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在即，北京正在积极做好建国的准备工作。建国是一件大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名称的确定。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因此，邀请社会各界代表共同商议新中国的命名问题。

就在大家各抒己见、争论不休之际，特邀嘉宾张治中却提出要删掉两个字。

毛主席思索片刻后，立刻表示同意，于是新中国的名称就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么，究竟删掉的是哪两个字？张治中又是何等人物？他的建议为何能被毛主席欣然接受？

想回答以上问题，首先要了解国家的命名方式，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个合格的国家名称，既要体现国家的地域、民族，又要凸显国体、政体，还要强调该国的特殊性与独立性，保证要素齐全的同时还要言简意赅。

在地域、民族问题上，“中华”二字一直深得人心。

“中”字源于秦朝记载，意为中央之国，后经唐、明、清朝推广至周围汉文化藩属国；而“华”意为华夏，由于夏可指单一朝代与夏族，而华确实地域内多民族的集合体，所以取于华。

自腐朽的封建专制被推翻后，中华大地不再隶属于个人，因此就没有诸如“明”、“清”这样的国号。

而在近代民主革命中，“民族”的观念开始在人民心中生根发芽，因此不必强调新国家的个人属性，用“中华”表明地域与民族即可。

在后面的修饰定语中，就需要各界人士仔细商讨，共同决定了。

从国体上来看，毛主席早在《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多次提出，中国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是人口基数最大的工人与农民。

人民民主专政是新中国确立的国体，确定了领导阶级属于共和国体制范畴。

综合以上考量，新中国的名称初步确定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而张治中所建议删去的两个字，正是中间的“民主”二字，为何“民主”不应该纳入新中国的名称之中呢？

乍一看好像漏掉了最为重要的成分，但仔细思考后，就会发现这是张治中对新中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深刻理解的必然产物。

“民主”其实是一个缩略语，它的全称是人民当家做主。

在近代社会以来，世界各地相继推翻了代表落后生产力的封建王朝，转向给大众带来更好生活的民主之路，生产力与权力的不匹配是封建王朝的普遍特点。

不光是中国历朝，欧亚大陆上的所有君主王朝都有类似的特点：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握有生产资料的人开始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认为自己所在的阶级应当参与议政，应当决定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权利从中央集权回归到资源拥有者手中。

纵观世界近代史，西方所进行的是资产阶级革命，频繁的航海贸易与狭小的地域造就了生产资料最终流入少数资本家手中，他们需要扩张、需要殖民、需要在更多地方获得廉价的生产原材料。

所以，在西方国家眼中，“民主”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其目的也是为了让本国的产品更好地倾销至国外，让资本家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

而中国的国情却与率先革命的西方国家截然不同，中国的幅员辽阔，导致几千年来都可以通过农业稳定发展，而不用依靠贸易左右国家财产。

生产资料掌握在农业人口手中，一切的利益冲突都离不开土地，从宏观上看，便是地主兼并农民土地进而巩固自己在当地的影响力。

而城市生产资料掌握在外国资本家手中，民族工业起步艰难，无法与外国抗衡。

经过土地改革后，乡绅与地主阶级将土地归还于农民，国家的决策者从少数寡头转向人民群众。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也源于马克思主义，并在中国土地上进行深刻实践与经验积累后诞生出了崭新的毛泽东思想。

在中国人眼中，“民主”的概念更贴合真正的民主，是马克思思想中让无产阶级领导政权的实际体现。

中国与西方国情不同，如果一言以蔽之，都称为“民主”，显然会造成不小的语言歧义与文化分歧，西方国家会错将中国的民主理解成他们的民主，很容易造成误解。

首先，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不会明白，中国的“民主”究竟是谁在领导？是否与自己国家一样，生产资料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亦或者中国根本不是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

其次，西方在阶级利益上不可能认同中国的民主，一旦这种思想深得人心，将会在欧洲各地再次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严重破坏资产阶级统治地位。

所以，与其多费口舌争论黑白，倒不如直接点明差异性，凸显“人民”二字而非“民主”。

“人民民主专政”其内在含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将权力真正归还于人民，让群众决定未来的发展路线。

汉语中的“人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词汇，它不同于“百姓”与“大众”这类对于群众的普通称呼。

“人民”更能赋予中国人神圣的权利，保留了身为无产阶级勤劳的骄傲与智慧，是本身就带有“民主”含义的。

张治中认为，若能在国家名称中去掉“民主”二字，一能彰显于资本主义共和国的不同；二能明确中国的国体，不啰嗦也不小气。实属两全其美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这个名称更能体现中国的特殊性，更能体现中国是切身实地地为人民着想，人民真正可以参与到建设国家中，这在此前的国家命名中是绝无仅有的。

毛主席在听完张治中同志的建议与理由后，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

于是，会议最终决定，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时，问题也就来了：

为什么张治中同志能够提出如此高瞻远瞩的建议？他的经历与成就如何让他对新中国有如此深刻的见解？

张治中出生于1890年，也就是光绪16年，安徽巢县人。他的祖父是朴实的农民，父亲是当地手工业从业者。

出身贫寒的张治中从小未能专心在私塾读书，16岁时开始在外漂泊，在扬州的商铺里做过学徒。

年轻的张治中亲眼目睹了晚清的衰退与底层百姓的疾苦，孩童食不果腹，不能安心读书认字，像他这样年纪轻轻在外漂泊谋生的少年还有不少...

宏观上，当时的中国遭到外国列强的多年欺辱，洋人在中国总是显得高人一等，而清政府的消极政策与不作为更是让群众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剥削与压迫。

可以说，张治中是当时最想改变中国的人之一。

在扬州学商的过程中，张治中成为了盐务缉私营的候补兵，后进入警察学校学习，毕业后正式成为一名警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张治中积极参与了扬州城的反清起义，从此走向军旅生涯。

张治中随后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就读，参加过1917年的护法运动，后入职于广州黄埔军校，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参谋长。

张治中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与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交往密切。身为穷苦人家的孩子，张治中非常认同共产党的思想与理念。同时，他也十分认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联工农”的三大政策，并积极为此付出实践。

随后的北伐战争期间，张治中前往武汉黄浦分校任职，并赴美进行进修与考察。

张治中的爱国思想主要体现在抗日战争期间，1932年他率部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并对日军给予沉重打击，让日军推迟了全面入侵中国的计划。

在西安事变中，张治中将军顾大局，主动提出和平解决问题，并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满腔热血投入到抗日战争中。

全面抗战期间，张治中参与了1937年的“淞沪会战”，后担任湖南省主席，积极号召湖南各界人民投入抗日救国当中。

然而在抗日中期，张治中因对蒋介石政府过于信任，带头发动对“焦土政策”，间接导致千年古城长沙在大火中付之一炬。

随后的张治中为人低调，谨言慎行，认真工作，这种兢兢业业、安分守己的工作态度深得蒋介石的喜欢，并开始逐步信任与提拔张治中。

与其他国军将领不同的是，张治中是蒋政府麾下唯一一个没有与共军展开冲突的将军，他在处理任何与共产党有关的事务中，都抱有和平与缓和的态度。

在他心里，同为华夏同胞，共击外敌才是头等大事，于是被人们称之为“和平将军”。

这个称号的光辉还体现在和平解放新疆上，张治中在新疆的和平解放中起到最关键的作用。

解放战争期间，张治中极力拥护国共两党和平解决问题。1949年，张治中作为国民党代表前往北平参与和谈，和谈过程中，国民党对共产党所提出的各项条件悉数拒绝。

后经周恩来同志的再三请求下，张治中留在了北平，与全中国各界人士代表共同商议建国之大事。

作为一名国民党将领，张治中的身份是特殊的，但是凭借他半生的爱国表现，毛主席与周恩来都希望张治中同志可以作为特别代表，为新中国的各项事宜提出宝贵意见。

而贫苦的出身，让他更清楚中国的本来面目，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人民当家作主的分量，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新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才能过长治久安。

所以，删去国名中“民主”二字的建议，并不是张治中草草提出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宝贵建议。

因此，毛主席才会欣然接受张治中的建议，将新中国取名“中华人民共和国”。

除了国名的建议，张治中还积极参与了新中国国旗的评选。他的语言朴素而诚恳，每条建议理由都如此充分与务实。

评选过程中，张治中再一次直言不讳地否定了毛主席青睐的“黄星黄杠旗”。

虽然国旗下方的黄杠象征着黄河，但是这条笔直的黄杠却显得十分生硬，让左上的五角星倍感孤独。

话锋一转，张治中却非常欣赏曾联松所设计的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和国名一样，能够清晰地诠释新中国国家与人民的关系：

四颗星代表中国各种阶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散发出新的光芒。

这一提案很快被所有人一致认可。

新中国成立以后，张治中同志仍然积极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当中，在促进两岸关系与建国起步阶段的发展上鞠躬尽瘁。

毛主席曾经这样评价张治中，说他是三次来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热爱和平的人。

1969年，张治中病逝，享年89岁。

张治中都尽心尽责地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工作，他的每一条建议都是珍贵且有益的，他心系的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新兴大国，盼望的是新中国在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后能够重振中华之荣光。

时至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享誉世界各地，它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今天的中华人民站了起来，一直挺直着腰板过日子，与世界各国平起平坐，共同书写中国人民与人类历史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