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一个月后将接任美国总统，贸易战无可避免。
从长远来看，应对贸易战的根本，在于进一步将经济增长的引擎从出口切换到国内消费。
在昨天结束的2024年中央工作会议中提到的九项重点任务中，第一重点的是提振消费。会议提出，要“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
而众所周知的是，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根本途径是增加居民收入和完善居民保障。
一、大战在即，什么最重要？作为历史博主的猫智深，想举个古代赵家的例子做借鉴。
2000多年前，晋国的公卿赵家因为拒绝了智家的索地要求，将被智、魏、韩三家围攻，灭亡在即。
赵家人的话事人赵襄子只能将主力集中在一城防守，其他地盘全部抛弃。
此赵家，就是《赵氏孤儿》的赵家
他有三个选择：长子、邯郸和晋阳
长子城在今天的山西长治境内，其坐落于天下屋脊--上党，俯瞰中州。因地处咽喉之地，长子一直被赵家所重视，搞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防守完备，城墙被修建的既高又厚。
邯郸则在赵家人的规划中是未来之城。赵家人的旧地盘都在山西，他们明白山旮旯里不可能发展起来，而邯郸则位于中原的腹心地带，成了赵家图谋中原的理想之选。因此，邯郸城内府库充足，尤其堆满了粮草，以备赵家日后逐鹿之用。
晋阳是今太原，这里城墙不如长子的高，府库不如邯郸充足，普普通通，而且远离当时晋国的政治中心临汾一带。
统治阶级赵家人其实很清醒。对于去防守完备的长子城，赵襄子断然拒绝称：“城墙高大完固是我们不恤民力修起来的，现在又想他们卖命给我们守城，怎么可能！”
对于库府充盈的邯郸城，赵襄子也拒绝了：“邯郸城虽富，但却是‘民穷国富’。粮食充足的原因是搜刮民脂民膏比较狠，现在又要让他们为了我去送死，他们巴不得把我们卖了！”
赵襄子把希望放在平平无奇的晋阳城。
晋阳城是赵家人为自己打造的避难之城，即“狡兔三窟”中最后那一窟。当年赵襄子的父亲赵简子任命临汾人尹铎做晋阳的地方官（强调他是临汾人有点多余，晋国核心阶层都是临汾那一带的人），尹铎临行前问道：
“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
意思是，在晋阳的统治方式，是要像抽丝剥茧一样剥削百姓呢？还是让晋阳成为赵家最后的避难之所呢？
赵简子选择了后者。
尹铎去了晋阳后，立即减少当地纳税，藏富于民。
赵简子得知后，给儿子说：“下次我们赵家有难时，不要嫌弃晋阳穷，不要嫌弃晋阳远，那里的民心在我们一边，就去那里。”
之后赵襄子守晋阳，智魏韩联军围城一年，期间决汾河以灌城，城内水深六尺，但晋阳城中民无叛意。
在晋阳群众的帮助下，最终赵家打赢了晋阳保卫战，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诞生了。
故曰，大战在即，最重要的不是基建，不是财富，而是凝聚民心，这是我们2400年前都知道的道理。
并且这个道理一再被古代贤人在经典中重复。
每个中国人在上学时候都学过孟子的这段话：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二、跟两千年的赵家一样，如今凝聚人心的不二之法仍旧是提升居民收入。
只有群众们富起来，才敢于消费，从而顺利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摆脱对外贸的过分依赖，不再被特朗普借海外市场捏住喉颈。
有人读到这里，会觉得猫智深讲的是废话，谁不想居民收入高呢，但“蛋糕”总体就那么大，给居民的收入提高了，那用在投资上面的不就减少了么？
这个质疑没错，因为猫智深想表示的就是劳动收入在初次和二次分配中的占比需要提高，让利益分配向劳动者倾斜。
我们一直一来非常重视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大量资金没有参与分配，而是被积累起来去投入建设。近年来我国投资在GDP中占比为40%到50％，远远高于许多国家。
（2019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占比为43.1%，对投资依然高度依赖，推升杠杆率上升；美国的私人投资占比17.2%。—《任泽平：中美经济实力对比》）
但投资的边际效应一直在递减。打个比方，在上海修第十条高速公路产生的收益，远远不能跟第一条高速公路相比。
因此，根据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在《中国日报网》发表的文章，2010年到2019年的十年时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从过往的4%下降到1.8%。
与投资在GDP中占比过高相对应的是，我国的消费却严重不足。美国的GDP中，居民消费占比在70％左右，而我国仅有约38%。
2019年，美国的私人消费支出额超过14.4万亿美元，约占全年GDP的69%。同年我国私人消费支出总额仅为5.58万亿美元......占比则为38.8%---《从GDP结构看中美经济增长动力差异》国际金融论坛）
消费不足的后果是，我们只能依赖外贸，依赖海外市场，被特朗勃捏着脖子。
在昨天结束的2024年中央工作会议中提到的九项重点任务中，第一重点的也是提振消费。会议提出，要“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
将消费提到如此重要的位置，猫智深认为也是应对接下来的贸易战的举措之一。
然而，要提高消费，让群众敢花钱，关键还是提高居民收入，并且加强群众在工作、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保障，即落实同样是本次会议提出的“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换个提法，将资金投到项目上叫投资，投到居民个人身上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投资？
比如投到医疗上，减少群众在治病上承担的比例，这可以增加群众的安全感。没有了后顾之忧，群众不久更敢消费了么？这难道起不到投资的作用么？
比如投到生育补助上，给多孩家庭提供保障，挽救现在惨不忍睹的生育率。这难道起不到投资的作用么？
又比如投到增加群众的各项福利上，有了高福利托底，群众自然就敢于消费。有人说“高福利养懒人”，然而享受高福利那些北欧国家，他们是海盗的后代，照样不懒，何况我们优秀的中华民族。
甚至直接发钱给普通群众也未尝不可。许多项目的投资效率已经如此之低，还不如直接将钱发给普通人，视为给群众投资，让群众自己决定自己该如何发展。甚至这笔钱就算吃吃喝喝了，至少也促进了消费。
四、再说点想说的话。
两千年多前的商鞅都知道改革的第一步是“徙木立信”。故曰：民无信不立。
根据《论语》记载，
子贡问政。（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