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2月28日晚，99岁的冰心在北京过世，很多人文写文章惦念。
这些祭文中，有一位老者很特别。他是以一位“侠之大者”，塑造了奇幻的武侠世界，写过无数荡气回肠的人物。
如今他用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新诗歌形式，写了一首感人至深的无题诗，纪念冰心。
“六十年前，我是诵读冰心阿姨那本毛边书的小读者。今天，小读者成了老读者，心中仍缓缓流过你书上的那些句子……”
没错，他就是查良镛，被几代华人唤作“金庸”的武侠小说作家。
他与倪匡、黄霑和蔡澜被誉为“香港四大才子”，才华横溢，做记者和作家，却连大学也没毕业。
他与古龙、梁羽生和温瑞安并称为“中国武侠小说四大宗师”，他的武侠之路却是给人家当“枪手”才开始的。
金庸活到了94岁，追随着自己儿时的偶像冰心，一辈子执着豁达。
他写武侠小说，拥有广大的读者，影响一代又一代人。
重要的是，江湖里不仅仅是好勇斗狠，武林秘籍纵横奇幻，更多的还是那些硬汉男儿充满了爱和温暖。
金庸又何尝不是为了大爱，做人的狭义，执着了一辈子？
儿时求学：书海浸润的文学启蒙金庸出生于浙江海宁的查氏家族，家族世代书香，祖父查文清为光绪年间进士，藏书之丰冠绝浙西。
家中“澹远堂”藏书楼堆满雕版古籍，金庸幼时常与堂兄弟在雕版间捉迷藏，无意间记诵诗文，文学种子悄然萌芽。
父亲查枢卿虽为“大地主”，却热衷新文学，家中藏有鲁迅、巴金等作品；堂兄查良铿更因购书耗尽饭资，遭父亲斥责。
金庸自述“终日与书为伴”，小学时已通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甚至挑战文言版《荒江女侠》，虽半懂半猜，却沉醉于武侠世界的快意恩仇。
家族中，表兄徐志摩对其影响深远。金庸12岁时代父吊唁徐志摩，目睹其文学遗产，后在《书剑恩仇录》中塑造陈家洛时，隐约可见徐志摩的儒雅气质。
除了徐志摩，他还有另一个远亲蒋百里，也就是钱学森岳父。蒋百里的原配夫人是查良庸的姑妈。
当年蒋百里不理会乡下原配妻子，执意娶日本女人为妻，很多人都发文抨击此事。几十年后，金庸也专门评论过姑父蒋百里这件事。
“都是父亲攀交情、母亲讨媳妇，而不是丈夫讨妻子，所以这是不足以为百里病的。”
这就是金庸的正直与豪爽，乱世之下的勇者，都有选择爱情，事业和自己人生的权利。
金庸就是这样选择与同时期文人不一样的人生之路。
大学梦碎与人生转折：从开除少年到报业巨头金庸求学之路坎坷。高中时因撰文讽刺训育主任被开除，一度面临生存危机，幸得校长张印通帮助转入衢州中学。
1944年，他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却因抗议校内特务横行遭退学。
他记得自己当时成绩优异考入了浙大，因为没钱被拒之门外。他找了校长竺可桢，至今还记得竺可桢对他说的话。
大学不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唯一出路，更大的大学就是浙大门外的世界。竺可桢认可金庸的才华，也相信他可以通过自己努力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
金庸一下子豁然开朗，开始了新的人生逐梦。他辗转进入杭州《东南日报》任记者，凭借英语能力编译国际新闻。
1947年，他以笔试第一名考入上海《大公报》，从此与新闻业结缘。1948年，他随《大公报》迁至香港，开启“身无半文走香江”的漂泊生涯。
1959年，金庸创办《明报》，初期仅三人团队，他白天写社评，深夜赶稿武侠小说，甚至抵押妻子朱玫的首饰维持运营。
1962年“逃港潮”中，《明报》因揭露港英政府遣返难民的暴行声名鹊起，却遭左翼势力威胁，报馆被投掷炸弹，金庸一度性命堪忧。
他坚持“中立立场”，以社评针砭时弊，以武侠凝聚读者，终将《明报》打造成兼具深度与流量的媒体标杆。
武侠小说成为《明报》的生存支柱。《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作品连载时，香港“家家说书剑，户户论金庸”。
小说中的家国情怀与人性挣扎，暗合他对时局的观察。郭靖“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呐喊，正是金庸在乱世中对理想人格的投射。
三段爱情：江湖儿女的多面柔情金庸一生三段婚姻，情感世界如小说般跌宕。
原配妻子杜冶芬杭州人，长得漂亮，大户人家闺女。他们相识于1947年，当时金庸还在《东南日报》工作。
结婚不久，妻子一起来到香港。当时查良镛月薪200元，杜小姐从小娇生惯养，过不惯苦日子，又不通粤语，生活备感苦闷。最后，两人分道扬镳。
第二任妻子朱玫，是记者出身，漂亮能干，陪丈夫白手起家，是《明报》早期唯一的女记者。
结婚，两人注定做不了“贫贱夫妻”，在金庸事业鼎盛时，因为丈夫出轨而决裂。
她在孤独和贫困中度过了后半生，1998年11月8日病故于香港湾仔律敦治医院。
据说最后替她拿死亡证的，既不是她的前夫，也不是她的儿女，而是医院的员工。
后来，金庸惭愧地说：“我对不起朱玫。”
金庸长子自杀，媒体说是因为父亲与朱玫离婚，迎娶了小娇妻。
林乐怡认识金庸时才16岁，比金庸小了29岁。他们相识多年，破除阻力，终成姻缘。林乐怡照顾金庸的生活起居，相伴一生。
其笔下主角如杨过、张无忌皆为情所困，而金庸本人则在现实与理想间寻找平衡，他曾坦言：“大侠的专情，或许是我未能实现的寄托。”
爱国精神：跨越海峡的文化桥梁金庸始终以“爱国爱港”为内核。
1980年代，他参与《香港基本法》起草，主张“一国两制”平稳过渡。先后受邓小平、蒋经国接见，成为沟通两岸的特殊纽带。
他在社评中呼吁民主自由，小说里书写民族大义，如《天龙八部》中萧峰以身止战的悲剧，折射出他对和平的深切向往。
2005年，81岁的金庸辞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职务，赴剑桥攻读历史学硕士、博士。
他自嘲“大学没毕业”，却以“查先生”身份与青年学子同堂听课，论文考证唐代皇位继承制度，严谨如学术新人。
此举不仅是个人求知欲的延续，更传递“终身学习”的价值观，与其笔下周伯通“武痴”形象异曲同工。
金庸的传奇源于多重身份的交织：他是报人，以笔为剑捍卫真相；他是小说家，虚构江湖映射现实。
他是政治家，在历史洪流中务实斡旋。他的人生观强调“独立精神”与“社会责任”，价值观则融合儒家侠义与现代民主理念。
人们敬他，因他既是造梦者，又是践梦者——以文字启蒙思想，以行动诠释担当。
结束语：超越武侠的文化遗产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全球发行超3亿册，被译作33种语言，但其影响力远超文学范畴。
他塑造的“侠文化”成为华人精神图腾，《明报》的独立精神为新闻界立下标杆。正如学者杨照所言：“金庸让武侠从类型升华为时代镜像。”
而他晚年求学的姿态，更激励无数人相信：生命的辽阔，永无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