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街北侧，与故宫一墙之隔的中山公园南门内，立着一座高大的石牌坊，以汉白玉为身，蓝色琉璃瓦为顶，三间四柱，上书“保卫和平”4个鎏金大字。

今天的保卫和平坊。摄/北京日报记者 丁文捷

1903年1月18日，在东单北大街北，西总布胡同西口外初现时，它还叫“克林德碑”。

这是清政府为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之死谢罪而立下的牌坊，在那个积贫积弱的年代里，这是一道耻辱的伤疤。

随后的半个世纪里，同一座牌坊，经历了移位、重建，以及多次改名。从耻辱的写照，到胜利的标志，再到追求和平的象征，它的面貌一直在变。某种程度上，牌坊的流转，记录了一段中国近代史。

如今，保卫和平坊又有了一个新标签——中山公园内的一处“红色印记”。

“克林德碑”

1901年9月7日，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辛丑条约》在北京签订。

其中，第一款就与“克林德碑”相关：大德国钦差男爵克大臣被戕害一事，前于西历本年六月初九日即中历四月二十三日，奉谕旨亲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大德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暨国家惋惜之意。醇亲王已遵旨于西历本年七月十二日即中历五月二十七日，自北京起程。大清国国家业已声明，在遇害该处所竖立铭志之碑，与克大臣品位相配，列叙大清国大皇帝惋惜凶事之旨，书以拉丁、德、汉各文。

克林德是谁？他为何被杀？而清政府又为何要派亲王远赴德国赔礼道歉，并于事发之地筑碑纪念，作为对克林德之死的了结？

1899年4月起，克林德担任德意志帝国驻华公使。

1900年6月20日上午，当克林德乘轿子经过西总布胡同西口时，被正在巡逻的神机营枪队章京恩海打死。起因是，八国联军入侵，清政府照会各国使节在24小时内离京，使节们提出延缓离京的要求，还未等来答复，克林德就乘轿去总理衙门讨说法。

关于他的死，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恩海让克林德一行停下检查，克林德却在轿子内先行开枪，出于自卫，恩海将克林德击毙。

克林德并非无辜之人，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曾多次屠杀和绑架中国平民。

中山公园管理处遗产办公室主任盖建中曾对与“克林德碑”相关的历史信息进行梳理。他表示，在当时的背景下，此事绝不是孤立的突发性事件，是多种因素综合导致的，最终却成为德国政府要挟清政府的把柄。

克林德之死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八国联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八国联军便攻占北京，在向清政府提出的《议和大纲》中，“克林德事件”被列为第一款。

1903年1月18日，“克林德碑”建成，醇亲王载沣代表清政府前往致祭，这一幕，恰好被当时在场的美国传教士赫德兰在书中记录了下来。“慈禧太后派醇亲王参加落成典礼，并由他亲自洒酒祭奠……醇亲王似乎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这是我所见到的唯一一次。”

牌坊的坊心刻有以皇帝的名义撰写的铭文，经多方考证，坊上刻着87个汉字：“德国使臣克林德男爵，驻华以来，办理交涉，朕甚倚任，乃光绪二十六年五月，拳匪作乱，该使臣于是月二十四日遇害，朕甚悼焉。特于死事地方，敕建石坊，以彰令名，并表朕旌善恶恶之意。凡我臣民其各惩前毖后，无忘朕命”。

在老北京城的一众木牌楼中，这座石牌坊格外显眼，遂被百姓称为“石头牌楼”。它与街同宽，在大街正中间竖立了16年，经过时很难忽视它的存在。

“克林德碑”与街同宽，竖立在大街正中间。图源：北京日报

半个世纪，三种面貌

“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像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1918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克林德碑》一文，并在结尾处发问。

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作为协约国成员的中国是胜利一方，拆除“石头牌楼”成了当年庆祝这场胜利的特殊方式。档案资料显示，1918年11月12日至13日，数十名法国士兵率先试图拆毁此碑 ，中国百姓还曾在石碑上涂写 “国民大耻立即铲除”的字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拆除“克林德碑”。图源：北京日报

第二年，政府将堆放在东单北大街的“克林德碑”散件运至中山公园，重新组建。移建石坊工程由内务部主持，京都市政公所组织施工。开工时，北洋军阀政府还在公园组织盛会庆祝，可见政府对其的重视程度。

1920年5月，重建项目竣工，石牌坊两面的碑文改刻为中英文的“公理战胜”。因此“公理战胜”坊是它的第二个名字，作为对“公理战胜强权”的一种纪念。

与此同时，它的外形也由四柱三间七楼，变成了四柱三间三楼，一直延续至今。

1919年，“克林德碑”移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并改名为“公理战胜坊”，形制上由七楼改成三楼。图源：北京日报

“一种说法是，拆毁后零件不全，才改成了现在的样子。”盖建中认为改形制还释放了一种强烈的信号，“四柱三间七楼是清政府答应给克林德的一个礼遇，作为战败国怎能再给他此等待遇？”

讽刺的是，一边是还在建设中的“公理战胜坊”，另一边是作为战胜国的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被剥夺了话语权。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中华民族的奋起抗争自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石牌坊仍在历史的洪流中沉浮。后来的32年里，它几度在被更名的边缘徘徊。日本侵略者也曾认为其“有碍日德同盟之名目”，动了改建的念头，以达到思想统治的目的，但最终未能得逞。

直至1952年，它才变为了今日守望和平的面貌。

当年10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为表彰中国人民在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中的丰功伟绩，会议决定将中山公园内的“公理战胜”坊改名为“保卫和平”坊，中山公园还为此举办了游园会。

传承历史信息

宽17米，高10.9米的保卫和平坊，现在是中山公园内的标志性建筑。稍加观察你会发现，从南门向里看，能一眼望到立在正北方的孙中山铜像，而这座高大的石牌坊却不会在视线上造成遮挡，据盖建中介绍，这是因为建造时，它发挥了“视觉标杆”的作用。

不仅是视觉上的标杆，如今保卫和平坊还是中山公园“红色印记”中的一个。

近年来，园方多次举办“探寻红色印记，传承红色基因”等红色主题研学活动，保卫和平坊就是其中一个站。

站在石牌坊前，少年们听着中华民族早期探索的故事，或许依旧很难想象，这座牌坊是如何在半个世纪里几经流转，但一颗红色种子已然在更年轻的血液中扎下了根。

眼下，如何最大限度地保证历史信息传承，成了园方的一项重要任务。

110年前，在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的主持下，社稷坛被辟为公园向普通民众开放，成了当时北京城内第一座公共园林。作为社稷坛的功能已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公园它的生命才刚刚开始。

盖建中将中山公园的开放称为“文物保护的一种实践”，社稷坛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也因此得以传承下来，如今这种文保实践仍在延续。

目前，中山公园基建科会对包括保卫和平坊在内的多处古建进行日常巡视维护，定期使用仪器检测它们的状况。

“基建科前期对保卫和平坊做过勘查，可能是因地基沉降，它出现了一些细小的裂痕。”盖建中表示由于吊车无法进入园内，且琉璃顶为榫卯结构，拆下后复原有一定的难度，园方秉持“可逆的最小干预原则”，如果本体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就保持不动，持续监测。

近年来，园内的修建也越发慎重，更重视周边地块的历史文化，强调前置性的研究，修建之前，在古籍或是老照片中找到依据，为建设方向提供支撑。

2024年7月27日，社稷坛作为北京中轴线的构成要素之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们相信，园方将恪守《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要求，更加精心呵护好这里的历史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