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的到来并不是东北国军由强转弱的开始，反而像是推倒了已经摇摇欲坠的腐败大厦。实际上，在陈诚接管东北之前，国军的腐败问题就已经非常严重，从后方的机关到前线的部队，几乎所有人都有贪污腐败的问题，这种风气就像瘟疫一样迅速传播开来。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设立了“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和“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本意是接收沦陷区的财产，却不想这些机构反而成了某些官员中饱私囊的工具。许多原本属于国家的物资和财产，都被他们私吞，沦为个人财富。在东北的沈阳、长春、锦州等地，这种现象尤为严重。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留守处”的出现。这些名义上是军官的住所，实际上却成了他们敛财和交易的场所。他们将贪污受贿所得的钱财和物资存放在这里，并安排大量人员在此办公，进行各种非法交易。

据统计，仅沈阳一地，为“留守处”服务的官兵就多达两万五千余人，这些名义上的军人，实际上却是为军官敛财的私兵，从事着各种商业活动。沈阳城里，许多商人甚至直接到留守处谈生意，门庭若市，热闹非凡，俨然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市场”。

陈诚抵达东北，对那里的严重腐败现象感到十分震惊，于是发起了一系列反腐举措。他抓捕了不少贪官污吏，比如开设赌场的田湘藩中将、买卖军用汽油的冯恺团长、索要钱财的李修业少将处长等。但这些努力成效有限，并没有真正解决根本问题。

如果说后方机关的腐败令人触目惊心，那么前线部队的腐败则更加令人担忧。正如郑洞国在与杜聿明的谈话中所言：“我们的军队，从上到下都在贪污，这样下去，我们的天下不会有几天了。”杜聿明听后沉默良久，最终无奈地承认：“你说我们在东北腐败，其实全国又何尝不是如此？”

辽沈战役时，国军给长春的补给多被内部人员私吞并高价卖出，导致城内百姓饥饿。粮食价高得离谱，一度要价几两黄金。而葫芦岛到沈阳的物资，很多不是必需的粮食和弹药，而是肥皂、香水、香烟等奢侈品，全都被用来谋取暴利。

即使是被誉为“十全十美的君子”的廖耀湘，也未能免俗。他指挥的新六军在新三军攻占彰武后，并未立即继续前进，而是将缴获的大量高粱米空运回沈阳倒卖。这导致了战机的延误，也让蒋介石大为光火。

另一个王牌部队，新一军，也深陷腐败泥潭。早在抗战时期，新一军就因倒卖物资而臭名昭著，甚至被称为“新日军”。在缅甸战场上，他们更是变本加厉，倒卖盟军的汽油、补给物资，甚至连猪头也不放过，最终被盟军司令部点名批评。回国时，他们被英军设卡搜查，所有物资都被没收，可谓“净身回国”。

在东北战场，新一军不仅买卖物资，还大量骗取军饷，夸大士兵人数，私下获利。老兵们说，一个连队实际不到一百人，却上报有三百人，多余的士兵数都用来骗取军饷。

贪腐问题在军队中广泛存在，严重影响了国军的战斗力与士气。士兵们热衷于敛财，不再专注于战斗，军纪松散，战斗力显著降低。即便像杜聿明和郑洞国这样的将领，面对这种情况也感到无力，只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他们以为只要士兵能上战场打仗就足够了，却没注意到贪污腐败对军队士气造成的严重破坏。

在东北战场上，国军并非没有精良的装备和充足的兵力，但他们却节节败退，最终丢失了整个东北。这并非偶然，而是“全员贪墨”的必然结果。贪腐像一颗毒瘤，侵蚀着国军的肌体，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彻底失败。

陈诚的到来，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他试图力挽狂澜，整治腐败，但却无法撼动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最终，他也只能黯然离开东北，成为国军败局的“背锅侠”。

国军在东北的失败，并非仅仅是军事上的失利，更是政治和道德上的溃败。贪腐摧毁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士气，也瓦解了军队的信仰和理想。正如郑洞国所言，国军的问题已经“烂在骨子里”了，失败只是迟早的事。

东北的沦陷，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国民党统治的深刻危机。在“全员贪墨”的阴影下，国军的失败已成定局。这场战争的结局，不仅取决于战场上的胜负，更取决于人心的向背。而腐败的国军，早已失去了民心，他们的失败，也是历史的必然。

战争留下的教诲我们至今仍在反思。一支军队，若不保持廉洁和公正，哪怕装备再精良，最终还是难免败北。唯有坚持清廉正直，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确保战争最终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