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封建社会尤其是乱世时期，手握重兵又野心勃勃的军队统帅“逆袭”上位的事例比比皆是，安重荣曾公开表示：“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赵匡胤了，身为五代后周禁军统领（殿前都点检）的他，在部将们的“集体劝进”下，直接在军营里“黄袍加身”，从而夺位称帝。

而在晚清时期，也有一位统帅获得了同样的机会，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清朝中兴四将、中兴四名臣之一的曾文正公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

成功击败太平天国后，曾国藩也迎来了他人生中高光的时刻，此时的他由于赫赫战功在朝野有着极高的声望，其湘军的兵力也发展到了十余万之众。而原来被太平军控制的江南地区也被其牢牢掌控其中。

在这种局面下，曾国藩的“老部下”们纷纷开始了“劝进”之举。比如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湘军克复安庆时，李元度即撰文，以“王侯无种，帝王有真”加以暗示；左宗棠就奉上“鼎之轻重，似可问焉”这样的字条，其用意不言而喻；胡林翼则更是赤裸裸地直呼“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就连太平天国的降将忠王李秀成，都声称将召集太平军旧部拥戴曾国藩称帝。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更是领衔数十员将领，一度夜闯曾国藩的大帐，试图重演一番晚清版的“黄袍加身”。

然而对于这些“劝进”，曾国藩却给予了坚决的反对和制止。比如他就将左宗棠的对联中的“似”改成了“未”，表示自己并无“问鼎”的心思，而面对曾国荃等人的行为，曾国藩更是手书“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的对联表明心志，以至于曾国荃只得带着部将们黯然退出。

曾子城

看似具备一切“上位”条件的曾国藩，最终却并没有走上起事的道路，这又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

李元度一介文人，他的影响力和能给予曾国藩的帮助可以忽略不计，湖北巡抚胡林翼倒是真正的湘军巨擘，中流砥柱，但可惜，天不假年，此人咸丰十一年（1861年）便已经因病辞世了。所以这些人中，真正能够为曾国藩提供支持的无非门生彭玉麟以及他手下的湘军水师。

除了身边的拥护者以外，再来看看湘军的兵力，同治三年（1864年）攻破天京时，湘军的兵力也达到了巅峰，至于具体数字，史料记载有不同版本，但总体应该在二、三十万左右。

但无论当时的湘军人数多少，曾国藩的嫡系，也就是他能直接调动，并确定会跟随其反清的，大概也只有三支部队，首先当然是其胞弟，九帅曾国荃的吉字营五万人。另外鲍超霆字四十营约两万人，还有彭玉麟长江水师五万人，以此合计十二万人对抗满清，不能说全无胜算，但确实具有相当大的风险。

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曾国藩要造反称帝，自家有几斤几两，想必他自己再清楚不过。

除了考量自身的实力，其他几支重要军事力量的存在，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在晚清借助镇压太平天国不断崛起的清廷汉族大员中，曾国藩绝对是“祖师爷”一般的存在，即使像李鸿章、左宗棠这样的地方大员，其实都是曾国藩一手培养提携起来的。由此可见曾国藩的地位。

然而，随着战事的深入和发展，曾国藩一手培养的这些部将们，也都纷纷成长为了独当一面的存在，而且也和曾国藩一样，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比如左宗棠虽然在湘军之列，但他统率的军队却自成体系，称为楚军；而李鸿章后来更是另起炉灶组建了淮军，人数更是发展至7万人以上，不仅在装备粮饷方面都超过了湘军，还拥有很多湘军不具备的近代科技人才。而清廷出于分化提防曾国藩的用心，也对李鸿章等人大力扶持。

曾国藩虽然是湘军主帅，但湘军并不是他的私人军队，其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至少分为江刘（以江忠源、刘长佑为首）、曾胡（以曾国藩、胡林翼为首）、王左（以王錱、左宗棠为首）三系。

江忠源、刘长佑，均是湖南新宁人，成名于湘军中资格最老的楚勇一系，虽名义上同属湘军，其实与曾国藩并无渊源。

江忠源早亡，刘长佑与曾国藩也没有上下级的隶属关系，而且同治三年（1864年）时，刘长佑已官至清廷九大总督之首的直隶总督，希望他参与谋反，无异于痴人说梦。

再来看左宗棠，此人进言“鼎之轻重，似可问焉”一事的真实性实在值得怀疑，首先同为中兴四大名臣的左宗棠，不仅心高气傲而且当时也已经位极人臣，比之曾国藩的地位，也不过稍逊风骚，他有什么理由去怂恿甚至跟随其造反？而且天京城破后不久，幼天王洪天福贵外逃，而曾国藩向朝廷上书，谎称洪天福贵已死于天京战火之中，可是左宗棠竟然上书朝廷，表明幼天王仍然健在，并在堵王黄文金的护送之下已然南下逃亡浙江。

左宗棠

瞒报幼天王行踪，欺君罔上论罪当诛，左宗棠对清廷忠心耿耿，根本没有考虑曾国藩对其之前的提携之恩，反倒是有将曾大帅置于死地的感觉。

这样的左宗棠和他麾下下的五万楚军，对付太平天国，当然全力听从曾国藩的调遣，如果曾国藩造反，第一个站出来讨伐的，大概率就会是左宗棠。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淮军主帅李鸿章。同治三年（1864年）时，淮军已经发展到七万余人，而且武器装备在当时首屈一指，还有中外混合部队“常胜军”在手，如果李鸿章支持曾国藩，那情况将大为不同。但李鸿章会追随曾国藩造反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曾、李二人虽有师生之谊，淮军也出自湘军一脉，但因为种种原因，湘、淮两军关系并不和睦。

而李鸿章为人老谋深算，比之曾国藩，有过之而无不及，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祁门被围，丢下恩师第一个跑路的就是李鸿章。可见明哲保身的道理，李文忠公比谁都清楚。

况且单凭纸面上的实力，李鸿章手中7万淮军就不低于曾国藩的十二万湘军，既然都是要造反，索性不如自己单干，为什么要去支持曾国藩，为他人作嫁衣裳？

曾子城

可以说，曾国藩此时更像是一个汉族官僚阶层中的“盟主”角色，对手下的部将们缺乏足够的掌控力度。而且随着他的老部下们羽翼渐丰，逐渐和曾国藩矛盾迭起。比如在攻打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的紧要关头，时任江西巡抚的沈葆桢竟然不经协商，直接截留了朝廷拨付曾国藩的巨额军饷，根本没给“老领导”一点面子；而李鸿章随着淮军势力的逐渐增强，也与曾国藩渐行渐远；就连左宗棠后来也与曾国藩逐渐交恶，两人还为天京城破后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的下落大打笔墨官司。

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部将拥戴”其实根本就靠不住，甚至可以说，更像是这些老部下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而把曾国藩推到前沿。遥想东汉末年，孙权也曾积极“劝进”曹操称帝，而曹操则看穿了孙权的心思，笑道“是儿欲踞吾着炉火上耶”。也许曾国藩面对这些“劝进”，内心的想法应该也和曹孟德如出一辙吧！

出身于传统家庭的曾国藩，自幼饱读诗书，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和熏陶，后来其又一路沿着科举的道路步步前进，直到在殿试考取了三甲“同进士出身”并步入仕途，可以说曾国藩一直都是沿袭着一条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读书人的道路。

在曾国藩写给弟弟等人的家书中，例如“吾惟以一勤字报吾君，以爱民二字报吾亲”“吾辈所以忝窃虚名，为众所附者，全凭忠义二字。不忘君，谓之忠；不失信于友，谓之义”这样的语句比比皆是，其中不难看出曾国藩根深蒂固的忠君报国的思想观念。

曾国藩对于清廷来说确实有“再造”之功，但其实与太平军交战却赢得并不轻松，太平军不仅兵力雄厚，更不缺乏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等等智勇双全的名将统帅，曾国藩不仅两个弟弟曾国葆、曾国华都战死沙场，自己都先后有数次差点命丧黄泉，甚至不止一次试图自尽。而清廷对其的猜忌、防范，也自始至终在折磨着这位看似风光无限的统帅。

曾子城

曾国藩在家书中“权太重，位太高，虚望太隆，悚惶之至”“忧惶战栗之象不为少减，自是老年心血亏损之症”等这样的描述屡屡出现，其中不难发现其诚惶诚恐的紧张状态，而且身体也是大不如前。可以说，在这样的种种重压和处境下，曾国藩可以说是心力交瘁、沮丧难行，他最后主动解散湘军，与其说是为了取消清廷的猜忌，更不如说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在这样的心境下，曾国藩又有什么心思再去谋划上位呢？

再来看看影响曾国藩称帝的外部环境，太平天国从道光三十年腊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金田起义开始，到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城破结束，14年时间里，与清军大大小小的战争不计其数，战火几乎燃遍整个南方，在此期间，还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同时天地会、捻军起义也是此起彼伏。

山河沉沦、国家动荡，战火中饱受摧残的永远是最底层的贫苦大众，如今好不容易熬到太平天国告一段落，老百姓尤其是南方诸省的人民，极度渴望安稳太平的生活，湘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冒天下之大不韪继续发动战争，绝对会失去民心。

曾国藩饱读诗书，“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想来应该是懂的。

同样，湘军的众多基层士兵，在攻破天京后，或多或少都捞到了不少好处，幸存于血战之后，谁不是渴望着衣锦还乡，享受荣华富贵，现在让他们放下手中的一切，继续提着脑袋去当“叛军”，又有多少人会真心实意为了曾家的江山再去拼命呢？

更为关键的是，天京虽被攻破，但当时南方还有数十万太平军残余部队，扶王陈得才救援天京的二十万人马正在东进安徽，侍王李世贤和康王汪海洋同样拥兵二十余万，盘踞江西、浙江；还有堵王黄文金，护送幼天王南下，一路吸纳溃散部众，也聚集了十二万之众。

这些太平军的残部，此后在清军和湘军的共同围剿之下，或降或败都难有大的作为，但如果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叛清北上，这几十万被曾国藩弄得国破家亡的太平军，将会是湘军身后巨大的隐患。

战争，尤其是大规模长时间的战争，绝对是烧钱的无底洞，武器装备、弹药粮草、医药物资、军费兵饷，桩桩件件都是巨大的开销，所以明面是战场上的两军厮杀，实际上也是双方背后财力的较量。

湘军成立之初，就不是国家的正规部队，因此也不可能得到中央的财政支持，再说清政府当时也是捉襟见肘，就算想帮忙，面对越来越庞大的湘军，也是力不从心。曾国藩又一直坚持“厚饷养兵”的政策，湘勇的饷银几乎是同时期绿营兵的一倍，而湘军即不生产也不经营，本身没有任何造血功能，国家又没有专项拨款，和太平天国打了十多年仗，那曾国藩的军费从何而来呢？

其实，湘军的军费无非来自于劝捐、卖官、厘金这三个方面。初期，湘军人数不多，曾国藩就以私人感情、国家大义劝说乡绅富户捐款，实在不行，就软磨硬泡、威胁恐吓带绑架勒索。另外，清政府虽然给不了钱，政策支持倒是相当给力，大量空缺的文凭、官职送到曾国藩手中，使之可以冠冕堂皇、明码实价地变卖用以换取军资。

但无论劝捐集资也好，卖官鬻爵也罢，毕竟都不是长远之计。随着战争进程的加剧，湘军人数的不断增加，这种小打小闹已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湘军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了。

厘金局

在这种情况下，“厘金”便应运而生了，厘金说白了就是增收商品税，但税收不用上缴国库，直接充当湘军的军费。

曾国藩剿匪的十几年，南方各省，大大小小的“厘金局”数不胜数，而这些取自商品的厘金，必然又会以抬高物价的方式转嫁到老百姓的头上。所以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曾国藩“剿匪”多少年，湘军就趴在各省老百姓的身上吸血了多少年。

当然，湘军是为国平寇，在中央财政不支持的情况下，即使搜刮点民脂民膏，也还算情有可原。但如果曾国藩是为了满足自己个人的帝王梦，那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剿灭太平天国，一场仗打了十几年，推翻满清，即使成功，只怕时间还要更久。

此时，富庶的江苏、浙江分别在李鸿章、左宗棠制下，而湘、鄂、赣、皖各省，经历这么多年战争，早已是满目疮痍，地方需要恢复生产，人民渴望安居乐业，哪里还有能力负担规模更大更持久的战争消耗。

清廷虽然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后就开始逐步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但当时还远没有到灭亡的地步。实际上，同治帝上台后，清廷不仅连续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还由于“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军事和经济实力，以至于出现了“同光中兴”的局面（当然，这种所谓的“中兴”更像是回光返照）。

而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事后期，清廷都是“坐山观虎斗”，让湘军淮军等汉族团练武装在南方和太平军互相血战消耗，自身则在北方保存了相当的军事实力，尤其是骑兵力量。因此在当时，满清朝廷方面的力量还是相当强大的，而曾国藩等地方大员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实力差距。

就这样在种种因素的交织下，曾国藩最终并没有选择起事反清，而是继续作为清廷的忠臣而存在，并且通过裁撤湘军、主动放权等一系列“操作”急流勇退，也实现了自我保全。权倾朝野、功高震主的曾国藩，能够做出立刻裁撤湘军的举动，而不是头脑发热地冒起称帝，应该来说，是无奈却相当明智的决定。曾国藩逝世后，清廷追赠其为太傅，谥号“文正”，并下令各省建立专祠纪念。

不仅如此，其家族成员也在清廷颇为重用，其弟曾国荃后官至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并加太子太保；其子曾纪泽则官至吏部左侍郎，并曾以出使俄国大使的身份，与沙俄方面斗智斗勇，成功收回了新疆伊犁等地的主权，赢得了晚清时期难得的外交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