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十二年秋，汉中军营的灯火彻夜未熄，蒋琬在接获诸葛亮病危密函时，同步收到了成都发来的十二道催兵文书——这个细节预示了蜀汉政权即将面临的权力真空危机。

诸葛亮去世当月，南中豪帅刘胄便联合牂牁郡朱褒旧部发动叛乱。《华阳国志》记载，蒋琬紧急抽调江州守军三千，以马忠为督军南下平叛。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用兵策略，暴露出蜀汉兵力已不足八万的窘境。蒋琬为维持内部稳定，将汉中驻军从五万削减至三万，却在涪城增设两万机动兵力，形成“外松内紧”的防御体系。

244年曹爽伐蜀期间，费祎力排众议启用魏国降将夏侯霸为先锋。汉中军情图显示，夏侯霸利用对魏军布防的熟悉，带偏师绕道米仓山焚毁魏军粮道。此役后，费祎将禁军统领权分割给董允、郭攸之等文官，刻意削弱姜维的军权。这种“以文制武”的手段，使蜀汉延续了十年的权力平衡。

253年费祎遇刺后，姜维立即调整汉中防务，将阳安关口守军压缩至五千，却在武都新增三处屯田据点。《三国志》披露，姜维七次北伐消耗粮草达百万石，相当于蜀汉两年税赋。

最致命的256年段谷之战，姜维强征羌兵导致沓中屯田区荒废，直接引发“陇右流民入蜀”的难民潮。

258年蜀汉户籍统计显示，益州本土士族在朝堂占比从诸葛亮时期的23%升至61%。

以谯周为首的益州派公开质疑北伐正当性，著《仇国论》宣称“大国之民无战心”。此时成都粮价已飙升至诸葛亮主政时期的五倍，尚书令陈祇被迫开放官仓平抑物价，反而加速了财政体系的崩溃。

景耀五年，刘禅在谯周建议下废除北伐军费专项拨款，这个决定彻底撕碎了蜀汉立国的政治招牌。当邓艾偷渡阴平的消息传至成都时，守将张翼麾下竟有半数士兵不知“汉贼不两立”的政治纲领——这个细节印证了蜀汉衰亡的本质：不是亡于外敌，而是死于信仰崩塌。

从蒋琬的艰难维稳到姜维的孤注一掷，蜀汉用26年验证了政权延续的铁律——缺乏核心意识形态支撑的割据势力，终将沦为历史过渡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