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瞿秋白为什么能后来者居上成为中共领袖？

瞿秋白

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当天，上海就陆续有乘客乘船赶往武汉，一直持续了十来天。这些陆陆续续赶往武汉的人看上去都是生意人，做着各式各样的生意，但奇怪的是，他们几乎都是文质彬彬的读书人，其中，更有不少人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更像是读书人。

其实，这些分批赶往武汉的生意人，就是当时白色恐怖下活跃着的“赤色分子”，他们纷纷赶到武汉来，是为了出席党的五大。中共自1921年成立时，全国党员只有50余人。到此时，全国中共党员已经多达57900余人，猛增了一千倍。由此，也足见这短短6年来，中共发展的势头之迅猛。

这6年来，经历了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李大钊、谭平山等中共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毛泽东、瞿秋白和张国焘等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一次密切合作。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内部分裂为汪精卫和蒋介石两大派系。

蒋介石的身份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手里掌握军权。汪精卫的身份是国民政府主席，以左派面目获得中共主要负责人陈独秀的信任。彼时，仍然延续了孙中山开创的两党合作，蒋介石率军东征时，他的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便是赫赫有名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军事顾问是苏联人。

国民革命军北伐，一路高歌猛进，不到3个月就拿下了武汉，武汉旋即成为中国革命中心，国民政府也迁往武汉。蒋介石却把他的总司令部迁往南昌，他要国民政府也迁往南昌，但遭到拒绝。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就在武汉联合起来，与盘踞在南昌的蒋介石形成对抗。

1927年，在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和赵世炎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上海，中共声威大震。4月12日，蒋介石趁中共不备，武装突袭中共领导的上海工人纠察队，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几天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一个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

至此，国民党分裂为以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为核心的右派，和以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为核心的左派，同时，还有盘踞在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中国一时竟然出现三个政府，三足鼎立。国民党左派宋庆龄等人和共产党人恽代英等人发表联名通电，直指蒋介石为“民众之蟊贼”。

中共中央于4月20日发表声明，指出蒋介石已经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毛泽东领导的全国农民协会也发出《讨蒋通电》，喊出，不除此贼，国民革命没有成功之望。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从上海白色恐怖中逃出来的共产党人纷纷聚集于武汉，准备召开党的五大。

此外，来参加党的五大的还有共产国际首席代表40岁的印度人罗易、共产国际代表43岁的俄国人鲍罗廷、共产国际代表33岁的俄国人维经斯基、联共（布）宣传家代表团成员26岁的俄国人米夫，以及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罗卓夫斯基。这5人，都是当时对中共有巨大影响的人物。

当时，党的五大召开虽然没有在报刊上公开报道，但在武汉举行时，几乎是公开的。所以，国民党甚至还派了徐谦、谭延闿和孙科参会，向大会表示祝贺。在五大上，时任总书记陈独秀作了长达5个小时的报告。但，也就在五大上，陈独秀受到了与会代表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

陈独秀

从一大至五大召开，党的主要负责人一直都是陈独秀。但在五大上，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并被彻底动摇了。因为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时，一味求团结，不讲斗争，尤其是对露出狰狞反革命面目的蒋介石一味退让，使党陷入巨大被动。

五大上，一个戴着黑框圆形镜片近视眼镜的28岁的瘦弱青年尤其活跃，此人就是瞿秋白。他在会上忙着向大家发放他在2月间写的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通过猛烈批判陈独秀一手提拔的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而把真正批判的矛头直指陈独秀，并列举了其17条错误。

就在五大上，陈独秀在党内的声望急剧下降，而瞿秋白的声望则迅速上升。在五大上，赫赫有名的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汪精卫竟然亲来会场祝贺中共五大召开。陪同汪精卫登上主席台的，就是瞿秋白，这就表明，瞿秋白极有可能将要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共领袖人物。

尽管陈独秀因犯错而地位岌岌可危，但共产国际的代表们为稳妥起见，还是建议由陈独秀担任了总书记。会议最后一天，选出了31名中央执行委员、14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8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苏兆征、张太雷和陈延年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张国焘和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为中央秘书长。党的五大结束后，国内形势风云突变，就在5月，唐生智手下的两名师长夏斗寅和许克祥先后反共，许克祥甚至在长沙公开屠杀共产党员。

6月，汪精卫与冯玉祥、唐生智举行秘密反共会谈，冯玉祥与蒋介石举行秘密反共会谈。形势如此危急，共产国际驻华首席代表罗易竟然还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努力同中共保持友好关系的人。包括陈独秀，也把国共合作的希望寄托在了汪精卫的身上。

6月17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正式解除鲍罗廷的顾问合同。对此，陈独秀仍然要求共产党必须让步，必须纠正过火行为。7月，共产国际结束了陈独秀的领袖生涯，他被停职了，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委婉地安排他去莫斯科参与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其实，就是为了让他体面点下台而已。

也在7月，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新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这五名常委中，并没有明确以谁为首。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诞生的第二天，就发表了《对政局宣言》，揭露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已经公开准备政变，宣布撤回国民政府的中共党员，国共公开决裂。

第二天，宋庆龄公开发表声明，脱离国民政府，谴责蒋介石和汪精卫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谴责国民党只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7月15日，汪精卫悍然叛变革命，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此后，中共完全转入了秘密的地下活动。

陈独秀拒绝去苏联，他也不再有资格参与中共中央的工作。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于7月18日决定在南昌组织起义，李立三、周恩来和张国焘先后赶去准备组织南昌起义。鲍罗廷和瞿秋白去了庐山，他在回国之前，把中共中央领导的担子移交给瞿秋白。

毛泽东

7月21日，鲍罗廷和瞿秋白从庐山返回武汉，鲍罗廷宣布新增瞿秋白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安排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瞿秋白后来居上，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共的第二任领袖。鲍罗廷之所以会选择瞿秋白接替陈独秀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一是因为瞿秋白与共产国际关系不错。

二是因为瞿秋白在五大上明确反对陈独秀，而且有着系统的反对陈独秀的理论体系。两天后，共产国际派出的新代表罗明纳兹秘密抵达武汉，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奉调回去。8月7日，在武汉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会议主席是李维汉，这一会议后来史称“八七会议”。

此次会议的任务是批判机会主义倾向并改组中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了长篇报告，报告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结束了陈独秀路线。毛泽东在会议上既批判了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右倾错误，又明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他的这一思想已经超越了所有人。

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罗明纳兹认为，中共领导层之所以犯右倾错误，就在于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因此，必须加强中共领导层的工人成分。根据罗明纳兹的要求，工人出身的党员一下子备受重视，甚至被直接列入了中共新领导班子的候选名单，如苏兆征、顾顺章和向忠发。

罗明纳兹拟好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中，正式委员是张国焘、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罗亦农、邓中夏；候补委员是李立三、周恩来、澎湃、张太雷、顾顺章、向忠发、蔡和森，但最后投票选举产生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却有比较大的差别。

根据得票多少排列，正式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澎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由于片面强调工人成分，苏兆征和向忠发得了全票20票，顾顺章得了17票。

8月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确定瞿秋白、李维汉和苏兆征三位常委为中共新领袖，实际上以瞿秋白为首。从5月9日五大上选出陈独秀、张国焘和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7月，确认新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为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

“八七会议”批判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路线，使得党大进了一步。陈独秀并没有接受党的安排去莫斯科，而是和彭述之、郑超麟等人组织了党内反对派，并于1931年5月任中国“托派统一组织”的中委，因此，陈独秀被中共开除了党籍。

1927年5月党的五大至8月“八七会议”，为什么3次变动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中国国内形势风云激荡，本来与中共合作的国民党迅速走向分裂，先是其右派的核心人物蒋介石率先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把枪口对准中国共产党人。

国民党左派的核心人物汪精卫也叛变革命，整个国民党迅速走向了反共，对中国共产党人举起了血腥屠刀。在这样的危急形势下，一味主张退让的陈独秀已经不能胜任，共产国际掌控下的中共不得不先后三次调整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瞿秋白在这个过程中，顺应了共产国际的需要，得以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