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中国远征记：蒙托邦将军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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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8页 这件事是真的，而且往后我们会看到，这种情况并非仅存在于北京城。在葛罗男爵离开后，我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让中国政府的官员们认识到，我们来到中国，是与我们的盟友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当我在天津收到这封信时，我们的大使已经在返回天津的途中了，所以我只能等他到达后，再和他谈这件事。

阿诺伊神父来我住处，跟我说起恭亲王向穆里主教（孟振声）表达了一个愿望，即希望能从法国拿破仑三世政府那里购买相当数量的步枪和左轮手枪。

我回复恭亲王说，我会写信给陆军部长提及此事，但在此期间，我可以送给他一支我们的精准步枪和一把海军用的左轮手枪。

英国大使和英军于11月9日离开了北京，预计11月14日抵达天津。我已经邀请了大使及其随行人员来我这里用餐，我借此机会也邀请了阿诺伊神父和我们驻北京的公使布尔布隆先生，他于11月13日抵达天津。布尔布隆先生因为布尔布隆夫人的病情非常严重而无法接受邀请。

11月15日，格兰特将军和我会面，最终确定了我们要留在天津的盟军部队的驻扎地点。我把大沽炮台的守卫任务交给了沙内尔海军上将，他在那里留下了4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

我指定科利诺将军为天津以及我们可能采取行动的中国北方地区所驻扎部队的最高指挥官。驻军由整个第102步兵团、第101步兵团的一个营以及两个炮兵连（一个有12门炮，另一个有4门炮）组成，再加上一支架桥兵分队。根据不同的编制情况，总共有129名军官、2700名士兵和430匹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