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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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第573期

《鹿鼎记》提到了袁承志，却为何没有让他出场？他没脸出来见人

金庸的祖上查继佐是满清包衣，靠在著名的明史案出卖汉人同胞，由此获得荣华富贵。《明史》案主要由两人告发，海宁举人查继佐是首告，归安知县吴之荣后来再次告发。如果起初查继佐不告发，吴之荣未必会关注此事，更不会担心失职被惩处而主动跑去告发，所以说这场浩劫的根子还是在首告查继佐身上。

知县吴之荣多少是职责在身，向上反映也是他当官的责任。而查继佐仅为了避祸和妒忌，就借刀杀人，向满人告发自己的汉族同胞，所为可谓极不光彩。

历史上这么写：此案最终有七十二人被处死，其中十八人被凌迟，数百人充军，之后江南人人自危，文坛、史坛都陷入死水一潭的局面。唯有查继佐因检举有功而受到清廷的嘉勉和赏赐，和吴之荣一起平分了湖州巨富家族庄家的家产。不久之后，查家便因此次功劳得到清廷的赏识信任，举族入了旗，自此成为了满清统治集团的“自己人”。可以说，查家日后的繁盛，与查继佐告发文字狱，踏着别人的尸骨向上爬是有很大程度的关联。

在康熙时代，查家富甲一方，成为海宁的望族：康熙年间，査氏家族人丁超过300人，进入全盛时期。十余人考取进士，5人进入翰林院，其中查慎行（原名査嗣琏）、查嗣瑮、查嗣庭更是亲兄弟三人同为翰林院编修。査家因此有了“一门十进士，兄弟五翰林”之誉。查舁陪皇帝在南书房念书，成为康熙近侍，康熙亲笔题写了“澹远堂”的匾额赐予他，并赐予一副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寥寥十余字，勾勒出康熙对査家的盛赞。此外，康熙还陆续为査家题写了“敬业堂”、“嘉瑞堂”的匾额，恩宠冠绝一时。

康熙对查家很是关爱，金庸才本能的对顺治、康熙大肆吹捧，又把查继佐美化为正人君子。

不过，在雍正时代，查家站错对没有支持雍正上位，受到了皇帝的残酷打击：1726年，“科场案”爆发。礼部侍郎査嗣庭在江西主持乡试，出的考题中有一个“止”字。“止”，被视为去掉了“雍正”之首，犯了“砍皇头”的大忌。査嗣庭因文字入狱，査家300余名男丁杀的杀、流放的流放，女人则全部沦为奴仆。不仅如此，雍正还以“出了査嗣庭这样的士林败类”为由，下令浙江6年之内不许进行会试。诗文尽毁，书生无路，査家迎来灭顶之灾。“科场案”夺走了査家数人的生命，据说最后活着回到海宁的，只有査嗣庭哥哥查慎行一家4口。

所以，金庸涉及清代的小说才会如此古怪。

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和第二部小说《碧血剑》以及后面的《雪山飞狐》《飞狐外传》《鹿鼎记》都是反清的，写的却截然不同。

《书剑恩仇录》的清廷和乾隆本人都是绝对的反角、丑角。乾隆明知道自己是汉人，却为了权势屠杀汉人、出卖同胞兄弟陈家洛，甚至霸占了弟弟的女友香香公主。《雪山飞狐》《飞狐外传》都是乾隆时期，乾隆、福康安等人也是丑角，恶人。

古怪的是，《碧血剑》和《鹿鼎记》则完全不同。

在《碧血剑》中，金庸把明朝描述的非常腐败堕落，把满清的皇太极、多尔衮塑造成英明神武的角色。

书中反复描述明军、农民军在民间的各种胡作非为、奸淫烧杀，却对清军在中原暴行一笔带过。

比如发生在1638年的济南之屠。当时满清还没有正式入关，却在北方各地反复烧杀掳掠。

当时十多万清军攻打山东重镇济南，守城明军只有1000多人，仍然坚守了 60多天。清军攻破济南城以后，在济南大肆屠城，平民死亡超过13万。城内的汉人妇女为避免被辱，城破时纷纷自杀：“溺明湖者数万人,投井自缢者半之”。

侥幸没有被杀的老百姓，全部被清军带回东北做奴隶，又将济南城完全焚毁。

这种残忍至极的暴行，就发生在《碧血剑》年代，还出现了很多次。

金庸却熟视无睹，将清军几乎描述为救世主军队。

《鹿鼎记》更是夸张，将康熙描述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明君，将反清的英雄豪杰们写成糊涂昏庸、唯利是图的一群喽啰。

《碧血剑》特别塑造了一个，历史上不存在的袁承志形象。袁承志这个人是反明的，而原因仅仅是崇祯杀了他的父亲袁崇焕。

袁承志为了报私仇，不顾民族大义，一味反明。

他虽没有同满清同流合污，却支持烂泥扶不上墙的李自成这伙匪盗集团。

书中所有涉及满清的描写，几乎都是正面的。书中皇太极英明睿智，多尔衮狡诈果断，满族武士勇敢不怕死，汉奸是大仁大义的人，就连清军入关的烧杀奸淫也不存在了。

皇太极竟然是仁慈之人，明知道袁承志行刺自己，还将他交给祖大寿，让他将袁承志释放。

真实的历史上，皇太极和多尔衮手上不知道有多少汉人老百姓的性命，正是罪魁祸首：努尔哈赤的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大肆屠杀，称“杀穷鬼”。 两年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 前后共杀辽民300多万，辽东地区的汉民被杀得所剩无几。 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

满清入关前后，仅仅中国北方的人口就锐减2000多万。

袁崇焕之所以被杀，有很大部分是崇祯中了满清皇帝的反间计，真正的大仇人就是皇太极。

书中却将皇太极描述为正面角色，实在是难以想象。

《碧血剑》最重要的是，他是一部架空历史小说，却塑造了袁崇焕的儿子出来。

很多人认为袁承志是真实存在的，其实他完全是虚构人物，袁崇焕根本没有儿子。

这接近于诽谤，在香港属于犯罪行为。

我虚构蒋介石有个儿子，做了什么什么事情，导致民国灭亡，能这么写吗？

如果袁崇焕有儿子，他的后代完全可以去状告金庸侮辱祖先。

后来金庸就没敢这么做了，完全是虚构历史人物，甚至有些小说都不写明朝代。

金庸写《鹿鼎记》是10多年后的1969年，此时已创建了《明报》，是个老板了。

他的法律意识比较强，不会随便写袁承志这些事情了。

金庸之所以这么写，除了为祖先的行为洗白以外，主要还有极端错误的历史观：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做庄”。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

这个观点同日寇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没什么区别，都是赞美侵略者的无耻之言。

任何人讨论历史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不能将外族入侵和屠杀美化为民族融合“轮流做庄”。

今天美国、英国是亲密的盟友，然而美国认定独立战场中的英国是侵略者，这场战争是伟大的战争。

如果金庸的历史观成立，那么当年日本要是占领了全中国，用他的回来说岂不是“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

那么，日本侵华就不算是侵略，甚至日本人可以自称“日本建立执政，肯定比民国好得多”，借此为日寇在中国的杀人放火歌功颂德，鼓吹侵华的合法性。

这属于汉奸史官，任何研究历史的人都会嗤之以鼻。

说实在的，金庸本来在抗战中的表现就极差。

他加入了“中央政治学校”，拿着国家的公费读书（这所学校在抗战中不收学费，而且还向学生发放伙食费、服装费、书籍费和零花钱。毕业后分配工作，行政系的去地方做科长县长，外交系的去驻外使领馆做随员秘书。），要求一旦战况危急就要参军报国。

1944年11月豫湘桂会战中国最危急的时候，学校要求学生一律转为预备军人，准备开赴前线。

金庸的同学余兆文，讲述了大致的经过：“金庸所读的中央政治学校，在这次招兵中规定，所有学生，不论哪个年级，也不管什么科系，都要有‘投笔从戎’的壮志和‘为国捐躯’的决心，自己先报名，校方后审批。……可金庸偏不报名，拒不参军。后果怎样呢？那就是你不参军，他们并不勉强，只是另请高就，滚出学校。”

金庸唯恐上战场会送名，冒着背负一辈子逃兵的骂名，选择退学走人。

这事不光彩，然而大家也可以理解。金庸毕竟是海宁一个地主家的少爷，不愿意年龄轻轻送命也是人之常情。然而，金庸却对自己这段行为胡乱编造：“国民党特务学生把很多人看作‘异党分子’，甚至还乱打人。我因为不满意这种状况，学校当局就勒令我退学”（1998，与严家炎对话）；或谓自己反对学校“一听到蒋介石的名字要立正敬礼”的规矩，说那样搞像希特勒，“后来学校就把我开除了，说：‘你污辱校长。’”（2009，接受《时代周报》采访）

袁承志客观上帮助了满清征服中国，《鹿鼎记》也就没有出场，只是他的徒弟何铁手跑个龙套而已。

就算完全按照小说来看，袁承志又有什么脸回到中原？

袁承志只是个武功高强的平庸之人，性能懦弱昏庸，同他的无脑师兄归辛树没有什么不同。

归辛树一生没有做什么好事，最后带着妻儿行刺满清皇帝，全家力战而死，也算是三个民族英雄。

而袁承志助纣为虐，变相帮助满清入关奴役汉人，实属民族败类。

袁承志当年痛骂祖大寿是汉奸，而祖大寿一辈子抗清，不知道同清军血战多少次，也不知道杀了多少辫子兵。祖大寿共有两次投降满清，第一次是城破投降后立即反正，继续和清军作战。

第二次又被清军团团包围，孤城中到了人吃人的地步。祖大寿无可奈何，这才第二次投降满清。

投降满清以后，祖大寿没有助纣为虐，残杀过本民族同胞，只是名义上的汉奸罢了。

如果祖大寿是大汉奸，能被袁承志骂的不敢抬头，袁承志的所作所为比祖大寿还要坏千万倍，更是大大的汉奸。

他父亲袁崇焕一生抗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竟然生出这么一个不孝之子，为了报私仇不惜推动大明灭亡。袁崇焕在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

袁承志没脸回到中原看到自己的种种恶果，没脸面对武林同道，甚至死后都没面目去见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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