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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
这句话出自毛主席之口。正如毛主席所说，隐蔽战线上的战斗也同样重要。
长期以来，周恩来都曾是中共隐蔽战线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与不少潜藏在国民党中的高级特工保持秘密单线联系。
1938年，罗长青在西安参加了秘密情报领导工作。从此以后，他便在周恩来手下开始了在隐蔽战线上的工作。
1975年12月20日，周总理在临终前，特意叫人安排了与罗青长的谈话。当天上午，罗青长来到病房后，周总理与他谈了对台工作的相关问题，并向他询问了台湾的情况和在台湾的老朋友的近况。最后，周总理叮嘱他说：“一定不能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
谈话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病重的周总理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讲不出话来，甚至一度陷入昏迷。
罗青长当时正在中央调查部工作，负责对台统战工作。因此，周总理在与罗青长的谈话中涉及台湾自然也在常理之中。
不过，外界认为，周总理与罗青长的谈话并不仅仅限于此。从周总理的卫士高振普的回忆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不同寻常。
12月20日早晨5时，躺在病床上的周总理对高振普交代说：“去请罗青长来医院。”这时的周总理已经很虚弱了，他的声音自然也很低，但嘴里却一直重复着罗青长的名字。
高振普急忙拨通了罗青长的电话。这时，周总理已经再睡过去了。
过了一会儿，周总理一醒来，便问道：“通知罗青长了没有？”
“已经告诉他本人了。”
“他一来就立刻让他进来。”
罗青长来到病房后，快走几步来到了周总理身边，小心翼翼地握着他的手，哽咽地说道：“总理。”
周总理听到声音后，用眼神示意让他坐在床边的椅子上。
随后，周总理开始跟罗青长谈话，虽然声音很低，但吐字还很清晰：“青长啊，我平时也不生病，没想到现在病成这样了，没想到我还能看到你。”
罗青长很是难过，沉重地说道：“总理，党政军一些老干部十分关心你的健康，希望你能早日康复。”
周总理可能是知道自己清醒的时间不长，他也不再寒暄，直奔主题：“青长，我找你来是要谈一谈台湾问题的。我平时给你说的台湾的那些老朋友，他们过去也对人民做了有益的事情，将来千万不能忘记他们，一切做过对人民有益事情的人，都不能忘记他们。”
罗青长点点头，还没来得及回答，便又听到周总理颤抖的声音：“青长，先休息十分钟吧，十分钟再谈。”
说罢，周总理便陷入了昏迷，罗青长一直等到中午，但周总理还是没有醒来的迹象。于是，罗青长便给邓大姐打去了电话请示。
邓大姐在电话对面说道：“他现在已经陷入昏迷了，可能也忘记了一些事，先离开吧。”
就这样，罗青长才离开了医院。
其实，在与周总理谈话的过程中，一些话是通过高振普转达的。在看到周总理嘴一张一合说话时，罗青长却着急地说道：“我听不清楚总理在说什么。”
一旁的高振普见状，便把耳朵贴近总理嘴边，然后再说给罗青长听。虽然是高振普转达给罗青长的，但有些话，他并不明白。
担心罗青长也听不懂，他还曾问道：“你知道周总理说的是怎么回事吗？”
“我懂。你就原话照传。”罗青长自信地说道。
谈话进行到尾声时，罗青长再次握住周总理的手，说道：“请总理放心，台湾方面的工作会一直做下去。”
周总理欣慰地点了点头。
高振普在帮忙传达原话的过程中，曾表示“周总理说的一些事我也听不懂”，但罗青长却完全理解。可以推断，两人密谈的还有一些情报之类的事情。所以，高振普不懂，而罗青长理解起来却毫无障碍。
时间已经过去多年，周总理和罗青长当年密谈了哪些内容已经成为了谜。不过，根据一些专家的说法，周总理在与罗青长谈话时，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如杨登瀛。
因为周总理此举可能是在临终前将自己所掌握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转交给中央调查部。
杨登瀛又是何人呢？
杨登瀛是广东人，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是个“日本通”。回国后，杨登瀛先后参加了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并结识了不少国民党和共产党人。
1925年末，中国共产党人陈养山经人介绍开始跟着杨登瀛学习日文。这一时期，陈养山还负责将广州出版的进步书刊运往上海然后再转发至各地。
期间，陈养山经常给杨登瀛送一些进步书籍，如《向导》《中国青年》等，这使得杨登瀛接触到了更多的共产主义思想。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杨登瀛表达了强烈不满，他也因此被关进了监狱。后在蔡元培等人的营救下得以出狱。
1928年，国民党“中统”刚刚成立，急需大批人手，杨登瀛凭借灵活的头脑和广泛的交际能力被选中。
此后一段时间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负责人虽然一再更换，但始终没有影响杨登瀛的地位。他在国民党内部可谓如鱼得水，备受尊敬。
但实际上，早在杨登瀛接受国民党招揽进入调查科时，他心中早已产生了矛盾。为此，在正式就任前，他还特意找自己的朋友陈养山寻求意见。
陈养山在得知杨登瀛的想法后，立即将这一重要情报汇报给了负责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的陈赓。陈赓在详细了解了杨登瀛的情况，立即此人十分重要，并迅速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听后，当即表示：“能在中统内安插一个我们的人太重要了，由陈赓跟他单线联系，让陈养山立即搬出杨登瀛家里……”
1928年的一天，杨登瀛与陈赓见面。杨登瀛率先说明了自己的情况。陈赓表示完全理解他的处境和决定，同时，陈赓提出“希望他能够凭借自己的身份同上海各方势力建立起联系。”
杨登瀛当即回复称：“这都不是问题。”
最后，因为知道杨登瀛四处打点关系、搞人际交往需要钱，陈赓特意将一根金条送给杨登瀛，并表示“以后每月会有三百块光洋，其他特别花费再另算。”
杨登瀛没有立即接受这些钱，他有些为难地问道：“如果拿了你们的钱，到时候我又要搞你们的情报，我又该怎么办呢？”
陈赓听后，笑着说道：“这你放心，我早已做好安排了。我们会不断向你提供一些情报，绝不让你为难。”
听罢，杨登瀛放心了：“你们的好意我就心领了，以后决不会让你们失望。”
自此，杨登瀛正式成为了“双面间谍”，他也成为了我党第一个潜伏进国民党内的高级特工。
杨登瀛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任职期间，为中共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如中共叛徒白鑫、戴冰石、陈慰年、黄弟洪均是根据杨登瀛的情报信息被铲除的。他还曾救下过中共重要党员任弼时、关向应等人。
此外，他更是将许多中共人员成功安插进了中统内部，如最广为人知的钱壮飞便是借助杨登瀛的关系打入中统内部的。
1931年，随着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革命，杨登瀛的处境也变得十分凶险。尽管陈赓多次警告他暂时离开上海，转移到外地，但杨登瀛却表示“哪里也不去。”
见杨登瀛十分执着，陈赓也不再劝他，只是叮嘱他说：“那就先有个思想准备，如果顾顺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其他一句话也不要说。”告别前，陈赓诚恳地说道：“今后，我们共产党一定会得天下的，我们绝不会忘记你。”
很快，杨登瀛便被逮捕入狱，在狱中，他仍然不忘通过自己的关系对同在监狱的陈赓给予照顾，这让陈赓很是感动。
中共间谍就隐藏在自己身边，还是自己通过关系亲自招揽来的人才，这让中统的陈立夫、徐恩曾颜面尽失。商讨过后，他们决定将这件奇耻大辱之事“隐瞒”下来，以保住中统的颜面。
大约半年后，杨登瀛被放了出来。此后，与国民党特工系统脱离关系的他，也与共产党方面失去了联系，而他的生活也逐渐变得平淡起来。
1951年，南京市政府发布通知：
“凡在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任过职的，一律到公安机关登记。”
这时，已经穷苦潦倒的杨登瀛看后，认为自己曾经帮共产党做过事，因此，他便没有去登记。结果，没过多久，他便被逮捕入狱。
在审讯中，杨登瀛这才说出了自己当年为共产党做的事，随着陈赓和陈养山为他作证后，杨登瀛最终获得宽大处理。
1956年3月，杨登瀛来到北京，并见到了陈赓、陈养山等人。见面后，在得知杨登瀛的现状后，陈赓等人一致决定“希望能够提供给他一些救济”，此后，杨家每月都能收到市公安局发放的100元。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自称是“专案组”成员的人将杨登瀛带往北京，此后，他在也没能回过家了。不过，对于专案组的要求，杨登瀛始终拒绝与他们同流合污，不愿提供所谓的“黑材料”。
1969年12月19日，杨登瀛因病逝世，临终前，他对子女反复强调说：
“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周总理和陈赓曾将杨登瀛称为是“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的人”。在国民党内任职期间，杨登瀛虽然在个人作风上有些不良习气，但在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向我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秘密情报。他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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