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知道孔孟的理想主义，是一种对世界和人性保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向着心中的星辰大海坚定前行，即便失败多少次也能保持着前进的勇气。

然而理想主义的孔子和孟子无法正视现实的趋势与需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终成伟大的教育家，却在政治理念上四处碰壁，终究无法实现自己政治理想。

因此，要让儒家理念能在大争之世中立足，还需为儒家理念填补上现实主义的一环，而最终完善儒家理念的，便是后圣荀子。

我们知道荀子曾猛烈的抨击过孟子的“性善论”，毕竟着眼于现实的荀子身处的战国后期。

在战国末期，小国均已被吞并，当时中华大地上主要剩下的七个大国依旧战火频繁，烽烟不断。且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越发残酷。兵戈但起，动辄数十万人厮杀战场，“齐以二十万之众攻楚，五年乃罢。”“赵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乃归。”单长平一战，赵军被坑杀四十余万，而秦军也伤亡过二十万，可谓是血流漂橹、白骨遗野。“围绕着生存和取得战争胜利这个基本点，私欲膨胀，阴谋和术势横行，是非曲直和人伦教养变得无足轻重。”

在这局面下，孟子的“性善论”又怎能让人信服。然而对于小君来说，荀子的“性恶论”看似与孟子的“性善论”相悖，却不过是两位先圣对“人性”的界定不同罢了。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经过进一步的扩充，人人皆可为尧舜。这个观点经过后世的发扬后，成为了宋明理学的基础。但荀子则在残酷的现实中看到了人性的缺陷，因此他主张以仁义法正，来“化性为善”，经过充分的教育后也可以使“涂之人可以为禹”。其实这两种观点不过殊途同归，共同构筑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

但在政治主张上便可明显的体现出荀子的理念相较于孔孟更趋于现实主义。其中三点比较根本的区别。

孔孟“重民”而荀子“重民”与“尊君”并重。荀子主张“隆一而治”便是其基于时代发展的需求而提出的“尊君”之说。毕竟荀子的时代，秦国一统天下的趋势越发明显，因此提出“尊君”论，无疑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也是荀子学说务实的体现。但荀子的“尊君”并不与孔孟的“重民”相悖，毕竟他同时提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可见，“立君为民”亦是“重民”。

孔孟重视“修身”，而荀子在重视“修身”的同时，亦重视“强国”。虽说，儒家三圣都强调“富民”，但孔孟的“富民”往往只提“仁政”与“王道”，但在大争乱世中，荀子则认为，“富民”与“富国强兵”相辅相成。因此，荀子在强调帝王“修己正身”实现王道的同时，亦认同“富国强兵”的霸道理念。这是荀子在坚守儒家理想主义的同时，又兼容并蓄地吸收了法家重视功利效用的理论。

在融合儒家和法家的理念，荀子还提出了“礼”“法”并重的观点。他一方面将“礼”提升到“人道之极”的高度，一方面又提出了“重法”的主张。只不过，对于荀子来说，“礼”不论在国家之治理、秩序之达成以及个人之修身方面都是灵魂和核心，而“法”则是作为“礼”的补充手段而出现。而这“法”包括法规与刑责。

可以说，荀子在发展和继承孔孟思想的同时，又立足时代特征与现实需求，为儒家理念注入了现实性与功利性的理论内容，以此来避免孔孟儒学那“迂远而阔于事情”的理想主义特色，提升了儒家理论经世致用的政治维度。也正是经过荀子“集大成”式的兼容并蓄，才让儒家在后世得以延续与发展。汉代“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虽说主要得益于董仲舒的对儒学的改造，但源头无疑应是强化儒学政治维度的荀子。

诚如郭齐勇认为的：“荀子是现实主义儒学传统的奠定者，在外王学，即统一中国及其制度文明的理论设计方面发挥了较为重大的作用。”

不过，说起孟子与荀子二人的儒学，孟子偏重于道的本质，或者是对孔子创办的儒家核心思想的升华，或者是把儒家的思想理论方面当作中华文化哲学方向发展。荀子是偏重于儒家思想结合时代需求相结合的适宜主义的方向发展。两者共同都是为儒家思想发扬光大。只是方向不同，一种为了适用，一种是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