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在休假，抑或享受周末时光时，手机上却弹出了无数工作信息，你会如何应对呢？是直接选择视而不见，还是细细阅读再认真回复？无论你选择哪一种，休息的心情可能已经被破坏。但对于当代人来说，要做到完全把工作与生活分开，的确是一件奢侈的事。
在近来热播的剧集《人生切割术》中，主人公就兼具“日常人格”和“工作人格”，按这样的设置，人本可以实现无限的积极，却产生了新的问题......当我们一次次强调“积极”的重要性时，可能也忽略了背后的问题。
“过度工作”“自我倦怠”，对于生活于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对此已如此熟悉，以至于习焉不察。但由此而来的是密集爆发的精神病症，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心理和生理的意外状况。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的生存处境，是否充斥着各式各样未经反思的陷阱？
今天的文章结合《激情的陷阱》《倦怠社会》《试论疲倦》等文本，也结合《人生切割术》等影视剧展开，聚焦我们感到疲倦的时刻，以及如何走出“过度积极”的伤害。
作者 | 黄家光 郑舒雨
人生可以切割吗？
当逃离北上广成为一个兼具想象和现实的现象时，快节奏的生活与过度工作，使得我们实际上已经逐步用工作替代了生活。我们一再投入无尽的工作中，不断见诸新闻的过劳猝死，心理疾病也引起不少关注，甚至出了不少法律法规对此做出限制。但生存焦虑叠加技术变革，仿佛使得这种“过度”成了“合理”的生活方式。当代数字技术与新媒介的出现，使得我们熟悉的8小时工作制被日渐分解，原本在固定时间与空间内的工作开始弥散进个体的24小时生活，古典的“工作-生活”二分模式被颠覆，“生活”也似乎不再具备独立的地位和价值。过度工作不仅指向工作时间的延长，更指向工作对生活的无尽侵略，生活不过是工作的间隙。
美剧《人生切割术》（2022-2025）以近乎荒诞、恐怖的方式揭露了当代这种“过度工作”模式。卢蒙公司开发了一项叫分离手术的技术，使得个体记忆一分为二，一份属于公司内的工作状态（innie），一份属于外面的生活（outie），这似乎分离出了两种人格——“日常人格”和“工作人格”。在日常人格中，生活状态似乎保留了下来，但若稍加思考，便可发现诡谲之处。记忆分离术看似为解决“工作-生活”平衡问题，却以人自愿阉割感情为代价，是为了“高薪奖金”贩卖“工作人格”的具象化。当自我选择切割记忆，无异于选择切割人格，为了“高回报”和“狼性”走向“自我奴役”，“工作人格”不是在公司才能启用的人格，而是随时随地能取代“日常人格”的状态。当我们跳出电视剧，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我们会发现：发达数字技术与新媒介使得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工作，启用“工作人格”，所谓的“高效工作”和“岗位晋升”也成了我们麻醉自身，以便奴役“日常人格”的手段。这几乎是一种普遍的生存处境。
《人生切割术》剧照。
“切割术”以机械、冰凉的手术方式客观而又细腻地呈现了现代世界中的“过度积极性”，使得其“轰动一时”。“工作人格”的启用使得员工丧失对自我身份和行为的反思能力，员工交出“自由”以换取对“工作中的压抑与痛苦”的遗忘，这何尝不是现代世界人们自我麻痹的隐喻？过度忙碌、消费主义又或是内耗和抑郁，不过是以自我麻醉逃避对异化劳动的反思。卢蒙公司设定的“华夫饼派对”和“休息室忏悔”作为奖惩机制，制造了虚假的“自愿服从”，员工被迫歌颂“工作即正义”，却让员工困在“数据分类”的无意义工作之中。“切割术”还阉割了员工对工作痛苦的感知能力，他们永远积极，永远热爱工作，这恰恰是现代职场中“标准职场人格”的展示——没有愤怒和悲伤，只有永远的向上和动力。
很明显，切割术并没有抚平“过度劳动”和“过度积极性”的时代疮疤，它将剥削合理化，正如“技术发展”和“工作福报”不过是劳动异化的遮羞布。个体的反抗并没有实质作用，佩蒂的觉醒只是个人使命的书写，始终没有撼动卢蒙社会的规则。
这是一个怎样的生存境况？物质极大丰富，精神抚慰也极大丰富。同时又无往而不在无尽的苦痛与消耗之中。许多社会学家、哲学家试图命名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或称之为“倦怠社会”，或称之为“过劳社会”。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一种“分裂的倦怠感，其耗尽了我们的语言能力和心灵”，它是一种暴力，它们摧毁了一切共同体、集体和亲密关系，甚至摧毁了语言。
《人生切割术》剧照。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有个非常精彩的观察，他将人们之所以走向“自我奴役”和“自我倦怠”的动因归结为“过度的积极性”：“正是在赤裸的、极为易逝的生活刺激下，人类变得过度活跃，以歇斯底里的状态投入工作和生产。如今，工作的加速也和存在的匮乏相关联。工作社会和效绩社会并不是自由的社会，它产生了新的强制手段。”何谓“过度的积极性”？它“可以呈现为过度的刺激、信息和资讯，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注意力的结构和运作方式。感知因此变得分散、碎片化。此外，日益增长的工作负担要求一种特殊的时间和注意力的管理技术，这反过来也影响了注意力的结构。”概而言之，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功绩社会，它将“有用”和“效率”视为第一要义，它不仅入侵了对工作的评价，还侵入生活，爆炸的信息和过度的刺激，将工作和生活同步变得匮乏，唯有“歇斯底里”般的工作和生产能够填补这种赤裸、单一的社会，由此，我们甘愿也不得不奴役自身。
《倦怠社会》，作者: [德] 韩炳哲，译者: 王一力，版本:见识城邦｜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6月
这也是为什么诸如抑郁症、双相情感症在二十一世纪集中暴发。它们某种意义上就是生活与工作界限破裂，工作无尽侵犯生活的症候。有别于福柯刻画的“规训社会”，“倦怠社会”不以“不应该”的否定性概念为主导，而以“能够”的积极性概念为主导，它是一个特殊的劳动营：“这种劳动营的特殊之处在于，一个人同时是囚犯和看守、受害者和施暴者。人类以这种方式进行自我剥削。在没有主人的情况下，剥削也能照常进行。那些身患抑郁症、边缘性人格障碍或疲劳综合征的人群显示出的症状，和那些身处集中营的囚犯的症状十分相似。”由过度生产、超负荷劳作和过量信息导致的肯定性暴力不再是“病毒性的”免疫反应，而是一种消化神经上的功能异常和障碍。由于过量导致的疲乏、困倦和窒息感并非他者的奴役，而是神经自身的暴力，我们被认定为“积极的存在者”，“悲伤”和“愤怒”作为无用负面的情绪不被允许，“倦怠”和“无聊”作为负面的价值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提倡“狼性文化”，批评说“你怎么这么懒？”“哭？哭有什么用”，这类话语早就成为司空见惯的口号，但这不仅是外部奴役，反而是“我”对“自身”的要求和鞭策。
“积极”的原罪
“积极”有罪吗？契克的回答：“有”。在《激情的陷阱》中，契克就把矛头指向了“积极”本身，分析了未经审视的“积极”作为主流文化图式如何带来了“过度劳动”和“不平等”。契克将这种价值在职业选择上的体现总结为“激情原则”：“它是一种观念的简写，即那些要做出职业决策的人，应当优先考虑他们在满足感和自我表达方面的个人感觉”。这就是说选择工作时必须选择热爱并愿意付诸一生努力的工作，而不是只为了糊口或经济安全和声望地位去选择职业。契克认为这一方面带来了社会经济特权的失衡，另一方面加重了社会的不平等。
前者出于“激情原则”实际上只服务于中产阶级，并非服务于所有人。当“你必须追求工作的意义而不是金钱”成为主流评价体制，似乎任何追求“地位和金钱”的工作原因都不具备合理性。但当我们信誓旦旦站在道德制高点评价他人选择“功利”的不正当时，我们却被“激情的陷阱”所引诱。契克的社会学研究告诉我们：激情原则只适合中产阶级，他们拥有足够的“家底”提供时间和精力寻求所爱，并以最便捷的方式在“所爱”上有“所得”，而工薪阶级寻求“所爱”却往往会落得一个难以承担的结果。当其在成为文化图式时，会使得工薪阶级的价值取向不公正地受到挑战，并逐渐边缘化，加重不平等，这就是说我们没有理由批评一个没有家底的孩子为了稳定的工作放弃梦想。
《人生切割术》剧照。
后者则是因为，“激情原则的文化模式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良性的；它是一个更大的文化信仰网络的部分，它淡化或否认劳动中的结构性障碍，并将个人遭遇到的限制归咎于个人自己。”这就是说“激情原则”将成败归于个人，否认某种文化主流图式对个人的影响，也否定集体性和社会性的结构作用，其结果不过是更加孤立、分化的原子化个人。再次，激情原则不仅洗白了不平等，还使得雇主以隐秘的方式剥削了激情。在应聘岗位的环节，我们会发现对工作拥有激情的面试者比起追求金钱、安稳等考虑的面试者拥有更高的考虑机会，但契克的研究却说明这类员工在相同薪资条件下却工作了更长的时间。通过塑造你的梦想，强化你对梦想的激情，进而使用和消费你的激情。这让我想起曾经在一档综艺里的名言：“你的梦想是什么？”本来是在生产着不平等的机制，却以“梦想”和“激情”的名义，获得了自身不断运作的燃料。
契克的研究对象是美国，但我们也会发现，“积极”“激情”这一看似无疑，实则充斥着虚假和奴役的价值观念，其实普遍存在，所谓的积极、激情不过是“兴奋剂社会”的催化物。进一步，我们还会发现，不止有激情的陷阱，还有责任的陷阱、努力的陷阱、自律的陷阱等等。任何未经反思的“价值”都产生了一个“过度积极的社会”，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带来了新的奴役——自我奴役。
自我倦怠及其克服 当工作和劳动逐渐被异化为一种自我剥削的形式，生活开始消失，我们必须追问：我们该何去何从。功绩社会和日益膨胀的孤立个体所需要的良药不再是简简单单的生产发展。相反，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发展，是孤立个体的不断强化，对个人的价值之理解发生了从“共同体”到“反身性思考”的转变，个人的价值不再看作是来自共同体，共同体的缺乏要求人们将价值转向对个体发展和生存的反思。其结果只是将错误归因于个人，简单将“人”诠释为个人行动的总和，否认结构性的作用：“优绩主义的意识形态宣扬的是，劳动力的运作是公平的，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如果没有成功，那也是他们自己的缺点造成的。”“这否认了结构性障碍的持续性力量，并将克服这些障碍的责任推给了弱势群体”。现代化要求一种最简单的叙事，甚至提供了一种比信仰更为简单的叙事：“这种信念网络也可能促使人们对解决结构性不平等的集体解决方案产生特别强烈的抵触，如扩大社会性的支持服务；它也可能有助于淡化结构性不平等本身的存在感”。
《人生切割术》剧照。
诚然，“自我倦怠”并没有标准的解决方案，但契克至少提醒我们：任何预定的价值都可能成为一种拥有强大力量的文化图式，并影响社会进程，因而对其认识和反思是必要的；许多问题的解决需要结构性调整，这也是当年马克思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再次，“集体性归因”并非推卸责任，也非宏大叙事的虚构，我们应当避免简单的个人主义叙事结构，毕竟“自我概念是通过性别化、阶级化和种族化的结构和机制建立起来的——这意味着，当人们寻求自我表达的职业道路时，他们往往会帮助再现一种基于阶级、性别和种族之上的职业隔离。”忽视结构因素，自我归因就会沦为自我攻击，进而导致各种神经官能症。
最后，我想说，“倦怠”本身也具备合理性。作家彼得·汉德克在《试论疲倦》中论及一种“目光清澈的倦怠”，他建议以一种悠长、缓慢的关注，取代那种短暂、仓促、过量的注意。当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不断被鹰啄食肝脏，又不断生成时，鹰就是那个异化的普罗米修斯，啄食自身又产生自身。卡夫卡对其进行了有趣的评价：“诸神累了，老鹰累了，伤口在倦怠中愈合了。”普罗米修斯的寓言正是现代主体心理机制的原初喻象，对自身发动暴力，又不断同自身作战，麻木的疼痛则是倦怠感的来源。在难以改变结构时，放缓我们的目光吧，用一种悠长又审慎的目光重新审视这个慌乱又倦怠的世界和自我。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黄家光 郑舒雨（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编辑：走走；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图书市集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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