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天的文章里，我们知道朱熹挺冤的，堂堂理学大家竟被造了数百年黑谣，偏偏广大劳动人民了更爱野史八卦，而不爱他艰涩的理学理念。

这也情有可原，茶余饭后的八卦段子多轻松有趣，若不是为了前途功名谁爱天天花心思啃那难懂的经典呢。别有用心的人正是利用了这点，用小说野史来抹黑朱熹，你说这让朱熹上哪讲理去呢。所谓，谣言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但是说起朱熹的儒学理念，那就更冤了。

如今说起朱熹的理学观点，大家最熟悉的除了“格物致知”外，估摸着就是，“存天理，灭人欲”了。也正是这句话让朱熹备受诟病。

这话乍一听起来不仅让人怀疑作为大儒的朱熹是不是学术观点有点太歪了，竟要人们学佛道的参禅修仙，去世俗杂念，断七情六欲似的。

其实朱熹冤就冤在“存天理，灭人欲”这话他虽说过，但这不是他的原话呀，朱熹的原话是：“饮食，天理也；夫妻，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三妻四妾，人欲也。”这么一说，是不是许多朋友就恍然大悟了，原来朱熹并非让我们无情无欲，不过是为了让我们戒奢从简罢了。

那么这简约版本的朱熹语录又是怎么来的呢？这就要说起那位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大思想家黄宗羲了。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不过作为明朝遗老，经历过改朝换代后，他对服务大清没啥兴趣就干脆一心专研学文了。但是作为一个实用派的思想家，他相当不喜欢理学，认为理学空谈误国，毫无价值。不过这纯粹是个人学术偏好，因此也不至于存心诋毁朱熹。

但黄宗毅不喜欢朱熹的理论便不愿意花太多心思过多阐述，在学术上遇到理学相关的问题也是能简就尽量简。于是他在自己的著作《宋元学案》里，便将朱熹那句原话掐头去尾，高度概括出核心，便是“存天理，灭人欲”。这么做似乎也无可厚非吧，要怪就怪后世不少读书人读起书来不求甚解，便认为这六个字就是朱熹学问的全部，并根据自己的理解讨厌上了朱熹。你说朱熹冤不冤。

再说了，朱熹提出“灭人欲”针对的对象从来不是底层百姓，而是手握大权的皇帝。古代阶层矛盾严重，从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便可见一斑。朱熹曾做过宋宁宗的帝师，因此他说教的对象自然便是帝王了。高高在上的皇帝若不知自我节制，那么将以天下人为刍狗，那百姓便只能在水深火热中挣扎了。朱熹做过地方官赈过灾，他深知民间疾苦，因此希望上层皇帝与官员能自我克制而关注民生。

也正是他这番用心良苦，苦口婆心，但在宋宁宗眼中便成了絮絮叨叨的大道理。再加上朝中党争不断，因此朱熹被牵连进赵汝愚与韩侂胄之争，又被人黑了一波。

话说，宋孝宗过世后，无能的宋光宗即位不久便被皇室宗亲赵汝愚联合外戚韩侂胄给废除了，扶持宋宁宗上位。宁宗也知恩图报便提拔赵汝愚为宰相，这么一来韩侂胄自然是不服气的，便处处有意地挑拨宁宗与赵汝愚的关系。甚至多次暗示赵汝愚作为宗室，即可扶持宁宗上位，自然也可以自己篡位了，而这话正说中了宁宗的隐忧，自然便对赵汝愚多了些戒备。

偏偏朱熹与赵汝愚私交甚笃，于是朱熹作为帝师，急切劝谏宁宗灭人欲，勿专权，善听谏的说教早已触及朝堂政事，不免让宁宗更加怀疑赵汝愚与朱熹的用心。于是找了个理由打发朱熹回福建老家，而韩侂胄也开始放开手脚攻击赵汝愚，诬陷他结党营私。

既然是结党营私之罪，自然有所牵连，再加上太学中的理学派学生联合上书为赵汝愚辩护，更坐实了赵汝愚与朱熹结党的事实。

此时朱熹的理学派门生广布，实力强大，让韩侂胄相当忌惮。因此，为了削弱李学派的势力，他选择直接往朱熹身上泼脏水，从道德上打压朱熹，于是授意监察御史沈继祖上书弹劾朱熹。而沈继祖为朱熹罗织的八条罪名便是后世对朱熹误解的源头。

这八条罪名分别是：一，虐待母亲；二不敬君主；三不忠国家；四玩侮朝廷；五意欲变天；六有害风化；七强纳尼姑；八扒灰儿媳。

这些罪名完全经不起推敲的。说朱熹以社仓陈米给母亲吃是虐待母亲，但实事是朱熹经济本就困窘，能吃得起陈米已经算是不错了，时值荒年，许多百姓连陈粮都吃不起。

说朱熹纳尼姑为妾，乃因朱熹在福建漳州做知府时，为整顿佛教风气，曾下令让尼姑还俗，这自然触动了部分人的利益，便以流言攻击朱熹。

而扒灰儿媳的罪名则是指控朱熹儿子去世后，儿媳竟然有了身孕，这便是暗指朱熹与儿媳通奸。问题是生于福建的朱熹，祖籍在江西婺源。他到江西认祖后便让长子定居江西以延祀香火。因此，常年居住福建的朱熹根本不曾与儿媳生活在一起过，何来通奸之说。

可见这奏章罪名罗织有多无所不用其极了。

朱熹一生做官的时间其实累积也不过是短短的七年，在这七年里他一直以“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来要求自己，时刻警醒自己克制过于膨胀的私欲。然而，他所处的时代难以让他有所作为，他只能不断的修省自己。至少，他做到了在官，一心一意为民，为苍生社稷；在野，则专心专意做学问，克己复礼。

对于这样以为理学大家，希望有更多的人能了解他，理解他。

毕竟，他一生最希望的是能以自己的理念来正人心，明世道。让人心不为膨胀的私欲所蒙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