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 代 美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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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舆胜览》与《皇清职贡图》的关系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 杨扬
摘 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广舆胜览》册，所绘为清代外国及各省少数民族图像，装裱形制与绘制风格均有鲜明的清宫画院制作特点，但无题款、署名、钤印、题跋等信息，宫中各处档案也未见著录。《广舆胜览》所绘图像及图说，与乾隆年间制作的《皇清职贡图》卷高度一致。《皇清职贡图》是乾隆朝为了彰显文治武功，实现国家大一统理想而进行的大型图像工程，历时弥久，影响深远。通过对《皇清职贡图》制作过程进行梳理，并结合宫中档案分析，可推测四册本《广舆胜览》并非呈进给皇帝的正式绘册，而是《皇清职贡图》四卷本绘制前的最后一版草稿。从画风和用笔细节推断，其作者很有可能就是宫廷画家金廷标。本文明确了《广舆胜览》在《在皇清职贡图》制作过程中的定位和作用，并提出，在一次次誊写摹绘中，图像和文字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遗漏和误读。作为新材料，《广舆胜览》对解读历史上的民族图像具有重要的价值。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套清人绘《广舆胜览》册，共四册，所绘为清代外国及各省少数民族图像。每册前后有夹板，外包织锦，左上有蜡纸题签，题签上部分题写“广舆胜览”4字，下部分则为个册内所绘制的少数民族所属省份地区名称。四册共有图像198开，每半开纵28.3厘米、横23.5厘米，绢本设色。《广舆胜览》册所绘的人物图像与乾隆年间所绘《皇清职贡图》卷高度一致，每幅图像有一男一女两个人物形象，并题写图说，其文字内容也与《皇清职贡图》卷中汉文图说相同。显然，二者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广舆胜览》人物形象绘制生动自然，所用颜料鲜艳细腻，人物佩戴首饰多有描金。封面题签所用蜡纸光滑，夹板所包织锦样式也与宫中所用档次相当，这些细节都显示出较为鲜明的清宫画院制作特点。《广舆胜览》四册内均无任何其他信息，包括题款、署名、钤印、题跋等，宫中各处档案和著录也未见记载，因此，要厘清这套《广舆胜览》图册的性质，就要从《皇清职贡图》入手。
《皇清职贡图》是清乾隆朝时期制作的一套外番及少数民族图像，是由乾隆帝亲自发起并过问，由军机处直接执行的重大国家项目，而不仅仅是某一形式的艺术创作。目前所知的《皇清职贡图》形式有手卷本、册页本、写本、刊本。一般认为，完成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皇清职贡图》四卷本是图像、文字、形制最为完备的“正本”。但此四卷本在清末流散，目前所知只有由金廷标绘制的第二卷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乾隆朝所制作的两套摹本均保存完好，一套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无款，另一套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有谢遂款，是了解四卷本《皇清职贡图》的重要参照。清嘉庆朝对《皇清职贡图》进行过补绘和摹绘，但四卷也散佚于战火，目前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第一卷残本，为庄豫德所绘。“册页本”在宫中档案中并无详细记录。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四册《职贡图》册页残本，分别为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第七册，绢本设色，很可能就是八国联军从圆明园带走的“册页本”。另外，法国私人藏家手中另有绘画风格、内容与此四册极为相似的一册，但为纸本，夹板封面有《职贡图·册六》，内容为第六册“四川”省份民族图像，但为残本，部分图像已经佚失。“写本”即《四库全书》手抄本，目前有《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擒藻堂·皇清职贡图》和《四库全书·文渊阁·皇清职贡图》两种，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刊本”是在写本基础上刊印的，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两套，分别为乾隆朝和嘉庆朝所刊刻。
对照这几种形式版本，《广舆胜览》均无法归于其中，其原因大概是此套册页并非呈进给皇帝的正式绘册，而只是《皇清职贡图》制作过程中某一阶段的草稿，这就需要从《皇清职贡图》的制作过程中为其寻找定位。
一、《皇清职贡图》的制作过程
1. 从地方呈进图像到《职方会览》
乾隆十五年（1750）八月十一，傅恒寄信给四川总督策楞，传达了乾隆皇帝的谕旨，令其“将所知之西番、猓猡男妇形状，并衣饰服习，分别绘图注释”。策楞在乾隆十四年（1749）刚刚帮乾隆皇帝平定了“大金川之乱”，于此时令其绘制民族图像的目的也就不言而喻，一方面可增强对新征服地区人口的了解，另一方面则彰显乾隆皇帝的军功政绩，反映出特殊历史情境下清政府加强对内统治、增强对外了解的迫切需要。
乾隆十六年（1751）十一月十七，策楞回寄给皇上一册番图，并在奏文中称“绘图二十四幅，并将该处地土风俗、服饰好尙大槪情形，逐一注明成帙，恭呈御览”。策楞的奏文中还提到，在乾隆十六年八月十三，他再次接到了一则上谕，内附两幅番图范本，“令臣将所属苗瑶以及外夷番众，照式绘图，送军机处汇呈，以昭王会之盛等因”。因为与此同时，傅恒也向其他各边境省份传达上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绘制“番图”的工作，令各地督抚调查和搜集民族图像，并按照所寄出的图像和文字范本进行绘制。
《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载：
谕军机大臣等：我朝统一寰宇，凡属内外苗夷，莫不输诚向化，其衣冠状貌，各有不同。今虽有数处图像，尚未齐全。着将现有图式数张，发交近边各督抚，令其将所属苗、瑶、黎、僮，以及外夷番众，俱照此式样，仿其形貌衣饰，绘图送军机处，汇齐呈览。朕以幅员既广，遐荒率服，俱在覆含之内，其各色图样，自应存备，以昭王会之盛。各该督抚于接壤处，俟公务往来，乘便图写，不必特派专员。可于奏事之便，传谕知之。钦此。
地方图像由各地督抚陆续传回中央。军机处档案中就有湖广总督恒文“各属苗瑶男妇图像分别类种，照式汇绘注说，装潢册页一本”，和福建巡抚陈宏谋进呈“所有闽省畬民、社番并外夷诸番图册”的奏文。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所藏《云南民族图考》，经考证就是此次云南省进呈的图册，而畏冬、刘若芳认为中国第一档案馆所藏《四川省番图》册就是策楞所进呈的四川省图册。
经历了7年的搜集整理重绘等一系列工作，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月，生产出《皇清职贡图》制作工程的第一个正式成果——《职方会览》图册。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职贡图》册的第一册中，有傅恒等人为《职方会览》图册完成而作的奏文：
臣等前奉谕旨将各省番蛮图样汇办总图，当即派员承办，敬成《职方会览》一部，共绘图五百五十幅，计十二册，分上下二函，内将朝鲜等外藩诸国列为首册，其余番蛮各以省分次序。所有部落沿革，风土习俗，俱就各该省督抚等查送原文删纂。复按大清一统志文献通考及史传诸书酌加考证，各着图说，书于左方。务期简明该括，不致繁冗。至于各番蛮内有同一种类而两处互见，或同一部落而族姓偶殊，则俱酌量删并，用省重复，并即声叙于图说之内，以便批阅。今装潢完竣，谨进呈御览。臣等实深庆忭之至，谨奏。
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初十日，大学士忠勇公臣傅恒，吏部尚书臣汪由敦，内阁学士臣阿桂，顺天府府丞臣申甫，户部郎中臣安福，内阁侍读臣额尔景额，兵部主事臣本忠，内阁中书臣顾云，内阁中书臣王日杏，方略馆誊录官举人臣夏秉衡。
由于《广舆胜览》图像和资料披露较少，之前有学者推测《广舆胜览》可能就是《职方会览》。这也是由于在《皇清职贡图》卷绘制完成后，《职方会览》就渐渐消失于档案中，如今更是无迹可寻。但从奏文中所描述看来，二者并非同一种。
奏文中说《职方会览》图册共“绘图五百五十幅”。目前存世的两套《皇清职贡图》四卷本图像总数均为294对，从此数字推断，《职方会览》的样式应为男女分立、各占一幅。地方呈进本如《云南民族图考》《四川省番图》也是男女对开，《职方会览》图册本就是以其为底本制作的，形式应当相去不远。而《广舆胜览》图册则是男女合绘为一幅，图像共286幅，这就证明《广舆胜览》并非《职方会览》。
直到乾隆二十六年（1761），《职方会览》仍保持着12册的样式，并由军机处保管。根据文献记载：
（乾隆二十六年）二十四日，军机处交职方会览图二套计十二册（俱有减清磨蹭），传着另换黄绢签子十四个，其第十二册图后面添白绢副页一页，俱各收什好交进记此。于二十七年正月初九日付库掌英敏，将职方会览图二套换得签子，添副页收什好， 持进交军机处收讫。
这是此12册版本的《职方会览》最后出现在档案中，此后宫中档案中《职方会览》似乎泛指一切边疆少数民族类图像，而开始出现《职贡图》“册页”的记录。
2. 从《职方会览》图册到《皇清职贡图》卷
乾隆帝对《职方会览》图册大概比较满意，几乎在收到图册后没多久，就令丁观鹏、金廷标等人按此制作手卷。据《活计档》载，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月初九，“本日太监胡世杰持来《职方会览》册页二套，计十二册，传旨：着丁观鹏、金廷标合画手卷四卷”。
《石渠宝笈续编》中有《职贡图》的相关著录，详细记录了四卷本的《皇清职贡图》“正本”的形制，每卷后均有绘制者署名：第一卷由丁观鹏绘制，第二卷由金廷标绘制，第三卷、第四卷由姚文瀚、程梁承担，4人均为当时宫廷画家中的高手。每卷引首都有乾隆帝御笔题字，后面则有乾隆帝的御制诗，以及当朝大臣的和诗若干。
目前所存的两套摹本中的第一卷卷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册页第一册最前面，均有乾隆帝的御制诗：
累洽重熙四海春，皇清职贡万方均。书文车轨谁能外，方趾圆颅莫不亲。
那许防风仍后至，早闻干吕已咸宾。涂山玉帛千秋述，商室共球百禄臻。
讵是索疆恢此日，亦惟谟烈赖前人。唐家右相堪依例，画院名流命写真。
西鲽东鹣觐王会，南蛮北狄秉元辰。丹青非为夸声教，保泰承庥慎拊循。
乾隆二十有六年岁在辛巳秋七月御题。
由此御制诗落款可知，手卷完成时间是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七月。《四库全书·总目》中称《皇清职贡图》“告成于乾隆二十二年”，实际上指的应当是《职方会览》图册的完成。
宫中档案中还有关于《皇清职贡图》手卷装裱的记录，
（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郎接得达色押帖一件，内开：十月二十七日首领董五经传㫖，着将裱成《职贡图》手卷四卷俱换绿包首、大玉别子，袱子用雕漆匣盛装，其色首、袱、别、雕漆匣子着发徃南边照样做来，钦此。
于本月二十一日接得员外郎郎泰押帖一件，内开：本月十八日，《职贡图》上所用玉别子四件画得纸样呈览，奉旨着在启祥宫收贮玉材料内挑一块做别子四件，钦此。于十九日挑得玉材料一块，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㫖准做。交苏州织造安宁处成做，其余材料尽玉大小仍照此样做别子几件送来，钦此。于十一月十九日将苏州送到锦袱四件、玉别四件交进讫。于十二月二十三日掌稿笔帖式福宁马徃苏州行文事一次。
由此可知，《皇清职贡图》手卷装裱完毕最早也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底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初这段时间，距《职方会览》图册的完成，已过了5个年头。
3. 增补和摹本的制作
伴随着的边疆平定和新的少数民族归附，清乾隆朝时期还对《皇清职贡图》进行了4次补绘以及1次图说文字的增补，共增补了11段图像和12种满汉文说文，其中包括11种题记、1种按语。
现存“正本”第二卷并不涉及这几次图像增补内容，只有一段补录的文字，而两套卷本的摹本也无法判断接纸、风格差异等补绘痕迹。倒是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册页，尤其是第2册中，明显可以看出不同人补绘的痕迹。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帝令宫中画家贾全、顾铨等人临摹了两份副本。嘉庆朝又对其进行了补绘，并制作了一套摹本副本。关于补绘的情况，可参见畏冬文章。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庄豫德所绘制第一卷摹本残卷中，可以看到越南部分的补绘内容。
图1 《广舆胜览·第一册之缅甸国夷人》绢本设色 28.3cm×23.5cm 清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
二 、《广舆胜览》图册的定位
1. 制作时间推测
《广舆胜览》共计绘制图像286幅，比《职方会览》多，而比现存的《皇清职贡图》卷要少，所绘内容全部收录在《皇清职贡图》卷中，人物的姿态与服饰细节，以及汉文图说也与《皇清职贡图》卷基本一致。所以，《广舆胜览》绘制的时间应在《职方会览》之后，且从图像完备的程度来看，很可能是“正本”《皇清职贡图》卷绘制前的最后稿。
《职方会览》共550幅图，如果换算成男女为同一幅的话，就应是275幅图像，而《广舆胜览》多出其11幅。据宫中档案可知，伊犁之后的哈萨克等地回目和回人的图像是在《职方会览》绘制完成后，由军机处陆续收集而来的，每次增补多是因为各归顺部落派使臣进京觐见。《活计档》中记录，如意馆曾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九月绘制哈萨克人像，“二十二日，军机处传旨着画哈萨克人像貌，钦此”。另外，乾隆二十六年（1761）九月“初三日，军机处交盛京等处册页一册，回子画片八开，传：着将回子画片八开裱入册内，要在乌什库车河（阿）先（克）苏之后”。《广舆胜览》第一册中，阿克苏之后是拔达山等4对图像，刚好可对应文中的八开画片，应该就是照军机处这八开画片绘制的。
所以在《广舆胜览》第一册最后部分，从“哈萨克头目”开始到最后，一共有10组人物，为“哈萨克头目，哈萨克民人，布鲁特头目，布鲁特民人，乌什、库车、阿克苏等城回目，乌什、库车、阿克苏等处回人，拔达山回目，拔达山回民，安集延回目，安集延回民”。另外，在卷本第一卷“安集延回民”后，有两组人物，分别为“安西厅哈密回民”和“肃州金塔寺鲁古庆等族回民”，但在《广舆胜览》中，是插入在第2册陕西、甘肃省部分中，后面紧随的是“肃州番目温布所辖黑番”。这两幅图像应当也是《职方会览》中没有的。这12幅图像应当就是《广舆胜览》比《职方会览》所多增的部分，至于有一幅图像的出入则不知为何。
虽然四卷本绘制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七月就完成了，但还未装裱。《活计档》中有一则记录：
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初十日，接得员外郎安泰押帖一件，内开：本月初八日太监胡世杰传旨，职贡图着姚文瀚补画三段，钦此。
姚文瀚所补绘的三段应当就是指这几组图像，恰好就是在乾隆帝御览之后而手卷最终装裱之前的这段时间内。另外，畏冬所提出的乾隆朝时期的4次图像增补，这12幅图像都并未被计算在内，宫中各处档案中也没有相关图像“续入”卷中的提法，从侧面验证了这一推论。乾隆朝时期的4次补绘在四卷本和法国册页本均有体现，但《广舆胜览》中则无。据此可进一步推测，《广舆胜览》完成的时间就是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九月之后、乾隆二十七年（1762）二月之前。此后，完成了历史使命，《广舆胜览》图册便被束之高阁，再无增补修改。
2. 绘制的原因
目前所见的《皇清职贡图》系统图像为两类，一类为男女分立、各为一幅，包括有地方呈进的图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册页本、写本和刊本。另一类是男女合绘为一组图像，除了《皇清职贡图》四卷本的正本和摹本之外，只有《广舆胜览》图册属于这一类。
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册页本于《皇清职贡图》卷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种形式类型的人物服饰样式、颜色和图说都基本一致，只是人物姿态有细微差别，尤其是很多在册页本中直立姿态的人物在卷本中都微微前倾，使得一组图像中的男女二人联系更为紧密自然。而一些册页本中原本是分别进行的活动场景，在卷本中则是具有一定叙事性的同一场景。这些细节上的区别，在《广舆胜览》中也均已有所体现，可见其作为绘制卷本的草稿是做了一些必要的调整和构思的。
图2 谢遂（款）《皇清职贡图·第一卷之缅甸人》 纸本设色
全长33.9cm×1462.2cm 清代
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3 《职贡图·第一册之缅甸国夷人》绢本设色
39cm×36cm 清代
法国国家图书馆
3.“缅甸国夷人”男子的图像来源
将《广舆胜览》中的图像与现存《皇清职贡图》各种版本详细比对，其中区别最大的是“缅甸国夷人”男子形象。《广舆胜览》中的“缅甸国夷人”（图1）男子头戴红色头巾，身着白底彩色蟒纹袍，而在《皇清职贡图》卷及册页本中，则都是束发无头巾，着蓝点白底袍的形象（图2、3）。很显然，“缅甸国夷人”男子图像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图像来源。
据黄金东考证，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云南民族图考》是云南省奉命呈进的“番图”册，此册共40开，而其中有32开与《皇清职贡图》中的云南省部分图像相吻合。此册中有缅甸男女图像一对，其图像与《广舆胜览》中的服饰、姿态皆相同（图4）。所附图说曰：“缅目，系缅甸头目，在永昌府域外夷人，称曰莽纪。断发文身，漆齿穿耳，蟒衣跣足，头戴红缎一幅”，文图紧密对应。可见，《广舆胜览》中的“缅甸国夷人”男子形象的源头就是《云南民族图考》中对缅甸国王莽纪的描绘。而根据整个《皇清职贡图》绘制工程的流程来看，《云南民族图考》应当不是其直接来源，而汇总编纂了各地图像的《职方会览》，才是《广舆胜览》直接摹绘的母本。
另外，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多幅乾隆年间绘制的《万国来朝图》，其中外国使臣的形象和服饰基本上都与《皇清职贡图》完全一致，但缅甸人则是采用了《广舆胜览》中的红色头巾、蟒袍的形象。《活计档》中对《万国来朝图》最早的绘制记录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
初十日接得员外郎安泰押帖一件，内开：本月初九日太监胡世杰传旨，养心殿东暖阁明窗着徐扬、张廷彦、金廷标用白绢画万国来朝大画一张，起稿呈览，钦此。
起稿人是徐扬和金廷标等人。此前姜鹏、赖毓之等人曾对《万国来朝图》的各种版本进行过考证。赖毓之认为，这些图像并非描绘朝贡场面的写实绘画，而更多的是一种对于大一统帝国的想象，并形成了一种图式而被多次复制。也就是说，之后众多版本的《万国来朝图》都没有像《皇清职贡图》一样进行外国和少数民族图像的更新和补绘，而是沿用了最初的这一版本。而从时间上来判断，此时《皇清职贡图》卷本还没有绘制完成，徐扬和金廷标等人所参照的形象应当就是来自《职方会览》。
那么，现存《皇清职贡图》卷本及册页本忠的缅甸男子图像又源自哪里呢？比对《广舆胜览》与《皇清职贡图》卷中缅甸的图说，发现也存在较大差异。除了对缅甸政权变更及朝贡关系变化的描述有所不同外，《广舆胜览》中有“国人称其王曰莽纪，首批绛帛，潦齿穿耳，蟒衣跣足”的描述，而卷本图说则没有，只保留了“其夷官夷民服饰与南掌相似”这一句与男子服饰描述相关的文字。那么也就是说，此时的“缅甸国夷人”男子形象不再是“缅目”“莽纪”，而是普通的缅甸夷官了。
图4 《云南民族图考之缅目》纸本设色
36.8cm×29.5cm×2 清代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图5 《广舆胜览》（第一册） 绢本设色
28.3cm×23.5cm×2 清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
缅甸夷官的形象来源可在档案中找到蛛丝马迹。据《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如意馆》载：
乾隆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内大臣海（望）奉旨：明日缅甸国人朝觐行礼，着海（望）带领丁观鹏，将伊形式服色看画，钦此。
由此可知，丁观鹏曾在乾隆十六年（1751）绘制过一幅缅甸使臣的肖像，而他又恰好是《皇清职贡图》第一卷的作者，将自己亲眼所见而绘制的缅甸使臣图像替换原来的缅甸国王图像，显然是合理的，也更符合《皇清职贡图》力求真实的绘制原则。
另外，中国第一档案馆所藏《四川省番图》册中夹有两开半卷本册页残页，与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职贡图》册页的形式、画法、材质皆相同，而其中就有半开内容为“缅甸国夷人”女子的形象，上有满文图说。而法国藏册页本的第一册中，“缅甸国夷人”女子形象保存完好，因此推测此画幅应是从册页中替换下来的。如果能够将其与3个版本的“缅甸国夷人”女子图像及图说进行比对，或许可以推测出这两开半内容完成的大致时间，以及进行替换的缘由。
《活计档》和军机处等宫中各处档案均未记录4位画家绘制此四卷长卷的详细信息，包括如何确定统一的形式，如何进行分工和流程管理，如何分配四卷的省份次序等。而作为可能是卷本草稿的《广舆胜览》图册，就更无资料可循。前面说过，从风格、水平，以及从颜料和装裱上看，《广舆胜览》无疑是出自宫廷画院，但究竟出自何人之手是没有找到相关记录的。但将《广舆胜览》图册（图5）与金廷标所绘《皇清职贡图》第二卷“正本”（图6）进行仔细比对，就会发现二者重合度极高，无论是人物的开脸、姿态、服饰特征、造型比例，还是一些微末细节的刻画，都几乎别无二致。而再与法国藏册页本和另两套四卷本摹本相比较，则皆无此种相似（图7）。这不禁让笔者有了大胆的推测——《广舆胜览》的绘制者是否就是金廷标本人？
关于金廷标的生平所知甚少，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入宫并任职于如意馆，自此开始担任宫廷画师为乾隆皇帝服务。档案中有载，乾隆二十二年九月初九，“如意馆新来画画人金廷标着画十八学士登瀛洲手卷一卷，往细致画”，这是金廷标入宫后第一份工作，他用了17天就完成了绘制，并在九月二十六日呈给乾隆帝御览。之后，金廷标就频繁出现在档案中如意馆的条目下，承接各式不同类型的绘制任务。他的技术全面，山水树石花鸟人物等无一不精，除了乾隆帝指派的绘制任务，还承担一些节令岁朝图像的制作，以及宫中殿宇装潢所需图像的绘制。他也是当时宫中重要的西洋画家郎世宁的主要合作者之一。从档案中看，金廷标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乾隆帝对其也甚为满意，以至两次为他加薪。乾隆二十三年（1758），也就是金廷标入画院的第二年，他的钱粮就从六两提到了八两，而同时加薪的画师王炳，是由三两增至四两，可见金廷标的薪资水平是相当高的。乾隆二十六年（1761），乾隆帝称赞金廷标“本事好又勤慎”，将其钱粮直接涨到与丁云鹏齐平，是画院画师的最高待遇水平。
图6 金廷标（款）《皇清职贡图·第二卷局部》纸本设色 全长33.8cm×1438cm 清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
图7 《职贡图·第二册》绢本设色
39cm×36cm 清代
法国国家图书馆
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一月，画院的资深画家丁云鹏与才入画院几个月的金廷标，奉旨绘制《皇清职贡图》卷（后来实际完成时才有姚文瀚和程梁承担第三、第四卷绘制的记录）。结果此项工作耗时5年才得以完成，远远超出了两位画院高手处理一般题材绘画的制作周期。可见此项绘制工作绝非简单地按照《职方会览》画完即可，而是一项慎重而复杂的重大任务。前面所说的确定统一形式、进行卷次分工和流程管理，分配四卷的省份次序等，都是绘制前准备阶段的必要工作。如《广舆胜览》的分册为四册本，与《皇清职贡图》四卷本的数量是相同的，或许正是这一阶段对12册的《职方会览》所作的一次合并划分，但正式绘制之时，《皇清职贡图》卷与《广舆胜览》图册的具体省份划分排列又有所调整，而各省份内各民族的排序则基本一致。
一旦基本范式确定下来，就需要绘制草稿，也就是在《职方会览》基础上起稿。作为项目的主要承接人之一，且是新入宫的勤勉画师，金廷标承担起稿工作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不过，金廷标为《广舆胜览》绘制者只是笔者的一种推测，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证据，有待进一步的探讨研究。
表1 《广舆胜览》图册与《皇清职贡图》卷排序
三、 图像制作流程中的草稿
《皇清职贡图》的制作历时弥久，并非一蹴而就，这中间进行了大量的图像生产、编辑、删并和复制。
林颀玲、赖毓芝、郑淑方等学者对《皇清职贡图》中外国“夷官”“夷人”“夷妇”图像的来源进行了梳理与讨论，而近期李晓璐在其博士论文中，将这些图像与欧洲地图册中的图像建立起了可靠的关联。对于各地方的民族图像来源，只可了解谕旨到达各地督抚这一层面，当时究竟是由哪些官员具体负责实施，他们又是如何选择绘制对象，如何进行绘制的，所知甚少。而这些图像是否均为实际考察后绘制而成，是否还存在图像的引用，都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从《职方会览》图册所录奏文可知，地方图像汇集到朝廷后并没有被直接拿来使用，而是由军机处组织人员进行了筛选、考证、编纂、重绘等一系列复杂的工作。在此期间，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摹绘稿、改绘稿、草稿、废稿等非正式的图像。对这些非正式图像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大量的信息。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一本《清内府本南蛮图》册，很可能是这类非正式图像中的一部分。此册共15开，30幅图像，纸本设色。现存30幅图像中只有14幅有图说，以浮签形式贴于画面上方，另一些已经佚失，仔细查看仍依稀可见残留的浮签痕迹。此册题签称“清内府本南蛮图”，是后世重裱时所题，以画面风格和水平，及使用纸张、颜料来看，题签中所称“清内府本”是可信的。此册男女分别绘制于对开，服饰及人物姿态与《皇清职贡图》卷高度相似。通过与《皇清职贡图》卷对比可知，此册中所绘全部为广西的民族图像。而如前面所分析可知，男女分立绘制是地方呈进图像所采用的形式，未编辑过的浮签图说，证明此册应是《职方会览》图册之前较早的产物。
《皇清职贡图》卷中“广西”部分共有23组图像，而《清内府本南蛮图》册15对图像中有一对并未收入卷中。所幸此对图像男女两半开的浮签均还在，男子图说曰：“龙胜近楚省苗人，蓄发，青布包头，短衣银项圈手镯，”女子图说则为：“龙胜近楚省苗妇，用青布包头，短衣短裙出门赶圩带布袋竹篮以贮什物。”可知所绘为“近楚省”的“龙胜苗人”形象。这一对形象后来并未出现在《皇清职贡图》中，但册内另有一对“龙胜苗人”形象则收录其中，或许是将两处“龙胜”苗人并作了一处，仅保留了更具有特色的一处。
另外，一些服饰细节存在差别。如在《清内府本南蛮图》册中，“盘瑶”女子所戴头饰宽过肩膀，样式十分夸张，而在《皇清职贡图》卷中则缩小成类似帽子大小的样式（图8）。这种图像的差异很可能是对地方图像的初次摹绘时出现了误读，而后又在审校过程中进行了校正。而“盘瑶”男子腰带两头缀有装饰物，《清内府本南蛮图》中所绘含混不可辨，而《广舆胜览》中则校正为铜钱缀饰。当然，误读也可能是出现在后来的摹绘环节中，还须对比实际民族服饰特征进行考证。比如“太平府属土人”男子所背为网袋，与图说中“负网袋”之描述正相对应，而《广舆胜览》和《皇清职贡图》卷的摹本中，袋子上的黑色网格线不见了，而绘制成了普通布袋。“思恩府属㺜人”女子像发型为双髻，与图说中“结双髻”描述相符，而《广舆胜览》及《皇清职贡图》则为单髻。可见，在一次次的修改和摹绘中，一些内容细节出现了误读、误差，其图像却随着各种版本的《皇清职贡图》流传下来。无论如何，《清内府本南蛮图》册的存在有力证明了之前的推测，即在整个《皇清职贡图》的制作过程中产生了诸多正本之外的“多余”图像。而这些“多余”图像为民族图像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图8 《清内府本南蛮图》纸本设色
28cm×21.7cm 清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
结 语
《皇清职贡图》是清乾隆朝的一项重大的主题创作，所牵涉范围甚广，历时弥久，是加强政权稳固的策略，也是宣示天朝武功的赞歌。之后的300余年间，离开了十全老人文治武功的政治文化语境，《皇清职贡图》在不同领域仍持续发挥影响，包括对东亚、南亚等地职贡图绘制的影响，对少数民族形象的建构与传播的影响等。本文从《广舆胜览》图册出发，对其在《皇清职贡图》制作过程中的定位和作用提出一些看法，并在梳理过程中有了更多的发现和思考。
在制作如此煌煌巨制时，军机处、各处督抚、内务府造办处等机构之间严密配合，令这一严谨烦琐的流程进行得有条不紊。而尽管如此，从地方到朝廷，从草图到成品长卷，图像和文字的一次次誊写摹绘，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遗漏和误读。这就提示我们，仅仅将目光投向各种形式的“成品”是不够的，还需在产生于每一重要节点间隙之中的图像中，寻找更多的信息。相信随着各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的图像资料逐渐公开披露，更多的材料会浮出水面，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地探讨《皇清职贡图》这一庞大的图像系统。（注释从略 详参纸媒）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hausting Overview of All Parts of the Empire and the Qing Imperial Illustrations of Tributary Peoples
Yang Yang, Associate Research Librarian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Abstract:the Exhausting Overview of All Parts of the Empire (Guangyu Shenglan)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incorporates paintings of foreign countries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various provinces of the Qing Dynasty. Its mounting and drawing styles are in line with those of paintings created by the Qing Court Painting Academy; but there is neither title, signature, seal or inscription, nor descriptions in archives across the Court. Images and captions in the Overview are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ose in the Qing Imperial Illustrations of Tributary Peoples (Huang Qing Zhi Gong Tu) created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The latter was a long-lasting, large-scale project with far-reaching impacts, which was carried out to demonstrate great achievements of the Emperor in politics and military and to realize the ideal of national unification. After teasing out the creation process of the Illustrations and analyzing archives in the Court, the author speculates that the four-volume Overview was not presented to the Emperor, but the last draft of the Illustrations. Judging from the painting style and details of brushwork,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painter of the Overview might be Jin Tingbiao. Besides,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role of the Overview in the creation of the Illustrations, and points out that images and characters are inevitably omitted and misunderstood in repeated transcription. As a new material, the Overview is of great value in interpreting images of ethnic groups in history.
Key words: the Exhausting Overview of All Parts of the Empire; the Qing Imperial Illustrations of Tributary Peoples; an overview of tributary peoples; images of ethnic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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