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书说到,司马乂死后,成都王司马颖掌握西晋朝政大权,东海王司马越不服,向司马颖发起挑战,却在荡阴之战中惨败。
司马颖再接再厉,又密谋诛杀“幽州王”王浚,结果引来王浚的强力反扑,幽并铁骑攻破邺城,司马颖带着司马衷落荒而逃,投奔了坐镇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
紧接着,司马越重出江湖,打出“迎接天子还都洛阳”的旗号,号召各地州郡讨伐司马颙。
一时间,范阳王司马虓、东燕王司马腾、高密王司马略、南阳王司马模、“幽州王”王浚群起响应,“倒颙联盟”应运而生。
而司马颙则联合东平王司马楙、豫州刺史刘乔、河北大将公师藩与之抗衡。
如果没看过笔者前面的文章,上面这段话会觉得相当烧脑,但没有关系,你只要记住:此时的西晋分裂为司马越和司马颙两大阵营,正在洛阳一线展开激战就可以了。
一、张方之死
前文说过,河间王司马颙坐拥关中四塞之地,又有皇帝司马衷在手,原本在人心、士气上占有不小的优势。
但随着全场“最佳第六人”刘琨的闪亮登场,战局迅速被扭转。
刘琨率幽州突骑千里奔袭,先败司马楙,再败刘乔,使原本各自为战的“倒颙联盟”终于凝聚到了一起。
同时,王浚派大将祁弘、宋胄率幽州主力浩荡南下,兵锋直指洛阳。
一时间,司马越攻河南,王浚攻河北,对洛阳形成了强大的钳形攻势。
司马颙见形势急转直下,惊得寝食不安、一夜数惊,渐渐起了妥协议和之心。
这时,有个“和事佬”及时跳了出来。
此人名叫缪播,曾是司马越好友,而他有个弟弟又是司马颙的小舅子,所以缪播算是两边都说得上话的人。
他对司马颙说:“大王,如今关东势大,您仅凭关中一地,恐难以抗衡。东海王既然想迎回陛下,您不如答应他。我再去跟东海王说,今后您与他分陕而治,陕州(今河南三门峡陕州区)以东归他,陕州以西归您,东海王看在我的面子上,一定会答应。”
司马颙向来是“你硬我就软,你软我就硬”的“鸡贼”作风,就准备同意缪播的“和平方案”。
但这消息传到了张方耳中,张大帅就不高兴了。
前文说过,张方数次攻入洛阳,犯下的罪行人神共愤、罄竹难书,连后世蔡东藩都说:“张方之恶,较诸王尤甚”。
如果司马颙与司马越议和成功,天下恢复安定,事后清算,张方必死无葬身之地。
故此,张方火速带兵赶回长安,对司马颙声色俱厉地说:“大王据形胜之地,兵强马壮,又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谁与争锋?为什么要不战而降,束手就擒!”
此时的张方手握重兵,势倾关中,司马颙对他早已深为忌惮,只好打着哈哈安抚道:“将军哪里听来的谣言,我没有打算议和呀?误会,误会!”
张方这才怒气冲冲离去。
张方自以罪重,恐为诛首,谓颙曰:“今据形胜之地,国富兵强,奉天子以号令,谁敢不从,奈何拱手受制于人!”颙乃止。——《资治通鉴·晋纪·晋纪八》
但紧接着,张方手下有个参谋名叫毕垣,曾经遭到张方惩罚,心存怨恨,就私下求见司马颙,说:“张方率军停留灞上,似有图谋大王之心,您不可不防呀!”
司马颙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立即惊问:“那该如何是好?要不......你去替我杀了他?”
毕垣果然很“闭环”,说:“我去不好使,张方护卫严密,一般人根本不能靠近。但有一人却能胜任这个任务。”
司马颙忙问是谁,毕垣说:“郅辅。”
郅辅原是长安城中一个富商,早年张方穷困潦倒,贫病交加,幸得郅辅救济,才没有饿死街头。
张方发达以后顾念郅辅恩情,让他当了自己军中幕僚,对他亲厚无比。
司马颙恍然大悟,急召郅辅来见。
毕垣却先一步找到郅辅,忧心忡忡地说:“老郅,不好了,听说张方要谋反,大家都说你是同谋。河间王现在叫你去质问,你准备怎么说?”
郅辅吓得魂不附体,说:“我没听说张方要谋反呀,那如今该怎么办?”
毕垣说:“大王如果问你,你就只管说‘哦’,否则就要大祸临头。”
于是郅辅入宫,司马颙劈头就问:“张方谋反,你知道吗?”
郅辅:“哦......”
司马颙又说:“我现在派你去杀他,你愿意吗?”
郅辅:“哦......”
于是司马颙命郅辅送一封书信给张方,让他趁机下手。
郅辅来到张方军中,佩刀而入。
张方知道自己恶贯满盈,平时安保工作极为严格,谁都不能带着兵器接近他,唯独对这个大恩人郅辅,张方从不限制。
当时正值深夜,张方接过司马颙书信,在灯下展开阅看。
郅辅趁其不备,突然拔刀将张方刺死,然后割下首级送给了司马颙。
辅既昵于方,持刀而入,守阁者不疑。方火下发函,辅斩其头。——《晋书·卷六十·列传第三十》
应该说,张方飞扬跋扈、罪恶滔天是有的,但要说他会谋反,多半也只是毕垣的构陷。
魏晋时期是世家大族政治,只有王浚这种顶级世族出身的人才会有窥伺神器的奢望,而张方出身寒微,一介布衣,毫无根基,怎么可能谋反?
但他毕竟作恶多端,人神共愤,就算今日不死,将来也绝不会有好下场,所以,死了也没什么值得同情。
司马颙杀了张方,马上派人屁颠屁颠将首级送给司马越,以示和好的诚意。
司马越微微一笑:“张方死了?很好。老兄想求和?——没门!”
二、二王之死
此时的形势是,司马颙以洛阳为支点构建防御体系,大将楼褒北拒河桥,大将吕朗东守荥阳,可怜的司马颖独守洛阳,应对来自许昌方向的威胁。
这个防御体系是历来洛阳抵御外敌的通用模板,不过好像此前以及此后无数战争中,从来没有真正成功过。
这也可见洛阳这地方四通八达、交通便利,和平时期固然不错,但在战乱时就是标准的“四战之地”,相当不靠谱。
这不,王浚的幽州系大将祁宏、宋胄率鲜卑铁骑直抵河桥,只一战就将楼褒击溃,洛阳北面顿时门户洞开。
坐镇洛阳的司马颖手里只有千余兵,哪里敢挡幽州军的锋芒,急忙弃城而走,准备逃回长安。
没想到半路又听说司马颙杀了张方,准备与司马越议和,更是五雷轰顶,大脑再度死机。
要知道,司马颙和司马越只是政见不同,并没有发生过直接冲突,而他司马颖可就不一样了。
他先是在荡阴打得司马越全军覆没、险死还生,后来又派人刺杀王浚,属于“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这要是议和了,自己十有八九要被司马颙送出去“顶包”。
一时间,天大地大,司马颖竟不知哪里才能容身。
这时,他忠心耿耿的幕僚卢志向他建议,唯有取道关中,经商洛出武关,南下江陵(今湖北荆州)去投奔荆州刺史刘弘。
刘弘是西晋最后一位德才兼备的重臣,手下有陶侃、周访等名将辅佐,刚刚平定了建康的陈敏之乱。
正是有他在,西晋的长江流域还能勉强维持安宁。
被卢志一点拨,司马颖的大脑才缓慢重启,无奈答应。
河桥、洛阳相继失守,驻防荥阳的吕朗就彻底成了孤军。
但他固守天险虎牢关,关东军一时却也攻他不下。
刘琨当即向司马越要来张方首级,向关上展示:“河间王已经杀了张方,准备向东海王投降,你们负隅顽抗还有什么意义?”
吕朗见果是张方的首级,立时斗志全消,终于开关投降。
于是,司马颙在函谷关以东的所有势力被扫荡一空。
公元三零六年二月,司马越号令各路人马向渑池集结,准备大举进攻关中。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小事,远在青州的惤(jiān)县(今山东烟台招远市)有个小小县令名叫刘柏根,这位仁兄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居然起兵造反。
坐镇青州的高密王司马略派兵镇压,却被打得大败,无奈只好向王浚求援。
此时的王浚心雄万夫,正愁精力无处发泄,二话不说立即派兵征讨。
幽州军战力果然不是盖的,一战将刘柏根斩杀,轻松平定叛乱。
但叛军中有个小人物却侥幸逃脱,他孑然一身、形影相吊,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去投奔刘渊。
这个人,就是日后与石勒并驾齐驱,掀起“永嘉之乱”惊天狂澜的前赵大将、“飞豹”王弥。
闲话少叙,却说司马颙见司马越不依不饶,直奔关中而来,这下是彻底傻了眼。
原本以为杀了张方可以换来和平,没想到换来的却是更加严峻的形势。
更要命的是,司马颙杀死张方,使关中军的士气一落千丈。
看官须知,这张方再怎么作恶,也是关中军的支柱和灵魂,司马颙对他弃若敝履,杀他如杀一条狗,其他人还怎么敢为他卖命?
情急之下,司马颙又把郅辅杀了,然后把张方之死推卸到郅辅头上,想以此挽回人心。
但人心一旦丢失,再想挽回又谈何容易?
五月,司马越挥师强攻函谷关,守军略加抵抗就四散奔逃,司马越命幽州大将祁宏率五千鲜卑铁骑为前锋,直入关中。
司马颙急派彭随、刁默率军阻击,被如风如火的鲜卑铁骑打得大败。
司马颙再调马瞻、郭伟率军在灞水迎敌,关中军依旧是一触即溃,丝毫没有还手之力。
司马颙知道大势已去,单人匹马逃入秦岭,长安军队崩溃,百姓逃亡,彻底乱成了一锅粥。
祁宏率五千鲜卑军杀入长安,这些乡巴佬哪里见过如此富庶繁华的城市,立即烧杀抢掠,百姓死者不下两万人。
百官则纷纷逃入山中,化身松鼠,靠采食橡实度日。
不过橡实能收敛固涩,止血解毒,对治疗痢疾、痔疮、溃疡有独特疗效,各位读者有机会不妨一试。
好在祁宏终究比张方厚道些,只纵兵劫掠了十几天就见好就收,然后用牛车装着最大的“战利品”——晋惠帝司马衷欢天喜地撤出了长安,回到了洛阳。
而关中军的残兵败将渐渐聚拢,又去山里找到了当野人的司马颙,把他接回了长安。
此后,长安地区又爆发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战事,无非就是司马颙的死党与投靠司马越的势力之间“菜鸡互啄”,就不多说了。
简单讲就是,关中地区基本归顺了朝廷,司马颙万念俱灰,坐困于长安城中“数星星”,回忆着以前“作妖”的日子唏嘘流泪。
而“八王之乱”最后的赢家——东海王司马越迎回天子,成功荣升为太傅,录尚书事,掌握西晋朝廷的最高权力。
其他如司马虓、司马腾、司马模、司马略、王浚也俱都各有封赏。
其中,“倒颙行动”的大功臣刘琨也受封振威将军、广武侯,成为司马越的心腹爱将。
而此时刘渊在并州势力越来越大,司马腾整天叫苦连天,要哥哥司马越给他重新安排一份工作,于是司马越任命刘琨为使持节、并州刺史、护匈奴中郎将,前往晋阳顶替司马腾。
刘琨毅然领命,带着他的八百幽州突骑北上,开启了他真正被历史称为“末世英雄”的艰难历程。
最后再来说说司马颖与司马颙这对“没头脑”与“不高兴”的最终结局,并对他们作个简单的总结。
先说成都王司马颖。
这个人可能真的是“扫帚星”下凡,走到哪祸乱就跟到哪。
他逃到荆州还没几天,荆州刺史刘弘就病死了。
荆州大将郭劢(mài)趁机作乱,打算奉司马颖为主,割据荆州。
但很快叛乱就被荆州众将平定,可怜的司马颖再次沦为通缉犯,仓皇出逃,这次他打算回到河北老家去投靠昔日旧部公师藩。
没想到由于人长得太帅,以前人气太高,在路过顿丘(今河南鹤壁浚xùn县)时被人认出,就被抓了起来。
顿丘归邺城管,司马颖就被送到了邺城。
此时镇守邺城的是范阳王司马虓,这个人还比较厚道,没有将他送往洛阳,而是把他关了起来,也算是对他的一种保护。
但司马颖“扫帚星”的特异体质再度发作,仅一个月后,司马虓就突然暴毙,死时年仅三十八岁,说来也真是神奇。
而司马虓的长史刘舆,也就是刘琨的哥哥却一直很讨厌司马颖,觉得他在邺城经营多年,人望犹在,终究是个祸胎,就对他动了杀机。
说来也是悲剧,司马颖的部将公师藩正在邺城边上打游击,听说旧主被困,就急吼吼带着汲桑、石勒等人前来解救,结果“屠伯”苟晞再度出手,将公师藩击杀。
而这更是刺激了刘舆:“这个扫帚星还不归位,留着害人吗?”
于是假传司马衷旨意,将司马颖赐死,连同他的两个儿子一并被杀。
司马颖生前也曾风光无限,但死后只有他的忠实伙伴卢志不离不弃,为他收尸下葬。
司马颖这个人怎么说呢?
他其实是个比较单纯的人,并没有太多坏心思,只是因为他皇子的身份,才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争权夺利的旋涡。
他最大的悲剧就是自身孱弱的能力与残酷的政治斗争完全不匹配。
以前游戏难度不高的时候,靠卢志的帮忙还能勉强通关,但越到后面游戏难度越大,就玩不转了。
历来成就大事的人,不管身边的僚属多么优秀,归根到底还是本人的能力素质过硬。
比如曹操有荀彧,刘备有诸葛亮,孙权有周瑜,但最后做决策的,还是曹、刘、孙本人。
而卢志固然达不到荀彧、诸葛亮、周瑜那样的高度,可就算达到了,无奈司马颖先天配置实在太低,动不动就死机,又怎能不败呢?
但我们切莫急于嘲笑司马颍。
正如我在前文所说,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一定不要用高高在上的上帝视角,而要用自己去对照。
那么至少本人就惊讶地发现——如果我处在司马颖的位置,可能会和他表现得一模一样。
司马伦篡位时,我也会站出来讨伐;
司马冏专权时,我也会和其他人一样联手打击;
一旦自己掌权,我也会跑回自己的老巢,因为我也走不出自己的舒适区;
王浚尾大不掉,我也会想方设法除掉他;王浚来犯,我也同样会手足无措,仓皇逃走。
可以说,整个“八王之乱”中,与笔者性格气质、能力水平最为接近的,就是这个司马颖。
所以我在读他的故事时,总有一种淡淡的伤感。
扪心自问,他犯的错,我都会犯;他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同样解决不了;
如果和他换位相处,我和他的结局,约莫不会有很大差别。
这才是历史真正带给我的震撼!
再来说河间王司马颙。
司马越掌权后终究没有忘记在长安“数星星”的司马颙,以朝廷名义征召他入朝担任司徒。
司马颙面对诏书,也只有乖乖应诏上路,毕竟他已经没有了抗旨的本钱。
行至渑池,南阳王司马模手下将领梁臣不期而至,在车上将司马颙连同他的三个儿子一起活活掐死。
太傅越征河间王颙为司徒,乃就征。南阳王模遣梁臣邀之于新安,车上扼杀之,并杀其三子。——《晋书·卷六十·列传第三十》
史书虽然没说是不是司马越的授意,但这也已经不重要了。
一代“鸡贼之王”、“作妖之王”就此殒命。
但我却衷心地感谢司马颙。
因为正是这个人,让我找回了一点自信。
扪心自问,我不会像他那样卑鄙无耻、两面三刀,更不会像他那样“生命不息、作妖不止”。
司马颙绝对是“八王之乱”中除孙秀以外最大的一根“搅屎棍”。
齐王司马冏当政后,如果不是他极力挑拨离间,司马乂未必敢于铤而走险、以弱击强;
司马乂控制洛阳后,如果不是他煽风点火,火上浇油,以司马颖的被动型人格,也未必会出兵洛阳,也就不会爆发“三王会战”,更不会有数万宫女被张方吃尽的悲剧发生;
司马颖掌权后,如果不是他唯恐天下不乱,请求册立司马颖为皇太弟,司马越未必会孤注一掷,发动荡阴之战。
司马颙虽然不是“八王之乱”的主导者,但他和他的手下张方加在一起,绝对是持续时间最久、破坏性最强、影响程度最深的负面因素。
这里顺便以司马颙为例,聊聊为政者的道德品质问题。
有些人总说,为政者就应该权谋机变,就应该心狠手辣,就应该翻脸无情,然后举出因为坚持原则、坚守正道而失败的例子,比如苻坚。
但其实为政者首先要树立的,一定是仁义礼智信的形象,不管你的内心真实想法是什么,至少表面上应该如此。
像曹操、石勒、沮渠蒙逊、高欢、宇文泰这些权谋高手,都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违背这些原则,但行事之时也会尽可能掩盖,并在事后极力弥补自身形象。
而像司马颙以及后世的刘卫辰、慕容麟、侯景这种公然反复横跳,屡屡出卖别人,行事毫无底线的人,根本不可能得到别人甚至自己人的认可,也根本不可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因为,无耻与权谋,完全是两回事。
所以,高尚也许真的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但无耻绝不会永远是无耻者的通行证。
真正的权谋大家,应该是秉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宗旨,纵然机诈诡变,但心中的“正道之光”始终不灭。
以我个人的粗浅水平,能达到这个境界的,纵观中华历史,也不过寥寥三、五人而已。
三、惠帝之死
公元三零七年一月,也即是司马越平定关中半年之后,晋惠帝司马衷暴毙而亡,享年四十八岁。
史书记载,司马衷是被毒死的。
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是谁下毒,但历来公认东海王司马越的嫌疑最大,毕竟司马衷是掌握在他的手里。
司马衷死后,二十一岁的皇太弟司马炽继位,这就是西晋第三位皇帝晋怀帝。
他一登基,立即展现出强势作风,每天在东堂与群臣商议政务,并且亲自考较官员学问,以至于有大臣衷心赞叹:“武帝在世时的局面,终于又重现了!”
怀帝于东堂听政,与群官论众务,考经籍,黄门侍郎傅宣叹曰:“今日复见武帝之世矣!”——《资治通鉴·晋纪·晋纪八》
有人也许要说,晋武帝司马炎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皇帝,有啥好激动的?
但是你别忘了,司马炎死后这十多年,西晋朝廷是怎么过来的。
这个时候能重现武帝之朝,说实话,连我这一千九百年后的人都有一种欣慰之情油然而生。
那么问题来了,作为权臣的司马越,为什么要毒死模范傀儡司马衷,让这样一个强势皇帝上位呢?
事实上,司马炽在位期间对司马越拼命挤兑、百般打压,整得司马越欲仙欲死,忍无可忍,最终愤而率军出走洛阳,这才被石勒歼灭。
可见司马炽的性格与手段相当不简单。
所以,毒杀司马衷并不符合司马越的利益。
如果按照“谁获利最大,谁嫌疑最大”的原则,司马炽也很有可能是下毒者,毕竟司马家已经在这方面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
可惜,史书对这段历史的记载太少,除非有新的考古发现,否则司马衷之死的真相就将永远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了。
史学界对于“八王之乱”结束时间一直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颙被杀,标志着“八王之乱”的结束;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四年后东海王司马越死去,才标志着“八王之乱”的结束。
而我个人认为,“肉糜兄”司马衷的死,才是“八王之乱”结束的标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司马衷的存在,正是“八王之乱”得以爆发,并迅猛推进,且愈演愈烈的最底层逻辑。
首先,他是名正言顺的皇帝,但同时又是一个完全无法行使职责的皇帝,这就使得所有人都可以利用他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有人说,你不就是说司马衷是傀儡呗,历史上傀儡皇帝多了去了,也不是每个都会引发动乱呀?
但司马衷不同,别的傀儡即使没有权力,但自身素质、修养、理性还是有的,比如汉献帝刘协、东魏孝静帝元善见、西魏文帝元宝炬等,都知书达理,明辨是非。
他们懂得与权臣合作,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建立一种各方都能接受的秩序,并主动维护它,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去打破。
毕竟权臣与傀儡也是一种特殊的利益共同体,而再坏的秩序都好过没有秩序。
所以,傀儡并不是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相反,也是很考验智慧的。
可惜,司马衷既没有维护平衡的理性,也没有打破平衡的血性,永远逆来顺受,依附强者,这不免让所有人都会产生“我上我也行”的感觉,从而积极作乱。
另一方面,司马衷又以“痴呆”著称于世,这就导致人们分不清哪些诏书是司马衷的本意,哪些是别人的矫诏。
纵观“八王之乱”中,伪造的诏书满天飞,频率之密集,堪称历史之最。
反正有司马衷在,再不合理的诏书都有可能,这也让无数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打着司马衷的旗号行事,丝毫不用担心皇帝会跳出来澄清或谴责,作乱的门槛大大降低。
所以,只要司马衷还在位一天,就一定还会有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跳出来兴风作浪,永无宁日。
这也可能是司马越毒杀司马衷的唯一合理解释吧?
当然,从司马衷个人来说,其实是很无辜的。
他生平从没主动做过一件恶事,一生遭遇凄惨彷徨,令人同情。
而且从他对司马冏、嵇绍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其实是一个比较忠厚的人,对是非善恶也有一些出于本能的认知。
但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恶,一种对国家社稷、对黎民百姓的大恶。
正如《三体》中的名言:毁灭你,与你无关。
四、谁最该死?
终于到了最后总结的时间。
首先,让我们快进一遍“八王之乱”的整个过程。
公元290年5月,晋武帝司马炎驾崩,晋惠帝司马衷继位,国丈杨骏掌握朝政大权;
公元291年3月,皇后贾南风联合淮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攻杀杨骏,司马亮掌权;
同年6月,贾南风怂恿司马玮诛杀司马亮,随后将司马玮处死,贾南风掌权;
公元300年3月,贾南风废杀皇太子司马遹;
同年4月,赵王司马伦、梁王司马肜、齐王司马冏发动宫廷政变,诛杀贾南风,司马伦掌权;
同年8月,淮南王司马允攻击司马伦失败,被杀;
公元301年正月,司马伦逼迫司马衷禅位,登基称帝;
同年3月,齐王司马冏起兵讨伐司马伦,4月攻入洛阳,司马伦被杀,司马冏掌权;
公元302年12月,长沙王司马乂攻杀司马冏,控制洛阳;
公元303年8月,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讨伐司马乂,三王爆发洛阳会战;
公元304年正月,东海王司马越发动政变囚禁司马乂,司马乂被张方“炙杀”,司马颖掌权;
同年3月,司马越裹挟天子司马衷讨伐司马颖,败于荡阴,司马衷被司马颖俘虏;
同年8月,司马颖谋杀王浚失败,王浚反扑邺城,司马颖、司马衷逃往洛阳,后被张方裹挟退往长安,司马颙掌权;
公元305年8月,司马越联合司马腾、司马略、司马模、司马虓、王浚讨伐司马颙;
公元306年5月,关东军攻破长安,司马颙败逃;
同年6月,司马衷被迎回洛阳;
同年10月,司马颖被杀;
同年11月,司马衷中毒,崩于洛阳;
同年12月,司马颙被杀,“八王之乱”就此落幕。
其次,盘点一下“八王之乱”的影响。
“八王之乱”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造成损失最严重的一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它的主要影响有四:
第一,西晋王朝的统治秩序完全崩溃,公信力荡然无存,正统性被质疑,人心完全丧失;
第二,西晋的国力、军力被严重削弱,面对风起云涌的叛乱再也有心无力,只能一步步滑入灭亡的深渊;
第三,“八王之乱”后期,各地军阀大量豢养、驱使少数民族军队投入内战,使少数民族意识到汉民族的虚弱,也使他们征服汉民族传统疆域的信心极大增强,为“五胡乱华”埋下隐患;
第四,为了躲避战乱,汉族世家大族开始向辽东、河西、江南等边疆地区迁徙,一定程度上传播了儒家传统文化,促进了边疆地区的文明开化。
再次,也是本文的重点,探讨一下“八王之乱”爆发的原因。
有人一说到西晋,总喜欢拿司马懿的“洛水盟誓”和司马昭的“当街弑君”,以及“得位不正,天降报应”作为种种乱象和最终灭亡的原因,我是完全不赞成这种观点的。
“洛水盟誓”固然很卑鄙,但古来权力斗争卑鄙的多了去了。
汉高祖刘邦面对项羽准备把他老爹做成“麻辣烫”的威胁,居然能说出“分我一杯羹”的话,卑不卑鄙?但汉朝不照样国祚绵长。
“当街弑君”固然吃相难看了一点,但那也是曹髦先动手,司马昭算是正当防卫,最多算是“互殴”或者“防卫过当”。
李渊是隋朝官员出身,难道他没发过“效忠大隋”的誓言?后来不也杀了自己的侄孙子隋恭帝杨侑自立,唐朝难道也得位不正?
李世民杀兄屠弟,逼老爹禅位,又有什么报应?
要说自古以来开国最正的,莫过于秦朝,世系清晰、代代传承,又是“奋六世之余烈”凭硬本事打下来的江山,连“皇帝”这个称号都是秦始皇发明的,试问哪个有他得位之正?
那秦朝为什么也二世而亡呢?
有人说,司马绍听王导说起他们司马家得天下的过程,掩面痛哭地说:“如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晋朝天下又怎能长久呢!”这还不能算证据吗?
但你有没有想过,连司马绍这样的皇帝都不知道司马氏以前做的那些坏事,那么普通人又有几个知道这些事呢?
在古代信息不发达的条件下,三、五十年前的事,根本没几个人还记得,那司马氏做的那些事对后世又有什么影响呢?
所以,什么“得位不正”,什么“天降报应”,都是对历史缺乏深刻研究的人,大而化之的泛泛之谈,毫无营养和实际意义。
包括把隋朝灭亡归结于得位不正,杀戮宇文皇族太过,把北齐灭亡归结于基因不好的观点,都属于菜场大妈、村头妇女的见解水平,是不配谈论历史的。
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个王朝是因为“得位不正”、“天降报应”而灭亡,我对这句话负责。
那么西晋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
从大的角度来讲,官僚贵族的奢侈腐化、九品中正制阻碍寒门庶族人才晋升、占田制导致土地兼并、错误的民族政策导致民族矛盾激化都是,而“八王之乱”则是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
那“八王之乱”爆发又是什么原因呢?
前文讲过,第一,司马炎选择司马衷作为继承人是首要原因;
第二,晋朝从中央到封国,宗室的权力过大是直接原因;
第三,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人心思乱”是根本原因。
前两条在文章中已经充分论证过了,不再赘述,主要讲讲第三条,为什么会“人心思乱”。
有人也许又要忍不住跳出来说:“洛水盟誓呗!司马懿背信弃义,降低了全社会道德标准,所以才会人心思乱。”
其实,“洛水盟誓”哪有那么大、那么普遍、那么持久、那么恶劣的影响,真正使全社会道德滑坡、人心思乱的,是清谈玄学的盛行。
东汉末年,朝廷腐败,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原本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动摇,尤其是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分裂,使儒家正统地位受到严重冲击。
同时由于人才选拔名实不符,欺世盗名的现象比比皆是,儒家名教理论破产。党锢之祸爆发后,传统的价值体系完全崩溃。
这时,“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兴盛,士大夫阶层不再强调君君臣臣,忠孝礼仪,而是崇尚尊重生命个体、逃避现实寻求精神解脱,远离政治,鄙视道德,向往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
这就是所谓的“越名教而尚自然”,其实有点类似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的意味。
比如“竹林七贤”的那些惊世骇俗、离经叛道的行为,都可以看成是对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反抗,在当时具有很强的进步意义。
但西晋建立以后,玄学渐渐走向极端,转变为放任、颓废、清谈、无为的基调,讲忠君爱国、讲三纲五常都会遭到鄙视,只有超然物外、“天大地大我最大”才最有流量、最时髦。
如此一来,整个国家的信仰变得虚幻,自由主义泛滥成灾,追求个人解放演变成攀比奢侈享乐,又进一步演变成“忠于谁也不如忠于我自己”的极端利己主义。
正是在这种大的思想背景下,我们清晰地看到,在“八王之乱”中,不但大人物敢于欺君犯上,就连各种小人物,甚至微生物都敢于铤而走险,火中取栗,不惜以国家的命运作为自己的赌注,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乱潮。
在这些人心目中,君王社稷、黎民百姓、仁义忠信、礼义廉耻仿佛统统都不存在了,只要对自己有一点点好处,什么都可以背弃,什么都可以叛卖。
所以,“八王之乱”爆发且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就是清谈玄学对社会秩序的破坏,造成极端利己主义盛行,从而酿成的一场大祸。
客观来说,儒家学说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却是最适合农业文明的学说。
儒家思想重视上下尊卑、长幼有序,注重秩序、服从权威,这对于稳定皇权社会具有莫大的帮助。
而儒家的宗法制度更是汉民族薪火相传的精神纽带,比如“永嘉南渡”时,中原汉人就是以一个个家族为单位进行迁徙,尽管道阻且长,但有儒家宗法制度的维系和约束,才能历尽艰险,始终紧紧团结在一起。
当然,发展到后世,儒家思想陈旧封闭、僵化保守,也成为中国实现近现代化的最大阻碍。
但你不能因为一门学说、一种思想老了,就说它怎么怎么坏,怎么怎么该死。
请不要忘记,它在生命力旺盛的时候,也曾带给中华民族璀璨和辉煌。
扯得有点远了,关于“八王之乱”的原因就分析这些,笔者才疏学浅,又非历史专业科班出身,如有谬误之处,请各位朋友在批评区留言指出。
最后,回到我比较擅长的人物分析环节。
之前我有一位资深读者朋友在评论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三国耗尽英雄气,两晋尽是鼠辈出”。
我曾询问这句话的出处,朋友告诉我,来自互联网,并非哪位历史大家的学术研究,这我就放心了。
作为互联网语言,追求的就是极端化,主打的就是足够简单、足够劲爆、足够吸引眼球。
比如“谁谁谁力挽狂澜,挽救了汉人被灭族的命运”,比如“谁谁谁再活十年、二十年,就会统一天下”,比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比如“哪个王朝误我华夏多少年”之类朗朗上口的论断,还有很多很多,充斥着互联网,被无数小白口口相传。
这些我就不展开论述了,包括我对这位朋友说,晋朝的羊祜、杜预、张华、王濬、刘琨、祖逖、陶侃、桓温、谢玄以及刘裕(毕竟他是正儿八经的东晋官员)真的是鼠辈吗?
这位朋友也表示,这句话确实不严谨。
那么当我们把目光集中到“八王之乱”的众多人物身上就会发现,也不完全都是“鼠辈”,他们也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由于涉及的人物前后不下一百,我从中选择了12个人,对他们简单归个类。
目的不是为了嘲笑他们,而是请各位读者自我对照一下,我们自己属于哪个层次。
也许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可能连“鼠辈”都不如。
第一档:能力很强,又想平息动乱,安定社稷的,有两个:淮南王司马允、长沙王司马乂。
第二档:能力虽弱,但也想平息动乱,安定社稷的,有两个:汝南王司马亮、东海王司马越。
这里强调一下,东海王司马越虽然也很闹腾,但“八王之乱”毕竟是他平息的,将他放到第二档也算是合理吧。
第三档:能力很强,主观上也不想做乱,但客观上造成了动乱的,有三个:贾南风、楚王司马玮、齐王司马冏。
第四档:能力很弱,主观上不想做乱,但客观上造成动乱的,有一个:成都王司马颖,我本人自我对照,就属于这一档次。
第五档:能力又弱,主观上还一心作乱,并在事实上造成重大动乱的,有两对:赵王司马伦加“狗头军师”孙秀,河间王司马颙加“食人狂魔”张方。
不知道您属于哪一档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想必没有人会自认第五档吧,哈哈。
煮沸的汤锅里百味杂陈,试问谁是菜谁是带骨之肉?又是谁在扬汤谁在添薪呢?历史重重迷雾之下,你我皆称不上看客,更遑评说!
一路看来,前面都是平铺直叙,没想到最后一篇结尾的分析让全篇升华了[点赞]
把博主整个“八王至乱”的系列文章看完了,由于历史课本上对这段都是潦潦几笔而过,以前对两晋南北朝了解不多。最近看了很多这段时期的文章和视频,其实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三国。“两晋尽是鼠辈出”这话我本人也不太认可,所谓乱世出英雄,其实这段三百多年的乱世就是牛人多如过江之鲫造成的。回答一下博主最后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自己或者绝大多数人连第五档那几位都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