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海洋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一个多事之秋。

当时的晚清朝廷，已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中。6月17日，美、英、日、俄、德、法、意、奥等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20日，清廷经过数次“御前会议”的争论，最终由慈禧太后拍板，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对外宣战。

慈禧太后

次日，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出面对八国联军的“宣战令”。声称：

“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示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鞑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减比凶焰，张我国威！”

另外，还要求各驻外公使向各国解释，清政府的“宣战”实属被迫，希望各国“谅解”。

慈禧对八国联军宣战，也谈不上是什么正义感或者民族尊严爆发，不过是她对洋人不满，想借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义和团来对抗洋人而已。

结果吹出去的大话还在余音绕梁的时候，慈禧就被残酷的现实打了脸。

壹

实际上，别说已经积贫积弱多年的满清政府，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底气夸口自己有同时跟这八个国家开战的实力。慈禧喊出的这口号，疯狂与愚蠢齐飞，无畏和无谋并存，属实是头铁。

而现实也非常骨感：清朝的这套宣战令，属于典型的雷声大雨点小，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雨点。慈禧太后在东南多数省都碰了钉子，包括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在内的一票地方官员认为太后和皇帝此时都已被义和团挟持，称其诏令为“矫诏”“乱命”，且与各参战国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对慈禧的这道“懿旨”普遍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

至于义和团这个组织，其本质虽是“扶清灭洋”的爱国运动，然而这一团体本身存在着极大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们用画符念咒、请神附身等“术法”动员群众；广泛宣扬“持符念咒、神灵附体”鼓舞斗志。既缺乏先进阶级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也没有一套切合实际的革命纲领。清廷让义和团去对抗洋人的洋枪大炮，结局自然是惨烈的巨大牺牲，空有一腔热血的义和团以数千年农耕时代原始武器，抗击近代化武装训练有素的敌人，结果不言而喻。八国联军基本没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就于当年8月攻入了北京。

义和团青年

面对来势汹汹的洋鬼子们，慈禧光棍不吃眼前亏，迅速又下了一道英明神武的懿旨——逃跑。

惹不起，躲总躲得起吧？

贰

那么，接下来要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往哪儿跑了。

就逃跑而言，满清皇室也算得上是经验丰富。就在整整四十年前的1860年，英法联军打入北京城，慈禧的老公咸丰皇帝就一路往北逃到了热河（今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内蒙古东部一带）。当时的算盘是在热河“观望”，如果实在不行就再往北逃回清朝的“龙兴”之地东北。

不过到了慈禧的这个年代，东北的很多地区已经被沙俄所控制了，当年努尔哈赤称汗时的首都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都一度被老毛子所占领。慈禧们想跑，老家肯定是回不去了。

北边去不了，南边不买账，东边……天津就是八国联军登陆的地方，再往东没多远就下海了。所以很明显，慈禧此时别无选择，只剩向西跑了。

说是向西，但当时西北的新疆、内蒙古等大部分地区仍在沙俄的影响范围之内。慈禧的去向只能是山西、陕西两地。最先钦定的目的地是太原，但慈禧太后长年养尊处优，过惯了奢华的日子，觉得山西条件不好，无法满足她高品质精致生活的要求。而陕西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是十三朝的旧都。且地理位置优越，位于全国的心脏地带。因而慈禧此行的最终目的就确定为西安。

慈禧一行人在逃亡的途中

就这样，1900年8月21日，慈禧带着光绪帝与随行的隆裕皇后、璀妃、大阿哥溥儁以及王公大臣仓皇逃离紫禁城。这支约一千人的队伍有的乘车，有的骑马，有的步行。以“西狩”为名，一路朝着西安狂奔而去。

叁

慈禧一行人马还在半道上的时候，西安这边就已经得到了消息。

早在6月时，慈禧的亲信、军机大臣荣禄就秘密派遗心腹到西安，命陕西巡抚端方做好“迎驾”的准备。对于西安来说，这座自从唐朝之后就再也没当过国都的城市，已经一千年没有体验过“老大”的滋味。如今皇上、皇太后等一干贵人“临幸”，就像秦腔戏文里的段子“我爷见过皇上的面，我婆跟娘娘吃过饭”，都是祖坟冒青烟的事。

8月21日，端方接到密令“审度形势，于西安府城酌备驻跸之所”，端方立即在西安城内选址，拟定速修行宫的“蓝图”。并与两司商议，着手成立了“支应局”，专办“迎銮”事宜。同时又命令潼商道陈兆琐在潼关督造御舟，专供两宫渡河时应用。此外，还大肆修饰陕甘总督署（现已不存，旧址位于今西安市南院门一带。1888年陕西巡抚部院署衙由西大街鼓楼北面迁移至此处，因此名为“南院”，南院大门前的街道也因而得名“南院门”），“门柱改红漆，牌坊画云龙”，将其包装成为行宫。

慈禧们一路奔波了两个多月，终于于庚子年九月初四（1900年10月26日）抵达西安。当时陕西闹灾荒，各地遭遇大旱，60个州县的300万人口受灾，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有些地方甚至“人相食”。但地方官员仍然让各处张灯结彩，黄沙铺路，令百姓在御道两旁跪迎。

慈禧到达西安时的情景

慈禧逃到西安，虽然一路上很是狼狈，但刚一安定下来，立即就又暴露出封建统治者的本来面目。她认为总督署改建的行宫不够高大上，体现不出皇室的威严，于是又广招工匠，强拆民居，大兴土木，征收位于总督署北院的陕西巡抚衙门，将两处衙门的所有房屋连接起来，依照北京的样式重新装修改建，甚至厨房都照着皇宫御膳房的模式，细分为荤局、素局、菜局、饭局、茶局、酪局、粥局、点心局等多个小的“部门”。

“废都”西安，就这样在一时之间成为了清朝的临时政治中心。

肆

慈禧驾临西安，虽是本着来“避难”的目的，但真正进入状态了，却更像是“度假”，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慈禧的每一顿饭，必须先由太监进呈菜单一百多种，由她挑选。当时两宫每日仅膳费就要耗费200多两白银，按当时关中地区的粮价，每石白米价值为六两白银，约折合大米30多石。若折合现在的人民币，则慈禧一顿饭能吃掉近十万元。除此之外，地方当局还专门收购了6头奶牛，开辟了一个牧场，由一个五品官员专门负责打理，仅是为了给慈禧提供牛奶，每月又要花费600多两白银。慈禧一顿饭的花费，就足够5000人吃一天。两宫在西安近一年的时间里，光是生活费就花了12万两白银。慈禧居然还厚颜无耻地说 “向来在京，一费何止数倍，今可谓节约矣。”

至于日常生活方面，慈禧更是奢靡无度。而西安的地方官员为了讨她的欢心，也是拼命逢迎，全然不顾会给百姓带来更沉重的负担。

慈禧等人到西安时，正值炎炎夏日，酷热难耐。慈禧向手下索要冰镇酸梅汤，但西安没有存冰，有人出主意说距西安城200多里的太白山石洞里，有“万年不融之冰”。于是官府便派遣当地农民，拉着大车去太白山取冰，以供御膳房使用。又费尽心思，找到几口绿色琉璃大缸，派专人不断给缸里注入井水，用于给房中降温。

慈禧在西安时的行宫旧址（1951年摄），位于今南院门一带

除了生活上的大肆铺张，慈禧为了笼络人心，还巧立名目，大肆赏赐随行官员，并专门定了“规格”：亲王、郡王每天拨银60两，贝勒、贝子每天30两，皇亲贵族每天15两，二品以上大员每天7两，三品以下官员每天5两、3两、2两不等。

另一方面，慈禧在自己的生日时也没有忘记再大大地操办一下。由于匆忙出逃，龙袍等皇家服饰都没来得及随身携带。慈禧便下令，从南方各省调运大批的绫罗绸缎，由两江总督刘坤一负责在江苏缝制成各式服装，然后派专人送到西安。

慈禧在西安的行宫内

慈禧如此挥霍无度，久而久之自然给西安地方上的财政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因此，慈禧又以光绪的名义下了一道圣旨：“朕暂时住在西安处理朝政，各项开支甚大，各部各省所缴纳的官饷物资改运西安，数量如前，不得有误。”于是，各地官员迅速加紧了对民间的横征暴敛，搜刮的民脂民膏源源不断地流向西安。

到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全国各省运往西安的银两达到500万两，粮食近1000万石。负责筹集粮饷的布政使岑春煊等人，四处敲诈勒索，都向地方官强行摊派数额极大的粮饷，使各地官员叫苦连天，甚至多有被逼自杀者。

慈禧避难西安期间，其花费远远超出了陕西一年的财政收入。对于当时本就处于灾年的陕西人民，毫无疑问是雪上加霜。这些劳民伤财、倒行逆施之举引起陕西百姓的强烈不满。国民党元老、革命家于右任当时在西安府中学堂读书，他对慈禧这一系列祸国殃民的行径极其痛恨，竟然给陕西巡抚岑春煊写信，请其刺杀慈禧，重新实行戊戌变法时的“新政”。最后被同学王炳灵苦劝，才恨恨作罢。于右任的行动虽然离谱，但确实在极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群众的心声。

于右任先生

伍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9月7日，被留在北京与列强谈判的李鸿章接受了十一国代表提出的全部条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慈禧得知各国列强并未将她列为挑动战争的祸首，不由大喜过望，遂以光绪帝名义发布了所谓的“罪己诏”，称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不久，要求得到满足的帝国主义列强开始陆续撤军，慈禧一行人也于10月6日正式结束了在西安长达347天的流亡生涯，坐着八抬大轿，在大批武装的保护下，耀武扬威地离开西安，出发返回北京。其排场比之初到西安之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慈禧从西安启程返回北京的场景

在返京前，慈禧还不忘再最后再捞一笔。搜刮70多万两白银，动用了大大小小的3000多辆车辆，满载名贵宝物启程。这一趟开支达到近200万两的白银，仍然全由陕西人民承担。

慈禧这一次逃难之旅，之于陕西人民，无疑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她在西安的一系列所作所为，也深刻地暴露出了晚清政府昏庸无能、黑暗腐朽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