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公元263年8月，魏国实际掌权人司马昭发动灭蜀之战，拉开了三国统一的序幕，战事持续不到半年，后主刘禅投降，蜀汉宣告灭亡。

蜀汉政权是四百年两汉帝国的延伸，它的灭亡标志着刘汉皇权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蜀汉的灭亡既有军事上的因素，也有政治上的因素，其中，军事因素是外因，政治因素才是内因。

表面上看，蜀汉灭亡是因为魏军大将邓艾出奇兵偷袭成都。但实际上却是益州本土士族集团对司马家族的妥协。

益州的士族们看到刘氏政权式微，为了保证自身利益不受损失，遂不愿再为其卖命抵抗魏军，最终迫使刘禅投降。

可以说，魏灭蜀之战本质上与此前荆州刘表政权投降曹操、益州刘璋投降刘备相同，都是士族集团对割据政权统治者的无情抛弃。

司马昭为什么不顾反对坚持灭蜀，因为他看到了刘备政权的虚弱本质

公元260年，曹魏国都洛阳爆发震惊天下的甘露之变，魏帝曹髦不满司马昭专权，率三百亲兵前往讨伐。

结果在皇宫南阙与司马昭亲兵部队爆发冲突，曹髦本人被司马昭下属军官成济刺死。

曹髦虽是傀儡，但毕竟是一国之君，如今却横死街头，可谓千古第一政治丑闻，史载：

“王莽、梁冀阴行鸩毒，未有如此之显者也。”

司马昭当街弑君的悖逆恶行让司马氏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极大延缓禅让代魏的步伐。

为了洗刷弑君的负面影响和政治污点，司马昭急需一场对外军事胜利，建功立业，挽回政治声誉。

262年，司马昭决定发动灭蜀之战，此令一出，犹如炸弹一般，引发朝廷讨论，朝中大臣几乎一边倒的持反对态度。

自从219年汉中大战，曹操战败以来，魏国一直采取守势，一方面蜀汉倚仗两川，在地缘上居高临下，威胁关中，另一方面还要承受来自东吴的两线作战。

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诸葛亮五次北伐，姜维十一次北伐，不断向魏国进攻，给魏国造成极大压力。

眼下的情况能守住关中已是不易，贸然进攻万不可行，汉中之战和诸葛亮留下的阴影挥之不去，征西将军邓艾长期与蜀军交战，数次上书称未到伐蜀时机。

但司马昭坚持己见，伐蜀计划酝酿良久，绝非一时冲动，邓艾等人仅仅从军事角度分析利弊，却没看到敌我大势和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

蜀汉虽然数十年来屡次进犯，但区区益州一州之力，人力、物资消耗极大，蜀中百姓、士族怨声载道。

况且姜维长期领兵，以及荆州执政班底的凋零，朝中大权早被益州本土集团取代，益州集团是典型的保守派，他们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对诸葛亮、姜维的北伐战略嗤之以鼻。

正如司马氏等中原士族攫取曹魏政权一样，蜀汉政权同样被益州士族控制。

综上，司马昭评价“师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显然司马昭看到了蜀汉政权内部的矛盾与虚弱，才执意伐蜀。

与司马昭持同样观点的是司隶校尉钟会，钟会出身颍川大族，他的父亲是曹魏重臣、太傅钟繇。

相似的出身和立场决定相似的价值观，因此常与司马昭一同“筹度地形，考论事势”。

魏灭蜀之战：以正和，以奇胜

263年八月，魏灭蜀之战拉开序幕，司马昭集合十八万大军分三路南下。

中路军由钟会统率十万主力进军汉中，西路军由邓艾率三万多人，出陇右直接进攻沓中姜维主力，中路军由诸葛绪率三万多人马，自祁山向阴平切断姜维后路。

蜀汉后主刘禅急令调成都主力前往支援。汉中乃扼守益州之要道，一旦汉中失守，成都岌岌可危，钟会十万大军强压汉中正是要打开通往成都的钥匙。

姜维洞察魏军意向，紧急回援汉中，赶在诸葛绪断其后路之前进入汉中。

此时汉中的多数据点已被攻下，钟会大军直逼剑阁。剑阁，地形险峻，道小谷深，易守难攻，是汉中通往成都的主要通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不容有失。

姜维进军神速，在钟会抵达前成功进入剑阁，姜维利用有利地形，据险防守。

钟会大军拥挤在群山峻岭间，无法发挥大兵团野战优势，被阻隔于关前动弹不得，无奈之下，只得写信以功名诱姜维投降，但姜维未予回复，钟会只得“望关兴叹”。

与此同时，刘禅派人向东吴求救，吴国派出丁封、孙异等救蜀。

此时的形势对魏军极为不利，一方面被压制在剑阁，孤军深入，后勤补给困难，另一方面面临两线作战，钟会遂有退兵之意。

眼看伐蜀大业付诸东流，还是邓艾想出妙计，鉴于剑阁难以攻克，与钟会会师失去意义，遂建议：

“从阴平由邪径(小道)经汉德阳亭(四川剑阁西北)趣涪(今四川绵阳东)，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余里，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守必还，则钟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

按照邓艾的计划，干脆绕开剑阁直接走阴平小道进军涪城，直取成都，到时候如果姜维回援，钟会趁机攻取剑阁，兵锋直叩成都，如果不还，自己则率军拿下成都。

邓艾的计划一出，引起魏军内部激烈讨论，因为从阴平小道出发有七百余里无人区，从未有人涉足，尽是崎岖险峻、人迹罕至的山路。

计谋虽妙但风险太大，谁都不确定能顺利穿越出去，一旦计划失败，将承担极大的责任。

诸葛绪更是直接拒绝邓艾之议，单独率军投奔钟会。眼下只剩下邓艾所率三万部队，形势更加紧迫，但邓艾思来想去，仍决定兵行险招。

当年十月，邓艾率军自阴平道出发，一路攀登小道，凿山开路，造作桥阁，由于山高谷深，地势复杂，行走艰险，邓艾军几乎陷入断粮绝境。

但是必胜的信念支撑着邓艾继续前行，他不断鼓励士兵，并身先士卒，在悬崖面前，邓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

就这样，邓艾军克服千难万险，终于通过七百里阴平险道，到达江油。江油守将马邈望见“从天而降”的魏军大惊失色，这完全出乎其意料，当即不战而降。

刘禅在得到邓艾通过七百里无人区并奇袭江油的消息后，慌忙派遣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前往涪城迎敌。

但接下来的局势却如同一边倒一样，诸葛瞻大军与邓艾交手接连溃败，邓艾先后攻占涪城、绵竹，斩杀诸葛瞻，一路长驱直入逼近成都。

当年十一月，刘禅接受谯周意见，开城投降，不久姜维在得知刘禅投降的消息后也向钟会投降，至此持续四十年的蜀汉正式灭亡。

蜀汉灭亡的真正原因

蜀汉灭亡表面上是邓艾奇谋得逞的结果，但真实情况远没有那么简单。其实，蜀汉完全有机会反败为胜，扭转局势。让我们复盘一下局势。

当邓艾兵临江油城下时，大体是有些绝望的，史书记载：

“江油关口险峰壁立，直插云天，关下江流湍急，浊浪翻卷。”

江油关之天险丝毫不亚于剑阁关，这也就能解释蜀汉为何派重兵驻守江油，而阴平七百里山道却成为无人区。

可以想象，邓艾大军从山崖上九死一生逃过劫难，好不容易见到了胜利的曙光，但眼前却是高耸入云的山隘和波涛汹涌的巨浪，邓艾的内心怕是跌落到谷地。

可以说，诸葛亮生前派兵驻守江油就是为了防止阴平小道被敌军突破，从而威胁蜀中腹地。

所以江油作为扼守阴平与成都平原的据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就是防止阴平第一道天然防线被突破后阻击敌军。

然而这一重要防御体系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守将马邈不战而降，致使蜀汉西部防线遭遇沉重打击，成都门户洞开，邓艾一路长驱直入，兵锋直抵成都城下。

当然，江油的失守也并不意味蜀汉没有翻盘的机会，成都周边要隘雒城尚在，除了汉中及陇右，其余地盘仍在刘禅手中，蜀汉仍存半壁江山。

且不说主力部队姜维、廖化等仍在抵抗，成都以南的南中六郡等广大地区已部署好部队随时准备北上增援。

当时成都城内尚有两万余兵力，物资粮草充足，而且城池高大坚固，而邓艾军历经艰险，军队不过两万余人，且孤军深入，人马疲敝，以蜀汉尚存的实力完全可以与之匹敌。

然而这一切终究化为泡影。那么明明可以抵抗，刘禅为什么要投降呢？

其实并非刘禅无能，实乃形势所迫，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益州士族集团。

从东汉以来，士族集团就牢牢控制着政权和社会资源，三国时代以来，中原割据，诸侯混战。

曹刘孙依靠武力拼杀得以三分天下，但在各自集团内部都在与各自地区内的士族豪强合作。

比如曹操得到荀彧等颍川士族的支持，孙权亦有张、顾、陆、朱等吴郡江东士族的支持，刘备也不例外，在夺取益州后就与益州士族建立联系，赐予高官厚禄。

可以说，三国表面上是军阀混战，但其实都是在得到士族支持才能坐稳江山。

当然，曹刘孙也都在依靠自己的嫡系与士族制衡，比如曹操依靠曹氏夏侯氏宗亲，孙权则有周瑜、鲁肃、诸葛瑾等侨姓士族，而刘备依靠的是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士族集团。

刘备在与刘璋争夺益州时，诸葛亮等荆州集团几乎倾巢出动入蜀帮助刘备，只留下一个关羽镇守荆州。

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刘备率军一路稳扎稳打攻克成都，而此时的情形像极了刘禅政权面对邓艾的窘境。

益州守军将领绝大部分投靠刘备，众叛亲离的刘璋只能选择投降，因为刘璋如果不投降，益州的士族大臣们也会把他绑出来，甚至宰了他也未可知。

毕竟被俘虏和投降的待遇不同。而益州士族集团的出发点就是保证自己的政治和土地利益不受损失，至于谁来做益州的领导并不在乎，反正都是要依靠他们的。

当然，刘备的野心和能力非庸主刘璋说能比，刘备的理想是再造大汉，至少要比肩东汉光武帝刘秀，所以也就注定蜀汉未来“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政治路线。

显然，只有死忠且撇家舍业的荆州集团才能扛起这面大旗。

刘备依靠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核心骨干建立益州执政班底，并通过铁腕和拉拢手段压制益州集团控权的野心。

吴国和曹魏虽然也依靠士族，但没有经历如此大规模的内战，矛盾远不如蜀汉激烈，这也就注定蜀汉政权内部的割裂性。

223年刘备在夷陵之战后抑郁而终，诸葛亮捡起克复中原的大旗，强有力的推动蜀汉北伐事业，并以丞相身份执蜀汉政权之牛耳。

然而看似稳固的执政却蕴藏危机，荆州集团作为客居政治势力，犹如无根浮萍，最大的问题就是后继无人。

反之，益州集团作为土生土长的豪强士族，拥有无尽的人力资源和后备人才，234年诸葛亮病逝五丈原，蜀汉政局逐渐发生变化。

在这之后的二十年时间里，蒋琬、费祎先后执掌蜀汉国政，两人均出自荆州集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荆益势力出现此消彼长的态势。

随着荆州集团老一辈人才的凋零，益州集团逐渐掌控朝堂话语权，蒋琬执政期间尚能秉持诸葛亮遗志，压制益州本土势力。

但费祎上台后就转而选择保境安民，与益州集团合作，可惜妥协没有换来稳定，253年费祎在酒宴上遇刺身亡，而幕后真凶却成为永远的谜团。

费祎的身亡标志荆州集团彻底失势，至于姜维，虽然以诸葛亮继承人自居，但他本身出身于天水，是魏国降将，没有足够的根基与威望统领益州。

姜维名义上是蜀汉大将军，军政一把手，但权力其实掌握在以谯周为代表的益州本土集团手中。

他们的一切出发点就是保证自身利益不受损，司马氏取代刘氏也只是换个主人而已，就如同四十年前刘备取代刘璋。

而且蜀汉连年北伐，国库空虚，民生疲敝，老百姓怨声载道，刘禅政权日趋不得民心。

当邓艾入阴平时，百姓就已逃进山林荒野避难，邓艾破诸葛瞻更是威慑蜀汉，诸县长吏不是望风而降，就是弃官逃走，成都军民士气已降到谷底。

益州士族和百姓的厌战造成蜀汉兵败如山倒，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马邈不战而降，成都为什么一夜之间失守。

刘禅虽是庸主，却并不傻，他看穿朝堂上这些大臣的鬼心思，劝他投降其实是在给他一个体面的台阶，如果不投降，最终的结果是哪天正睡觉被人绑着去见邓艾。

与其这样，还不如顺着台阶下，保留帝王最后的尊严。

最终刘禅在谯周等人的“善意”劝谏下选择投降，而后来刘禅被封安乐公，被戏谑为乐不思蜀，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蜀中本来就不是他的根，父亲辛苦打下的基业被益州士族打包出卖，刘禅心中的痛只有自己知道，回蜀做什么？继续受士族们的白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