良久，最终在日记里写下：“毛确有过人之处。”

最具戏剧性的是莫斯科，赫鲁晓夫下台与罗布泊核爆仅隔三天，勃列日涅夫望着克里姆林宫穹顶苦笑：“这朵蘑菇云，成了赫鲁晓夫最好的墓志铭。”

《钱三强传》（科学出版社）《聂荣臻与科技大军》（国防工业出版社）《中国原子弹的制造》（原子能出版社）《596秘史》（中共党史出版社）《罗布泊的回忆》（解放军出版社）《二十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湖南教育出版社）《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邓稼先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