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扬之变后，宋高宗赵构再次遭遇劫难——眼皮底下发生苗刘兵变，让他受到极度惊吓，心理受到沉重打击。
而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宋高宗赵构自己、发动苗刘兵变的罪魁祸首苗傅和刘正彦，以及引发苗刘兵变的罪恶源头康履等人私心太重，这一群私心太重的人纠缠到了一起，就发生了一系列盘根错节的灾难。
苗刘兵变证明：私心太重，权力只会带来灾难！
宋高宗赵构（剧照）
维扬之变引发了朝廷上下众怒，两大奸臣黄潜善和汪伯彦被迫罢去相位，但是同样为非作歹、作恶多端的几名宦官——康履、蓝珪等人依然留在宋高宗赵构身边，他们仍然气焰嚣张，继续为非作歹、作恶多端，丝毫没有收敛。宦官权力大了，自然就有人巴结他们，一些官员争相与宦官勾结都成了朝廷内外公开的秘密。
虽然宋高宗曾经下诏规定，内侍不得与统兵官相见，如有违反，停官，送远恶州编管。制度如果不落实，那就是一纸空文。私心太重的宋高宗对康履等人在武将面前作威作福、无法无天的恶劣行径听之任之，言官也没人敢管。比如才能平庸且同样私心重的武将刘光世，在宋高宗即位三个多月后就荣升奉国军节度使。
这一任命其实是刘光世曲意逢迎巴结康履等人得来的，宋代节度使虽然是虚衔，却是武将的极致尊荣。这么尊崇的官衔，在某种程度上竟然是有宦官奉送的，由此可见康履等人在宋高宗那儿有多重的分量。黄潜善和汪伯彦被罢相之后，宋高宗任命朱胜非接任右相，又任命王渊为同签书枢密院事，仍兼御营使司都统制。
这表明王渊位列执政，在宋代武将历来被打压，王渊能出任枢密院长官，说明这是皇帝对他的特殊恩典。维扬之变，王渊其实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已然激起军愤，可是在维扬之变不到一个月之后，他反而获得破格提拔，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他巴结到了康履等宦官，这就等于在军队的将士们心头怒火上面浇了一把油。
康履和蓝珪等宦官对武将极尽羞辱之能事，颐指气使，有时候甚至骑着高头大马对众将疾言厉色，动不动就呵斥，大家都恨透了他。宋高宗赵构一路南逃，宦官们就一路为非作歹，以射鸭为乐，严重骚扰老百姓。赵构南逃到了杭州后，宦官们听说钱塘江有观潮的胜景，就在江岸铺张盛宴，肆意抢夺民财。
宋高宗赵构在往南逃命途中，他的宦官们一路上做出的种种恶行，已经激起了越来越强的军愤和民愤，酿成兵变的条件已经具备，可惜的是，宋高宗赵构对此毫无察觉。武将苗傅和刘正彦都是根红苗正的将门之子，分别担任御营后军统制和御营右军副统制，他们统率的两支军队负责护卫隆佑皇太后和皇子赵旉等来到杭州。
皇子赵旉是赵构的潘贤妃所生，潘贤妃怀他时，正是金军攻破开封前后，她整天提心吊胆，生活条件又比较艰难，就导致皇子赵旉生来先天不足。当时御营使司的大将刘光世、韩世忠和张俊等人都率部沿江防守，负责在杭州戍守的正是苗傅和刘正彦两人。他们对宦官们以及王渊都恨之入骨，正筹划要发动兵变。
朱胜非刚出任右相时，就听到了王渊的任命引起诸将不满的消息，他把此事上奏给了宋高宗，宋高宗心里隐隐感到有些不妙，就和朱胜非商议对策。朱胜非提出，免去王渊兼职，并剥夺其进呈和书押的权力，使其不得再有资格直接参与枢密院的实际事务。这就等于让王渊空有执政之名，而没有参与枢密院事务的实际权力。
赵构建炎南渡（剧照）
宋高宗对朱胜非的这个提议当即表示赞同，但这时发生一件事，苗刘密谋兵变的事被人向宦官康履告发，康履向宋高宗报告，根据宋高宗的指示，康履跑去通知朱胜非，说第二天清晨，密谋政变的人在天竺寺集中。朱胜非立即找王渊商议，最后决定由王渊派出五百名精兵、武将一员、使臣十名，当夜前往天竺寺埋伏。
酝酿兵变的人正需要这样的结果，因为这就是他们调虎离山之计，王渊的亲兵就这样被调走了。实际上，准备发动兵变的苗刘二人并没有带军队去天竺寺，而是埋伏在城北桥下。第二天，等王渊退朝。伏兵一拥而上，把他拽下马来，由刘正彦亲手将他斩首。叛乱的兵士把宦官甚至没有胡须的人全部斩杀，又拼命劫掠财物。
与此同时，苗刘二人还在杭州城中张贴榜文，直指赵构的朝政昏暗，奸臣误国，内侍弄权，自称此举是为民除害。尽管此前宋高宗已经听到可能发生兵变的风声，但真的发生兵变，他还是吓得六神无主，只能由朱胜非率部下争取同苗刘二人谈判和敷衍。苗刘二人命人把王渊的首级挂在竹竿上，他们站在宫门楼下厉声呼喝。
苗刘等将领要求把康履等宦官给斩了，以谢三军。至此生死攸关时刻，赵构为了自保，只好命卫士把康履捉来交给政变将士，将士们立即将康履腰斩，也将他的首级割下挑在竹竿上示众。另一名宦官出城不远，也被追捕回来并被斩首。其余宦官，如蓝珪等人都被贬逐去了岭南。苗刘等将领指责赵构不该即大位，逼他退位。
赵构迫于形势，不得不下诏逊位，成了太上皇。他唯一的三岁幼子赵旉即位，由隆佑皇太后垂帘听政，改元明受。57岁的隆佑皇太后不得不同朱胜非等人勉为其难地与苗刘等将领敷衍周旋，以保全赵构这个只知道贪图享乐的侄子。所幸的是，苗刘二人本就能力平平，没有深谋远虑，部下也没有足智多谋之士。
这才使得隆佑皇太后与朱胜非等人得以勉强应付，苦撑危局。苗刘二人本是草包，他们竟然打算遣使前往金国议和。朱胜非生怕金人得知大宋朝廷内讧而趁机出兵南侵，赶紧找个理由劝说苗刘二人，将此事敷衍过去。当时，朝廷的另外两名执政官吕颐浩和张浚接到宋高宗赵构退位诏书，才知道杭州发生了兵变。
两人一面分别上奏，请求太上皇复辟；一面联合韩世忠、刘光世和张俊三员大将，准备发兵，前往杭州勤王救驾。朱胜非假意要苗傅通过被扣留在苗傅军中作为人质的韩世忠妻子梁氏，前往招降韩世忠，苗傅依言放了梁氏等人。隆佑皇太后密令梁氏前往召韩世忠前来救驾。于是，韩世忠等人加快向杭州进军。
朱胜非等人利用韩世忠等军队进逼杭州的压力，迫使苗刘等人同意太上皇赵构复辟，苗刘二人又请求赵构复辟后，立即下诏令韩世忠等人退兵。但此时，吕颐浩和张浚二人仍督促韩世忠等率部直扑杭州，韩世忠率部打败苗刘等人所部，苗刘二人带着两千兵士逃出城去，经此剧变，此时方才化险为夷，赵构拉着韩世忠的手痛哭一场。
苗刘兵变（剧照）
随后，苗刘二人残部被韩世忠派人剿灭，两人被抓获，并被处以极刑——将他们杀死，分裂他们的肢体，再悬首张尸示众。苗刘兵变是继维扬之变后对宋高宗赵构的又一个更为沉重的打击，让他的内心产生严重阴影，此后，他对武将始终保持着极重的猜忌与防范之心。这次事变，也迫使他在政治上变得更为成熟和老到。
等到政局稍微稳定之后，赵构就在六月下了一份罪己诏。实际上，这份罪己诏是他自己以退为进的收揽人心的一个应对之策而已，并不会改变他一贯私心重的本质。只不过，他已经意识到，如果自己再不做出点改变的姿态，只怕他不但没有机会和能力纵情声色，弄得不好，小命都可能不保。所以，他的悔过自省，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
聪明的朱胜非在赵构渡过这一难关后，主动提出辞职，并向赵构举荐了吕颐浩和张浚二人。赵构批准了朱胜非辞职，任命吕颐浩为右相，张浚为知枢密院事。吕张二人都倾向于抗金，由于之前黄潜善和汪伯彦以及杜充等人的胡搞，南宋的国力其实已经被折腾得极为虚弱。
吕张二人，包括其他人都拿不出一个能够挽回南宋颓势的良策。张浚认为要想中兴，必先从陕西开始，遂自荐前往经营陕西。不久，赵构将行在迁至江宁府，改名为建康府。赵构对那些奸邪之臣情深义重，将黄潜善和汪伯彦妥善安置，又为兵变中死去的王渊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就连臭名昭著的康履也获谥号。
紧接着，兵变时被流放各地的那些作恶多端的宦官又纷纷回到行宫。唯独对正义直言的宦官邵成章，赵构却听了众宦官的话，没让他回宫，让他留在洪州。赵构在罪己诏中曾表示，他将“逆耳忠言，钦而必受”。此时就有人上奏万言书直率批评赵构不图兴复，执意苟且偷安。同时，此人还为赵构提出了一系列正本清源的建议。
可惜的是，这些话对于本来就是装装样子的赵构来说，无异于捋了虎须，随即命吕颐浩出头找个借口将此人罢官。在此期间，赵构迎来又一个不小的打击：他那唯一的先天不足、体弱多病的儿子赵旉因受惊吓而离开人世了。在维扬之变中，赵构因受惊吓而丧失生育能力，唯一的儿子去世，对他的精神造成了沉重打击。
说起来，赵构会丧失生育能力，源头还在于他自己。从他当上大元帅到避难扬州，期间长达两年多，在正常情况下，他其实是可以继续生育的，但因他自己纵欲过度，导致后宫虽然人数庞大，竟然无一人怀孕，这其实就是他自食纵欲无度的恶果。他同宰辅们谈到此事，就忍不住声泪俱下。
但从来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赵构声泪俱下，的确是因为他内心痛得切骨，但他骨子里依旧是那个贪图享乐、苟且偷安的人，他从来都没有想过也不会真正把这种切骨的哀痛转化为卧薪尝胆、奋发雪耻的力量。
说到底，赵构就是个私心重的人，康履等宦官以及兵变的苗刘二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一群手握权力、私心重的人纠缠到了一起，最终就酿成了“苗刘兵变”的灾难。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私心太重，权力只会带来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