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的《两晋札记》，发现少了前凉、成汉、前赵、北燕四个政权没有写到，想想还是应该补齐，否则对不起我“专攻两晋南北朝”的完美人设。

如果按时间维度，本应先写前凉，再写成汉，然后写前赵。

但如果从网络流量的角度考虑，则前赵的流量无疑要大得多，所以我还是决定先讲前赵。

讲前赵，当然要先讲刘渊。

一、梦日而生

稍有一点历史常识的都知道，前赵的开国皇帝刘渊是个匈奴人。

关于匈奴这个民族的渊源，以及它与中原王朝数百年来的爱恨纠缠，我在《大夏龙雀、云赫连天——细说赫连勃勃的“铁伐人生”》这篇文章里讲过了，不再赘述。

刘渊生于公元252年（一说253年），适逢东吴大帝孙权驾崩，曹魏是大将军司马师当政，而蜀汉则是后主刘禅在位。

此时三国鼎立的局面虽然还在维持，但天下大势已经在朝着曹魏或者说司马氏一方倾斜。

刘渊是匈奴贵族出身，父亲刘豹是匈奴末代单于呼厨泉的侄子，被封为匈奴左贤王。

但这时的匈奴已经被魏武帝曹老板蹂躏得没了脾气，老老实实地在曹魏境内种田的种田，放牧的放牧，早没了当年与两汉争雄的威风和煞气。

曹操为了进一步削弱匈奴势力，将匈奴一分为五，刘豹就成了匈奴左部帅，部众主要集中在左国城，即今天的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

刘渊的出生很有传奇色彩。

据说刘渊的母亲一直因生不出儿子而烦恼，那时又没有不孕不育专科，只好跑到黄河边去祈祷，向天求子。

这时黄河中突然跃出一条头上长着两根犄角的大鱼，在滚滚波涛中徘徊嬉戏良久才离去。

主持祈祷仪式的半仙就说：“这鱼不是凡品，是大吉的征兆呀！”

这还没完，当晚，刘母就梦到那条鱼化为人形，手里托着一个鸡蛋大小、光华耀目的玩意，对她说：“这是日之精华，你吃了它就能生儿子了。”

刘母也不客气，接过一口吞下，随即从梦中醒来。

刘母将梦说给刘豹听，刘豹大喜道：“以前就有高人说我的子孙会出贵人，看来这回要应验了。”

果然，刘母很快怀孕，而且一怀就是十三个月，好不容易才生下了一个男婴。

由于这个男婴手上有一个“渊”字，故刘豹给这个儿子取名为——刘渊。

其实作为现代人，我们当然知道上述记载是瞎编的，但正如我在此前的文章里说的，这些神话记载也很能体现史书作者对该历史人物的态度。

《晋书》是大唐名相房玄龄编撰，这种“梦日而生”、“梦日入怀”的高级待遇，房老爷子绝不会无缘无故就给，他有自己的理由和标准。

至于刘渊何德何能，能享有这种待遇，请接着往下看。

孩提时的刘渊非常聪慧，且生性至孝。七岁时母亲去世，小刘渊伤心欲绝，痛哭悲泣，哀伤的样子谁见了都深受感动。

少年时期的刘渊极为好学，曾拜上党（今山西长治）大儒崔游为师，学习儒家经义，对《诗经》、《周易》、《尚书》、《史记》、《汉书》都深有研究，尤其对《左氏春秋》、《孙吴兵法》倒背如流。

也就是说，刘渊虽是匈奴人，却接受过正统儒家教育，算得上汉人文化的铁杆粉丝。

有一次，刘渊对同窗好友说：“我每次读史书，都很鄙视随何、陆贾这两个书呆子和周勃、灌婴这两个大老粗。真理需要人来传播，不学无术必定被君子鄙视。这四个家伙遇到汉高祖那样的伟人，身处那样伟大的时代，文人不能沙场建功，武夫不能辅佐文治，可惜呀！”

刘渊说的这段话，内涵是比较丰富的。

首先，随何、陆贾是刘邦身边的两个文士，周勃、灌婴是刘邦的武将，刘渊鄙视他们不能文武双全，这说明他对自己的要求和期许是比较高的；

其次，刘渊认为正道需要靠人去弘扬，这个弘扬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还包括身体力行去做，起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作用。

第三，刘渊有雄心壮志、有理想抱负，很想成就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

“吾每观书，常鄙随陆无武，降灌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君子之所耻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业，两公属太宗而不能开庠序之美，惜哉！”——《晋书·载记·第一章》

说到就要做到，青年刘渊就此开始练习骑射武艺。

他“天赋异禀、骨骼清奇”，身体素质极佳，这一学立即就出类拔萃，史书称其“妙绝于众，猿臂善射，膂力过人”。

由于相貌堂堂、文武双全，刘渊的知名度与日俱增，崔懿之、公师彧、王浑等一大票海内名士都对他交口称赞，推崇备至，刘渊很快就成为当时的“流量大咖”。

二、洛阳为质

但名气归名气，当时曹魏对匈奴贵族的监管还是比较严密的，匈奴各部首领的嫡长子成年后都要去洛阳居住，其实就是作为人质，所以刘渊也来到了洛阳。

此时已经是司马昭当政，对这个匈奴人质，司马昭颇为青睐，给予了不错的待遇。

后来晋朝建立，开国重臣王浑极力向晋武帝司马炎推荐刘渊，司马炎向来耳根软、好说话，就决定亲自接见。

第一次见到二十七岁的刘渊，司马炎立即被他的风采倾倒。

史书记载，刘渊“姿仪魁伟，身长八尺四寸”，换算成现在就是203公分（西晋一尺为24.2厘米），妥妥地模特身材。

与现代人喜欢把下巴刮得光溜溜不同，胡子是古人的主要审美点之一，而刘渊的胡子就很漂亮，足有三尺多长，且中间有三根是红色的，垂在胸前那是相当飘逸，堪称“美髯公再世”。

再加上刘渊博览群书，谈吐不凡，以至于司马炎由衷地对王浑说：“元海（刘渊字）的气质风度实在是太好了，就算是秦国的由余和汉朝的金日磾（dī）也不能超过他呀！”

由余和金日磾都是出身少数民族的大臣，能力、贡献都很大，司马炎将刘渊比作这二人，算是极高的评价了。

王浑更是语出惊人：“跟刘渊比，由余和金日磾算个毛！陛下如果将平定江东的大事托付给他，一定能马到成功！”

当时蜀汉已经灭亡，但东吴政权还在，司马炎也确实正在筹备灭吴，听王浑这么一说，司马炎竟相当不靠谱地同意了。

眼看刘渊就要成为晋灭东吴的最高统帅，还好有两个大臣孔恂、杨珧及时跳出来劝谏：“刘元海确实是当世大才，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如果灭了东吴再凭借长江天险自立割据，我们可怎么办呢？”

一语惊醒梦中人，司马炎这才打消了这个天马行空的想法。

帝曰：“刘元海容仪机鉴，虽由余、日磾无以加也。”浑对曰：“其才干贤于二子远矣。若任之东南，吴会不足平也。”帝称善。

孔恂、杨珧进曰：“元海之才，当今惧无其比，若假之威权，恐其不复北渡也。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举天阻之固资之，无乃不可乎！”帝默然。——《晋书·载记·第一章》

后来，凉州爆发秃发树机能叛乱，西晋连续四任秦州刺史战死沙场，搞得司马炎焦头烂额、寝食不安。

这时又有人提议让刘渊挂帅，率五部匈奴西征平叛，但还是遭到了朝臣的反对。

其实我觉得，刘渊之所以一再被推举重用，很大可能是他自己在暗中奔走，操控舆论，为自己造势。

但要说他这个时候就想建国称帝，颠覆晋朝，那也未免太夸大其词，毕竟任何人的野心都是随着形势变化，一步步滋生出来的。

只能说，此时的刘渊同志有一颗火热的建功立业之心吧。

正因为此，在经历了几次希望破碎的打击后，刘渊倍感煎熬，情绪十分低落。

就在此时，刘渊的好友王弥离开洛阳，刘渊在送行的酒宴上潸然泪下，酒入愁肠不禁纵声长啸，声音凄楚高亢，意境壮怀激烈，同坐之人无不为之唏嘘。

王弥从洛阳东归，元海饯于九曲之滨，因慷慨歔欷，纵酒长啸，声调亮然，坐者为之流涕。——《晋书·载记·第一章》

没想到长啸却惹来了麻烦，司马炎的亲兄弟兼堂兄弟、齐王司马攸正好路过此地，听了刘渊的啸声顿时脸色大变，立即入宫觐见司马炎，说：“请陛下诛杀刘元海，否则并州必起祸乱！”

这一幕倒也不陌生，此前石勒在洛阳东门“倚门长啸”也险遭追杀，可见行为艺术也是有风险的。

好在刘渊的“命中贵人”王浑正随驾在侧，急忙劝谏司马炎：“刘元海是仁义长者，我王浑可以以性命为他担保！且无故杀人，怎能彰显我们大晋朝的仁德呢?”

司马炎是个宽厚之人，连连点头道：“王浑说的有理。”刘渊这才逃过一劫。

此后刘豹去世，刘渊终于结束人质生涯，回到左人城继承了匈奴左部帅的位置。

由于他在京城“镀过金”，有关系有人脉，很快又当上了晋朝的北部都尉，相当于并州刺史手下主管社会治安的官员。

在此期间，刘渊公正司法、打击犯罪，且轻财好施，广布恩信，一时间，五部匈奴里但凡有点本事的豪杰都跑来与刘渊结交，成了当地有名的“及时雨”、“柴大官人”。

同时，由于刘渊的汉学造诣极高，冀、并、幽、燕的汉人文士也都不远千里赶来相会，更使刘渊的人望大幅提升。

很快，刘渊再次升迁，当上了晋朝的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赐爵汉光乡侯。

三、漂零河北

公元291年，也就是晋惠帝皇后贾南风发动政变诛杀太傅杨骏，拉开西晋“八王之乱”序幕的那一年，由于发生了匈奴部落叛逃出塞的事，刘渊作为五部匈奴大都督，犯有失职渎职之罪，因此被罢官为民。

但由于与河北世族关系良好，镇守河北的成都王司马颖表奏朝廷，请刘渊到邺城担任宁朔将军，刘渊就来到河北“再就业”，成了司马颖的手下。

此后赵王司马伦杀贾南风，齐王司马冏杀司马伦，长沙王司马乂杀司马冏，东海王司马越联手张方杀司马乂，“八王之乱”愈演愈烈，大晋朝乱成了一锅粥（详见《“别有豪华称将相，转日回天不相让”——“八王之乱”深度解析》）。

而刘渊有位叔祖父名叫刘宣，是个极有眼光的厉害人物，他秘密召集五部匈奴的首领开会，说：“当年我们的祖先与大汉朝结为兄弟，对天盟誓要同甘共苦。可是汉朝被魏朝取代，魏朝又被晋朝取代，我们匈奴人的日子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过得那叫一个惨！如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大乱，我们兴复祖辈的大业正在此时！”

刘宣这番话确是实情。

从曹魏到晋朝，官府对少数民族一直都是采取高压政策，别看刘渊这样的头面人物待遇还好，其实少数民族底层群众的生活是很悲惨的。

比如邓艾在关陇地区对氐人、羌人的压榨就非常严重，而并州的“一把手”司马腾更是臭名昭著的奴隶贩子，动不动就把胡人当牲口抓捕贩卖。

所以晋朝境内的少数民族对朝廷的仇恨早就由来已久，积怨甚深。

刘宣又说：“我们的左贤王刘元海是一位不世出的大英雄，如果老天爷不想恢复我们匈奴王庭的荣光，断不会降下此人！”

言下之意就是要推举刘渊为领袖，带领大家闹革命。

前面说过，刘渊在五部匈奴中的威望本就无人能及，刘宣一说，众人无不赞成，就公推刘渊为匈奴大单于，同时派刘渊老婆的侄子呼延攸驰赴邺城报信。

刘渊听了呼延攸的禀报也是激动万分，当即以回乡祭祖的名义向司马颖请假。

没想到司马颖对刘渊很是倚重，居然不同意他离开，刘渊只好让呼延攸先回去联络准备，安心等待他“王者归来”。

应该说，此时刘渊的心中已经暗暗定下了造反称帝的“人生小目标”。

此后东海王司马越出兵攻打司马颖，却在荡阴一战中惨败，皇帝司马衷都沦为了司马颖的阶下囚（详见《“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西晋“八王之乱”深度解析》）。

司马颖大权独揽，风头一时无两，刘渊作为司马颖的手下，也水涨船高，进位冠军将军。

但刘渊此时早已心不在焉，一心想着回并州干大事，却苦无机会抽身。

就在这时，有人及时为刘渊送上了“神助攻”。

司马颖掌权后，一心想除掉坐镇幽州的安北将军王浚，王浚当然不能坐以待毙，立即联合“奴隶贩子”、并州刺史司马腾攻打司马颖（详见《“说甚龙争虎斗？顷刻兴亡过手！”——西晋八王之乱深度解析》）。

幽并联军来势汹汹，司马颖连战连败，邺城形势岌岌可危，刘渊就看到了希望。

他紧急求见司马颖，说：“王浚和司马腾加在一起十多万军队，仅凭邺城一地恐难抵御。请让我回并州，我将踩着五色祥云......，哦不，我将率领五部匈奴前来增援您。”

但司马颖此时已经慌了手脚，犹豫着说：“五部匈奴离邺城这么远，你一来一回哪里来得及？我觉得还是应该放弃邺城，撤往洛阳，避其锋芒，从长计议，你觉得怎么样？”

刘渊一听就急了，忙说：“殿下是先帝之子，身份尊贵，又为社稷立下过大功（指司马颖平定司马伦、孙秀之乱），天下谁不愿为您效死？王浚年纪轻轻，司马腾一个旁支宗室，怎么能与您相提并论？您的根基在河北，如果贸然离开邺城，军心士气必然一落千丈，只怕到不了洛阳就全军崩溃了！我还是那句话，您固守邺城，我回去召集五部，以两部灭司马腾，以三部平王浚，二贼授首指日可待！”

司马颖大喜，终于同意刘渊回并州。

应该说，刘渊这番话是公私兼顾的态度。

首先当然是他想回并州，但他建议司马颖固守邺城也是发自内心。

司马颖在河北深孚众望，加之邺城城高池深、储备充足，又有皇帝司马衷在手，如果司马颖能雄起一把，将远道而来的幽并联军堂堂正正击败，则威望必然如日中天，就算是登基称帝也完全可以。

而洛阳此时已被河间王司马颙的大将、“食人狂魔”张方占据，司马颖去了多半是羊入虎口，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刘渊的预判也是完全正确的。

可惜，司马颖辜负了刘渊的“金玉良言”。

四、崛起并州

且说刘渊终于离开了邺城，那真是评书里说的——“撞破铁笼逃虎豹，顿开金锁走蛟龙”。

一到左人城，刘渊立即自封大单于，五部匈奴也纷纷向他靠拢，二十天内，已经拉起了一支五万人的队伍。

就在这时，消息传来，司马颖果然顶不住压力，放弃邺城撤往洛阳。

也果如刘渊所料，邺城军全面崩溃，官吏逃散，司马颖一败涂地，带着司马衷仓皇逃入了洛阳。

刘渊气得顿足大骂：“司马颖不听我的，非要不战而逃，真是十足的蠢材！但我答应他的事不能不做，我还是要去救他！”

元海曰：“颖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然吾与其有言矣，不可不救。”——《晋书·载记·第一章》

其实，刘渊之所以如此愤怒，原因在于：如果司马颖死守邺城，则并州刺史司马腾就不能迅速回师，这对刘渊在并州坐大极为有利。

所以他立即命大将刘景、刘延年率步骑两万出击，想趁司马腾未归之际拿下并州的治所晋阳（今山西太原）。

留守晋阳的大将聂玄率军迎战，结果被匈奴兵轻松击败。

刘渊大喜，以为晋阳唾手可得，正在感叹“开门红怎么来得这么容易”时，一只“拦路虎”跳了出来，给刘渊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这只“拦路虎”，就是活跃在并州以北的拓跋鲜卑。

东汉中后期，随着匈奴的日渐衰弱，拓跋鲜卑开始从大兴安岭以北南迁，逐渐进入匈奴故地，也就是阴山以南的漠南、塞北一带定居。

与久经驯化，已经习惯了务农的匈奴不同，拓跋鲜卑依旧保持着游牧民族的强悍战力，当时号称有“控弦之士”二十余万。

而且拓跋鲜卑此前从未进入过中原王朝的势力范围，也没有像匈奴、羯、氐、羌人那样饱受压迫，自然更不存在什么民族仇恨。

所以，拓跋鲜卑与晋朝的关系一直比较良好。

这次晋阳后院起火，司马腾一边拼命往回赶，一边派人向拓跋鲜卑求助。

拓跋鲜卑首领拓跋猗卢相当讲义气，立即率军南下，在晋阳城西、汾水东岸堵住了匈奴兵。

两伙蛮子狭路相逢又语言不通，索性直接开干。

结果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拓跋鲜卑的马更快、弓更强，将匈奴兵按在地上一通摩擦，刘景、刘延年只得风紧扯呼，灰溜溜撤回了离石。

刘渊听说兵败，相当不爽，就准备再起人马跟拓跋鲜卑死磕，刘宣又站了出来，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刘宣在历史上知名度不高，其实这个人的谋略是很强的，他说：“晋朝无道，将我们视为奴隶。如今司马氏自相残杀，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消灭晋朝，同时尽快恢复我们匈奴的王庭。至于鲜卑和乌丸，在晋人眼里都是蛮夷，其实是我们的统战对象，我们应该拉拢而非与他们为敌。”

这番话主要表达了三层意思：

第一，晋朝内乱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决不能错过。所谓大乱之后必有大治，“七国之乱”后就是文景之治，而“八王之乱”此时已经接近尾声，如果中原王朝内乱结束，元气恢复，咱们匈奴哪里还有机会？

第二，目前刘渊只是大单于，也就是五部匈奴联盟的盟主，相当于冒顿单于建立匈奴王庭之前的那种松散部落联盟状态，凝聚力不强。只有将五部匈奴整合为一个国家，才能真正形成合力。

而且，不建国，刘渊就永远只是晋朝国内的一个反贼，在名份大义上很吃亏。如果建国，那就是两国之间的攻伐战争，名份上更容易立足，也更能吸引人才。

第三，要分清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鲜卑、乌丸不是敌人而是盟友，应该建立最广泛的灭晋统一战线。

刘渊是识货之人，一听就知道刘宣的建议相当正确，立即从善如流。

不过刘渊在刘宣建国理论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升华，他说：“您的建议很好，但要做就要做巍巍高山，为什么要做土坷垃呢？何况帝王宁有种乎，大禹、周文王都是少数民族出身，可见唯有德者居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应把思维局限在匈奴建国的误区里，那样太狭隘了，我要做就要做中原王朝的君王。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这种想法的少数民族首领。

但中原王朝讲究的是法统的传承，所以刘渊接着说：“魏、晋都是篡逆而来的，我不认同。汉朝拥有天下四百多年，这才是天命正统，我们要继承，就应该继承汉朝的衣钵。何况我们匈奴人的母族本来就是汉朝的公主，我就是汉朝的外甥，跟汉室宗亲是兄弟关系。如今兄终弟及，这不是名正言顺吗？”

这就显示出了刘渊的汉文化造诣，因为他面临一个儒家经义的难题——“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无也”，也就是少数民族不可以当皇帝。

我们现代人经历了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当然知道这个说法后来屡屡被打破。

但在当时，它几乎是所有人心中的“金科玉律”，是不容置疑的真理。

而刘渊通过“汉朝外甥”这一身份，成功破解或者说巧妙绕过了这个难题。

后世有些人对此很是不屑，说这是生拉硬拽、牵强附会，其实我倒是很佩服刘渊的理论创新能力。

首先，匈奴王族具有汉室基因，这是不争的事实，包括匈奴贵族大多姓“刘”也是因此而来。

其次，刘渊本人就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在精神上基本与汉人无异，强分种族其实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

再次，刘渊的做法可以看成是少数民族从思想上融入汉族的发端，虽然此时还只是萌芽，但凡事都有一个过程。

刘渊作为促进民族融合的先驱，功绩是应该被肯定的。

当然，有人又要说，五胡乱华导致生灵涂炭，人口严重丧失，你还为刘渊歌功颂德，你就是那什么什么之类的难听话。

但这其实是另一回事，毕竟战争就要死人，比如曹操写“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难道也是胡人造成的？

董卓趁百姓集市时纵兵杀戮，全体斩首；张方驱赶两万洛阳宫女作为军粮，全部吃尽，难道董卓、张方也是胡人？

后来东晋孙恩作乱，吴兴太守庾桓仅仅因为担心城里的百姓可能会响应孙恩，就先杀了城里数千男女，这种变态的暴行，甚至连胡人都没做过。

恩寇浃口，入馀姚，破上虞。吴兴太守庾桓恐郡民应恩，杀男女数千人。——《资治通鉴·晋纪·晋纪三十三》

更何况后世五代十国里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又有几件是胡人干的呢？

扯远了，说回刘渊。

公元304年11月，刘渊在离石建国，定国号为“汉”，这就是前赵的前身。

所谓“塑菩萨就要塑出屌来”，刘渊大手一挥，把从汉高祖刘邦以下汉朝所有皇帝，直到蜀汉先主刘备、后主刘禅一股脑请入宗庙，作为自己的祖宗进行祭祀，反而把真正的祖宗匈奴历代单于丢到了一边，要说也是真下本。

同时仿照汉朝官制，封刘宣为丞相，刘宏为太尉，崔游为御史大夫，其他各级官员也走马上任，一个政令统一的国家形态也就初见雏形了。

这时，并州刺史司马腾已经回到晋阳，听说自己卧榻之畔居然冒出个汉国，当然不能忍。

此时拓跋鲜卑已经打道回府，司马腾就独自领兵讨伐刘渊。

可是匈奴汉军虽打不过鲜卑蛮子，打起晋军来却游刃有余，前后五、六战无不是大获全胜，把个司马腾打得哭爹喊妈，狼狈不堪。

这时发生了一件小事。

刘渊手下有一员将领名叫乔晞，奉命攻打介休（今山西晋中介休）。

城破之后，西晋介休县令贾浑坚决不降，乔晞就把他杀了。

本来杀了就杀了，可乔晞又看上了贾浑的妻子，就强迫贾妻嫁给自己。

不料贾妻也是个刚烈女子，对乔晞又哭又骂，乔晞一怒之下就把贾妻也杀了。

这件事传到了刘渊耳朵里，刘渊勃然大怒，罕见地大爆粗口说：“如果老天有眼，乔晞你小子一定断子绝孙呀！”

立即将乔晞召回，将他连降四级。

同时派人赶往介休，厚葬贾浑夫妇。

遣乔晞取介休，介休令贾浑不降，晞杀之；将纳其妻宗氏，宗氏骂晞而哭，又杀之。渊闻之大怒曰：“使天道有知，乔晞望有种乎！”追还，降秩四等，收浑尸，葬之。——《资治通鉴·晋纪·晋纪七》

由此可见，刘渊虽然立志要争霸天下，但还是很重视道德仁义观念的，这一点与他主动认领的“便宜先人”刘备倒颇有几分神似。

此时“八王之乱”已经落下了帷幕，东海王司马越笑到了最后，成为西晋朝廷新一届话事人，而司马腾是司马越的亲弟弟，就一再央求哥哥给他换个差事。

司马腾也知道这个弟弟的德性，一纸调令让他去了邺城，同时让他将晋阳城中两万多户百姓一并带走，晋阳就成了一座空城。

顺道说一句，司马腾带到邺城的这两万多百姓，就是后世著名的“乞活军”的前身，包括冉闵、李农这些人的祖辈就在其中。

司马腾走后，刘渊顺利占据整个并州。

五、转战河东

要说刘渊的运气也是真差，占据并州没几天，并州就发生了严重饥荒。

古代饥荒是很可怕的，动不动就“人相食”，而刘渊也不可能得到谁的救济，百般无奈之下，刘渊只好率大部分汉国军民南下迁往黎亭（今山西长治上党区），只留了一支偏师在旧都离石。

这时晋惠帝司马衷已死，晋怀帝司马炽继位，西晋朝廷已经渐渐恢复了秩序，掌权的东海王司马越就开始着手对付北边的匈奴汉国。

他任命在平定“八王之乱”中表现亮眼的刘琨为振威将军、并州刺史、护匈奴中郎将，北上收复晋阳。

刘琨的确是一位坚韧不拔的大英雄，率领一支不满千人的部队逆流而上，与正在南下的匈奴汉国军队多次激战，且战且进，一往无前，居然真的收复了晋阳。

当然，这也有刘渊迫于饥荒，一心离去的因素。否则，离石与晋阳近在咫尺，如果刘渊铁了心不走，仅凭刘琨的千余人也不可能与匈奴汉国抗衡。

在黎亭休整了一段时间，谋士刘殷、王育向刘渊进谏：“殿下起兵已久，但咱们的招牌一直没有打响，主要还是战略位置选得不好。如今应该向河东发展，并伺机进入关中夺取长安，再以关中为根据地席卷洛阳，这正是当年汉高祖战胜楚霸王的策略。”

刘渊听后大悦，立即向西翻越太岳山，在河东一带攻城掠地，迅速占据了平阳（今山西临汾）、蒲坂（今山西运城永济）等地，并将平阳确定为汉国的新都。

历来河东地区都是连接关中与中原的枢纽，东南隔太行、王屋与洛阳相望，西南隔黄河与长安相望，再加上有盐池之利，民生也相对富庶，政治、经济、军事意义都十分重要。

刘渊建都于此，闹出的动静可就比在离石时大得多了。

一时间，各地造反失败的流亡者纷纷前来投奔，其中就有日后灭晋的两大急先锋——“飞豹”王弥和“大胡”石勒。

王弥本就是刘渊在洛阳时的好朋友，刘渊深知王弥的本领，就封他为镇东大将军、青徐二州牧、都督缘海诸军事，让他去齐鲁、苏北一带打游击。

石勒与刘渊并无交情，但刘渊对石勒一见如故，相当器重，封他为平东大将军、都督山东诸军事，让他去河北打天下。

事实证明，刘渊是相当有识人之明的，王弥和石勒果然不负众望，一个纵横东海，一个啸傲燕赵，迅速成长为汉国的两大王牌集团军，为将来灭亡西晋奠定了基础。

六、汉晋战争

西晋永嘉二年，即公元308年10月，时年五十六岁的汉王刘渊正式登基称帝。

这里顺便讲讲刘渊这个汉国的成分构成。

虽然后世称刘渊的汉国为匈奴汉国，但其实是一个多民族共生的军政集团。

这其中匈奴人当然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军权基本由刘渊的族中子侄掌握。

但也有大量其他民族成分，比如刘渊的第二任妻子单氏，就是关中氐人首领单征的女儿，氐人在汉国为官的不在少数。

此外还有羯人石勒，鲜卑人陆逐延等。

而汉人更是匈奴汉国的第二大政治力量。

《资治通鉴》记载，刘渊称帝后，“胡、晋归之者愈众”。

“胡”指的是各少数民族，“晋”指的当然就是汉人，而“愈”则说明，在此之前就已经有很多汉人投奔了刘渊。

比如镇东大将军王弥、征北大将军刘灵、御史大夫崔游、司农卿卜豫、鸿胪卿范隆、太常卿朱纪、黄门侍郎崔懿之、陈元达等，三公九卿里不少都是汉人。

也就是说，刘渊虽然做不到各民族一律平等（事实上任何时代都做不到），但至少做到了兼容并蓄，不搞民族迫害。

这也是匈奴汉国能够立足并逐渐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闲话少叙，就在刘渊称帝后不久，一个喜讯突然传来——洛阳守备空虚，正是趁虚而入的好机会！

那洛阳作为大晋朝的首都，为什么会守备空虚呢？

这是因为新登基的晋怀帝司马炽与大权独揽的东海王司马越之间渐渐产生了矛盾，司马炽借着皇帝的身份拼命挤兑司马越，司马越一怒之下就率领大部分洛阳守军去了许昌。

但司马越又不想放松对洛阳朝廷的控制，就大面积裁撤自己信不过的禁卫军将领，用自己的人取而代之。

我在写“八王之乱”时说过，西晋的洛阳禁卫军是一个极端危险的特殊利益群体，也是“八王之乱”一起再起、没完没了的重要因素。

只因为这些人谁都不听，谁都不服，为了自己的利益，天王老子都可以出卖。

这不，有一个禁卫军将领名叫朱诞，被司马越裁员后气得失去理智，就索性把心一横，跑到了平阳。

他对刘渊说：“太君，如今司马越带走了大部分军队，洛阳孤城一座，正等着皇军去接收呢！”

刘渊大喜，立即让朱诞当带路党，任命刘景为灭晋大将军，率军出太行山，南下进攻洛阳。

这个刘景是匈奴汉国军中资历排名第一的大将，他挥军攻克黎阳（今河南鹤壁浚县），然后准备从延津（今河南新乡延津）渡过黄河。

洛阳朝廷大为惊恐，急命车骑将军王堪率仅剩的洛阳守军北上阻击。

但王堪这个人忠义是有的，打仗却很拉胯，被刘景打得大败。

而刘景却做了一件很糟糕的事，他把俘虏到的晋军以及当地男女三万多人全部沉入黄河。

结果刘渊再次暴走，大骂道：“刘景还有脸来见我吗？他做这种事老天爷也不会容他！我要消灭的是司马氏，普通百姓有什么罪过？”

立即下令将刘景从“灭晋大将军”一下子撸到了一个杂号将军。

败王堪于延津，沈男女三万馀人于河。渊闻之，怒曰：“景何面复见朕？且天道岂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马氏耳，细民何罪？”黜景为平虏将军。——《资治通鉴·晋纪·晋纪九》

中国古代，如果前线将领打了胜仗，杀俘杀降是常有的事，君王最多象征性批评两句“下次注意呀”之类的废话，即使有处分也是很轻微的。

比如汉光武帝刘秀手下那个酷爱屠城的吴汉，照样一路升迁当到了东汉大司马，还画像张挂云台。

像刘渊这样旗帜鲜明反对杀俘杀降，不管他内心是不是真的心系苍生、爱民如子，至少他树立这种导向还是对的。

不过由于刘渊的临阵换将，这就给了西晋朝廷的喘息之机。

原本“撂挑子”去了许昌的司马越此时也有点慌，如果匈奴人打下了洛阳，自己这个“摄政王”脸上也不好看，就派出大军北上迎击。

同时征调已经在晋阳站稳脚跟的并州刺史刘琨派兵南下，南北夹击匈奴兵。

刘渊则派出自己的第三子、车骑大将军、楚王刘聪和侄子中山王刘曜赶到前线，指挥作战，同时调石勒、王弥前来增援。

由此汉晋“长平之战”爆发。

史书记载，刘聪约有兵力五万，石勒拥众十余万（这个数字比较水），王弥兵力不详。

西晋一方，司马越的军队是四万，刘琨的军队不详，但以晋阳的残破，估计最多也就是两万左右。

所以双方总兵力应该在二十万上下，但匈奴汉军不仅兵力明显占优，将领更是刘聪、刘曜、王弥、石勒“四大王牌”尽出，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刘聪命石勒为前锋，先攻南下的晋阳援军，晋阳领军将领黄肃、韩述根本不是“石大胡”的对手，一战即溃，二人双双被石勒斩杀。

刘聪摆平了北面威胁，立即亲自率军渡河与许昌军作战。

许昌军原是洛阳北军，战斗力本来是有保证的，可偏偏三位统兵大将王旷、施融、曹超意见不一，各行其是，结果在长平被刘聪一举击败，阵斩一万九千级。

这场匈奴汉国与晋朝第一次大规模野战，以晋军惨败，汉军大获全胜告终。

刘聪挟新胜之威继续进逼洛阳，镇守长安的平昌公司马模又派兵东出函谷关，准备从侧翼袭击刘聪，结果再次被刘聪击败。

但刘聪连战连胜，骄傲轻敌，中了弘农（今河南三门峡灵宝）太守垣延的诈降计。

垣延夜袭刘聪，汉军大败，再加上前期长平会战损失也不小，此时已是强弩之末，刘聪只得退回了平阳。

按理说这次汉晋两国大会战还是匈奴汉国占了上风，但刘渊却亲自“素服出迎”。

身穿“素服”就是吊丧的意思，这说明刘渊丝毫没有骄傲自满，反而沉痛悼念战死的士兵，不管这是不是演戏，至少这份清醒理智以及与人共情的本事也算是当时独一份了。

仅仅两个月后刘渊就下旨，命刘聪、王弥、刘曜、刘景、呼延翼率五万精兵再攻洛阳！

而西晋朝廷根本没想到匈奴兵回来得这么快，一时措手不及，人心大骇。

这也说明，刘渊虽然从不上战场，但他呆在平阳绝不是吃干饭的，行政治理和后勤保障工作干得相当出色，导致匈奴汉国的回血速度远在晋朝之上。

而晋朝空有十几倍于汉国的疆域和人口，战争动员能力却相形见绌。

眼看洛阳就要不保，幸亏一人横空出世，力挽狂澜创造了奇迹。

这个人就是从河西远道而来的西凉猛将——北宫纯。

说到这位北宫纯老兄，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

早在一年前，“飞豹”王弥还独立门户单干时，就曾自领十余万大军进攻过洛阳，当然这十余万人大都是被裹挟的百姓。

当时北宫纯奉凉州刺史张轨之命救援洛阳，北宫纯仅率千余名西凉重甲步兵列阵抵御。

冲到城门附近的叛军骑兵乱箭齐发，但无法穿透西凉军的盾牌和重铠。

两军短兵相接后，西凉军团依靠重装步兵的优势大败叛军，王弥全军溃散，走投无路，这才转而投奔了刘渊。

此次晋军在长平惨败，消息传到凉州治所姑臧（今甘肃武威凉州区），凉州刺史张轨立即意识到形势危急，提前命北宫纯再次火速驰援洛阳。

而匈奴汉军士气高涨，刘聪势如破竹攻到了洛阳，屯兵于西明门外，准备次日攻城。

是夜，北宫纯率千余西凉铁骑奇袭匈奴汉军大营，万马军中斩杀汉国征虏将军呼延颢，汉军大败，南撤至洛水北岸。

两天后，北宫纯再次主动出击，在光天化日之下再次击败刘聪，汉军溃不成军，连刘渊的岳父，大司空、雁门郡公呼延翼都死在了乱军之中。

这两仗沉重打击了汉军的军心士气，刘渊急忙下旨，召刘聪班师。

但刘聪驴脾气也犯了，回奏刘渊：“老爸，洛阳就是靠这邪门的千把西凉兵撑场面，我一定能对付得了！”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刘渊也只好听之任之。

但刘聪真的疑神疑鬼起来，他觉得这千把西凉兵莫非得到了上天庇护，否则怎地如此难缠？

想来想去，他决定抛下大军，独自前往嵩山，向老天祈福，这也可见这位匈奴汉国未来的至尊性格上的任性妄为。

不过本文以刘渊为主，关于刘聪还是放到后文去讲。

而刘聪却不知道，正是北宫纯的两次辉煌战绩，极大地鼓舞了晋军的士气，长平之战后对汉军畏之如虎的情绪一扫而空。

此时司马越已经调集大军从许昌赶来，二话不说就发起强攻，汉军再次大败，刘聪留守大营的两员大将，呼延朗战死，刘厉自杀。

等到刘聪从嵩山赶回来时，匈奴汉军已经溃不成军，无力再战。

刘聪无奈，只得勉强收拢溃军回了平阳。

七、身后之事

连续两次进攻洛阳失败，使刘渊意识到晋朝这个庞然大物虽然看上去千疮百孔，但终究还是难以在短时期内颠覆。

于是刘渊没有再贸然发动战争，而是专心内政建设，却把石勒、王弥这两只猛虎重新放归到太行山以东，让他们在河北、山东、河南攻城掠地，消耗晋朝的有生力量。

公元310年7月，五十八岁的刘渊突然患病，眼看着病势越来越重，刘渊只能开始谋划自己的身后之事。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立自己的嫡长子刘和为皇太子，同时立宠妃单氏为皇后。

刘和作为嫡长子，封为太子当然是名正言顺。但立单氏为皇后就不太寻常了，因为此时刘渊的原配皇后呼延氏并没有死。

且史书也没有关于呼延氏被废的记载，也就是说刘渊在临死前匆匆忙忙为自己增加了一位皇后。

这样做当然不可能是刘渊病中雄起，色令智昏的荒唐之举，唯一的解释是，刘渊要抬高单氏的娘家也就是氐人贵族的地位，从而对本族形成制衡。

前文说过，刘渊一直很重视对各民族的兼容并蓄，他知道光凭匈奴人是不可能坐稳江山的，所以才会在临终前对各方势力进行微调。

随后，刘渊确定由太宰刘欢乐、太傅刘洋、太保刘延年为顾命大臣，这三位都是刘渊长辈，负责将新君“扶上马、送一程”。

然后就是刘渊的儿子们了，其中久握兵权、战功最大的老三、楚王刘聪被封为大司马、录尚书事。

同时刘渊再次进行理论创新，为刘聪量身定做了一个“大单于”的位子，并在都城平阳以西专门设立了一个全新的机构——单于台。

刘渊给“大单于”的定位是：低于皇帝，高于亲王；

对单于台的定位是：管理匈奴族群，处理匈奴内部事务。

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对如何在中原地区建立统治，并协调本民族与汉民族之间关系的第一次探索。

此后，五胡十六国的大部分少数民族政权都沿用了这一制度，甚至到南北朝时期，北齐的晋阳霸府也可以看成是这一制度的延续。

有人也许要说，这样做会阻碍民族融合，激化民族矛盾，这样说确实没错。

但你要结合时代背景来看待，刘渊这个时候碰到的任何问题都是全新的，他能够给出自己的答案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难道你指望他一步到位就给出最佳解决方案吗？

正是由于他抛出的这套方案在此后三百年的实践中不断被检验、被反思、被证伪，才有了后来苻坚的民族平等政策，才有了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才有了宇文泰的胡汉融合举措。

而刘渊作为“民族大融合”这道跨世纪难题的第一位答题者，我们又怎么能要求他更多？

一个月后，刘渊驾崩，走完了他半生飘零、半生奋斗的人生。

如何评价这个人呢？

我个人认为，刘渊算得上一代明君，他遵从儒家仁义道德理念，重视民生，死后的谥号是相当高级的——“汉光文帝”！我想，这也正是房玄龄老爷子给予刘渊“梦日而生”高级待遇的原因吧。

他在位期间约束军纪，匈奴汉国虽然不能说秋毫无犯，但也在最大限度内避免了对社会经济的破坏，而永嘉之乱和汉人世家大规模南渡也基本上是在他死后，刘聪当政时期发生。

他也是一位卓有见识的政治家，在大的战略问题上基本没有犯错，在识人用人上也尽显高明之初。

所以明代学者张大龄曾这样评价刘渊：

自古夷狄祸乱中国的有的是，但从来没有能进入中国称帝的，如果有，那就是从刘渊开始。

自古夷狄为中国患者有矣，未闻入而帝中国也者，有之，自刘渊始。

他的文化修养与中原名士不相上下，但他剽悍骁勇、拔山贯铁的武勇，却不是汉人能够比拟的。

其文雅博洽既与中国士大夫埒，而骁悍魁桀，拔山贯铁之勇，非华人可得而仿佛也。

何况先是中国大乱，他才有了机会。但他每次听闻屠杀之事，都极力训诫阻止，而且用贤纳谏，恭俭勤劳，非常有汉人明君的气度。

况中国先乱，而彼有所以隙哉！然渊每闻屠杀之惨，则深戒谕之，用贤纳谏，恭俭勤劳，卓有中国人君之度。

最后说一句，毛主席曾经为了劝许世友将军多读些书，就引用过刘渊的那句“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这也可以看成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对刘渊的一种侧面肯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