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注意到，曾经熟悉的街头景象，如今已悄然改变，地铁口、天桥下，那些乞讨的身影几乎绝迹，曾经的同情或厌烦，如今都变成了疑惑。

那么，这些乞丐究竟都去了哪里？其实，有四大原因值得我们关注，也能揭开乞丐“消失”的真相。

同情心的透支

乞丐数量骤减，和社会同情心的透支有很大关系，其中，“职业乞丐”的欺骗行为，让大家对乞丐的信任度下降。

媒体曝光和网络传播，更是把“职业乞丐”的真面目暴露在公众面前，大家逐渐意识到，很多乞丐并不是真的活不下去，而是利用人们的善心赚大钱。

他们通过伪装与表演，化妆成残疾人、展示虚假病历、摆放药盒等制造悲惨假象，但其实他们的身体好的很。

更有甚者会进行强行讨要，相信你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有时候开车在交通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一些所谓的乞丐会进行拦车索钱，或者当你行走在人流密集的地方时，一些乞丐会追着你纠缠你讨钱。

这种认知的转变，让人们的同情心逐渐被消磨，愿意施舍的人也越来越少，再加上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人们的同情心进行诈骗，甚至残害无辜。

比如，一些人故意制造残疾儿童，这些儿童可能被拐卖或被虐待，强迫他们乞讨，把乞讨的钱占为己有，还有人称家人患重病需巨额医疗费为名乞讨，实际上是和别人合伙骗钱。

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严重挑战了社会道德底线，也加剧了公众对乞丐的反感。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的善意被滥用，同情心被透支，导致真正需要帮助者难以获得援助，长期欺骗行为加剧社会冷漠，抬高诚信成本。

疫情的冲击

除了同情心透支，新冠疫情的爆发也对乞丐的生存造成了巨大冲击。

疫情期间，政府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限制人员流动，导致街头人流量骤减，别说对于乞丐了，对于我们而言，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出行习惯等。

居家隔离、在线办公、减少外出等措施，使得人们在公共场所停留的时间减少，即使偶尔遇到乞丐，人们也更加谨慎，担心病毒传播，更不愿意施舍。

而对于靠乞讨为生的乞丐来说，这意味着收入锐减，生存空间被压缩，以前人来人往的商业区、地铁站口等乞讨的“黄金地段”，现在变得空荡荡的，乞丐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

就算后期已经不再像之前一样紧张，但公共场所仍然有严格的管理，需出示健康码和核酸证明，导致职业乞丐难以进入人流量大的区域，切断了他们的收入来源。

疫情三年，可以说彻底改变了乞丐群体的生存状态，也加速了他们从街头消失的进程，一些人被迫退出乞讨行列，另谋生路，一些人则更加边缘化，生存更加艰难。

扶贫政策与社会治理的成效

除了社会同情心的变化和疫情的冲击，国家扶贫政策的实施也是导致乞丐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扶贫开发政策，目的是帮助贫困地区的人民脱贫致富，从根本上减少贫困人口，进而减少乞丐的出现。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就开始推行一系列扶贫开发政策，比如《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扶持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通知》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开发西部的若干政策措施》等文件。

政府通过“一户一册”的方式，建立贫困户信息库，精准识别扶贫对象，确保扶贫资源落到实处。

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许多贫困地区的居民通过打工、发展种植养殖等途径增加了收入，摆脱了贫困，不再需要靠乞讨为生。

除了农村的扶贫工作，国家也加大了对城市特困人员的保障力度，对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重度残疾人，政府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各级民政部门和残疾人福利机构也为部分残疾人提供康复训练，帮助他们学习劳动技能，提高收入。这些措施不仅改善了特困人员的生活，也减少了乞丐现象的出现。

与此同时，政府也加强了对乞讨行为的管理，一些地方政府把外地乞丐送回原籍，鼓励他们自谋生路。

当然，对于那些虚假的乞丐来说，政府加大了对有组织乞讨行为的打击力度，严厉打击“乞丐团伙”等违法犯罪行为，通过这些措施，有效遏制了职业乞丐的蔓延，净化了社会风气。

扫码风险变大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移动支付的普及，我们普遍将现金支付转为了线上支付，正是因为人们普遍不带现金，即便产生同情心也因“无零钱可给”而放弃施舍。

为此，乞丐们也从曾经面前的一个破碎盆、碗作为收钱工具变为了身上戴着一个微信或支付宝的收款码为收钱工具，但实际效果有限，公众对扫码存在一定的担忧。

警方多次提醒二维码可能暗藏诈骗陷阱，诸如诱导转账、窃取账户信息等，导致人们出于资金安全考虑拒绝扫码施舍，直接导致乞丐收入锐减。

当然，也有人认为，当乞丐展示收款码时，其行为更易被质疑为“职业化操作”而非“生存所需”，进一步削弱同情心。

结语

街头乞丐的消失，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同情心的透支、疫情的冲击、扫码风险变大、国家扶贫政策的实施以及政府的有效管理，都对这一现象的出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乞丐的消失，一方面反映了社会治理和扶贫工作的成效，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要关注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构建更加公平、包容的社会。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