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后身上，还有一个“污点”，就是其死后的“诸吕之乱”。在释读这个专题之前，我们套用一下知乎的模板，先问有没有，再问是不是。

“公元前180年七月，吕后因病去世。吕氏的诸侯王，害怕刘氏迫害，于是在同年九月，吕禄家中秘密讨论造反之事，夺取刘汉政权。”

史料记载，仅仅寥寥数语，就一笔带过。吕氏造反的动机与目的，以及参与者状况，均不见确切记录。因此，但当我们厘清整个过程，会发现，比起其罪当诛，更像是有罪推定。

我们要知道，吕氏一族最大的资本，是拥有刘氏皇族的血统，对因封诸吕为王，而四处树敌的吕氏一族来说，主动发动叛乱，投入产出比实在太低。

而且即使铁心要造反，不在吕后掌控全局时发动，而要等到其死后匆匆而就，实在是不可思议。      反倒是周勃、陈平等功臣集团，因为想夺回被吕后逐渐剥夺的实权，与齐王为首的刘氏篡位集团，歪打正着联手完成“诛吕”。

“诸吕之乱”是功臣集团和齐王兄弟捏造的政治阴谋，对吕氏一族不满情绪的最终爆发，吕氏集团实际上是含冤而殁。

西汉前期，地方刘氏诸侯王中的齐王一系异常活跃。除了齐王刘襄兄弟参与“诸吕之乱”，在文帝时期，齐王刘襄的弟弟刘兴居也起兵谋反。至景帝时期，发生了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参与其中的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都是齐王刘襄的弟弟。

为何齐王一系几十年来会反复叛乱?或者说他们一直如此执着皇位呢？

齐王刘襄的父亲，齐悼惠王刘肥，是刘邦的庶子，但年龄最长，是长子。西汉建立后的汉六年(前201年)十二月，刘邦封刘肥为齐王。齐自古以来被称为“东西秦”，经济富庶，地理条件得天独厚，面积辽阔。刘肥显然受到了刘邦的厚待。

一个可能的假设是，刘肥原本就是刘邦的嫡长子。如果此事为真，则刘肥当为继承刘邦帝位的强有力人选。

此外，如果这个假设成立，则刘肥的儿子齐王刘襄，就是刘邦的嫡长孙，在“诸吕之乱”除掉惠帝一系后，刘襄将成为继承帝位最有力的人选。

换言之，齐王以帝位为目标举兵，诛杀了吕氏一族，但由于功臣们选代王继任称帝，故而未能达到目的。不难想象，齐王一系对该结果并不满意，这应该就是后来齐王一系反复叛乱的理由。

从以上情况来看，刘邦把他与曹氏之子，本来是嫡长子的刘肥封为齐王，让其统治地理、经济条件得天独厚的齐国，就可以理解了。

同样，如果从曹氏本是刘邦正妻的这一事实来理解，吕太后对刘肥怀有强烈戒心，其子刘襄等人，后来也被文帝与景帝严加防范，并加以遏制，也就说得通了。

那么，史书中曹氏，必须被记载为“外妇”的理由是什么?“诸吕之乱”后，西汉皇帝都是文帝子孙，如果承认曹氏是刘邦正妻，即承认齐王一系是刘邦的嫡长子、嫡长孙，则文帝一系的正当性会被否定。因此，史书中曹氏的相关情况，及刘肥被封齐王之前的事情，被完全抹杀了。

而在吕太后看来，比惠帝年长，且获封富饶辽阔土地的齐悼惠王刘肥，自然是对惠帝帝位的潜在威胁。为了保护惠帝一系，吕太后在世期间将齐国一分为四。

不难想象，这件事必定引起了齐王兄弟的不满。吕太后死后，齐王举兵，首先骗取了曾是齐国一部分的琅邪国的军队，并进攻原为齐国济南郡的吕国。

由此可以看出，封地被分割的齐王，对吕太后怀有强烈的憎恨。但齐王举兵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复仇，而是夺取帝位。

首先，就刘氏来看，齐王明确宣布要杀吕氏一族并举兵。当时，齐王的弟弟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两人，身居警备都城长安之职。

吕产与吕禄是长安守备军南北军的最高统帅，因此刘章兄弟当归吕氏管辖。因此，如果吕氏一族想对抗举兵的齐王、可以考虑杀死刘章兄弟或者将二人作为人质。而实际上，吕氏一族对刘章兄弟，从来未采取任何措施。

反而刘章因为是吕禄的女婿，率先知晓了吕氏的“阴谋”。

如果吕氏一族都没有计划除掉，想杀自己的齐王兄弟，自然应当也没有，诛杀其他刘氏成员的打算。

除了齐王兄弟，在事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自然是身在朝堂的，周勃、陈平等大臣。

一般认为，刘邦通过多年战斗，搭建了西汉的基本结构，后经过吕太后15年的统治，在吕太后去世前，天下归属刘氏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此外，在为刘氏一族封王政策的影响下，形成了“地犬牙相制”的态势，大臣们即便扶立新帝，也很难自立为帝。那么，更换皇帝就不一定，对大臣们有好处。

废黜当前的皇帝，就必须从刘氏诸侯王中选出新的皇帝，而一旦某个诸侯王成为皇帝，很可能会通过起用亲信，将大臣们排除在外。

因此，如果大臣们的目的在于夺回权力，那对他们而言，最有利的选择，就是通过和平手段让吕氏一族就任封国，他们通过辅佐少帝刘弘来控制政局。

那么，大臣们为何还是与强大的齐王同谋，诛杀吕氏一族，甚至更换了皇帝？

因此可能的实际情况是，以周勃为首的大臣们虽然企图清除吕氏势力，但并未考虑将吕氏一族全部诛杀。因为如果诛杀吕氏一族，就必须废黜少帝刘弘，而大臣们应当十分清楚，另立新帝对他们而言是非常危险的。

与之相对，刘章为了让齐王登上帝位，则必须除掉吕氏一族。刘章奉陈平之命帮助周勃，但不一定按照周勃的命令行动，他应该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擅自行动。其结果就是吕产与吕更始被杀，吕氏一族也全部被杀。

基于前文的考察,“诸吕之乱”的经过大致如下：

吕太后去世，留下了年幼的少帝刘弘，由吕氏一族辅佐。一方面，身在长安的齐王之弟刘章与刘兴居认为，这是让自己兄长登上帝位的绝好机会，于是让齐王以吕氏一族要发动叛乱为由举兵。

也就是说，齐王兄弟从一开始就打算清除吕氏一族，乃至于废黜少帝刘弘。另一方面，当时吕禄作为上将军统率北军，吕产作为相国统率南军，故大臣们几乎没有实权。

大臣们虽经常伺机从吕氏一族手中夺回权力，但并没有具体计划，在如何对待少帝刘弘的问题上也不一致。此时发生的齐王举兵与灌婴出征，是大臣们重获权力的大好时机。掌握军队的灌婴在抵达荥阳后，派人与周勃商讨，其结果是身在长安的大臣们，以清除吕氏一族为条件，令齐王撤兵。

大臣们让与吕禄关系密切的郦寄，说服吕禄主动让出权力。然而，在等待结果时，郎中令贾寿的使者来到吕产处，告诉他灌婴已驻军荥阳的消息，并催促吕产迅速进入未央宫。

碰巧在场的御史大夫曹窑（曹参之子）与齐王一系是旧交，于是急忙向周勃报告此事，试图阻止吕产人宫。周勃从吕禄手中骗取北军将军印，接管了北军，并通过御史大夫曹窑，命令未央宫卫尉不得让吕产进入殿门。

不过，未央宫卫尉是吕太后任命的，不敢保证他不与吕氏一族勾连。因此，周勃派憎恨吕氏一族的刘章前往，以确保阻止吕产入殿，而刘章在没有周勃命令的情况下，擅自杀死了吕产与吕更始。

在以帝位为目标的刘章兄弟看来，这样做理所当然。因为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让兄长登上帝位，故必须废黜少帝刘弘，而在此之前的首要任务，是诛杀辅佐少帝的吕氏一族。

从大臣们的角度来看，刘章的行动则导致了从未预想过的重大事件，不仅吕氏一族及其亲信被杀，甚至连少帝刘弘都必须处死。这是因为，在大臣们看来，如果没有少帝刘弘的同意就擅自杀害其祖母一族，少帝成年后定会清算此事。

如上所见，大臣们与齐王兄弟在互相牵制的同时，也互相利用对方的行动，试图使事件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结果，吕氏一族被诛杀，最终连少帝刘弘及其兄弟也都必须被处死。

但事件的最终走向，对大臣们与齐王兄弟双方而言，却出乎双方的预料。齐王没能当成皇帝，作为最大功臣的周勃也没能长久掌权，不得不就任封国。

通过探明“诸吕之乱”中大臣们与齐王兄弟的关系，可以看出汉初权力结构的以下几点事实：

对吕氏一族而言，其作为外戚的权力基础是与少帝刘弘的亲戚关系。只要少帝刘弘是皇帝，就可以确保吕氏一族的地位与权力。因此吕氏一族的最大目标是保证少帝刘弘的地位，取代刘氏称帝并不是吕氏一族的目标。然而作为外戚，为了保护年幼的皇帝，必须执掌大权。为此，吕氏一族成了诸侯王与大臣们的攻击对象，原因在于吕氏一族，掌握着齐王追求的帝位与大臣们追求的权力。

对大臣们而言，他们打算清除吕氏势力，同时遏制诸侯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大臣们的目标是夺回实权，并不一定希望诛杀吕氏一族和皇帝。因为无论哪位诸侯王登上帝位，都会重用自己的亲信，大臣们还是有可能被排除在外。

对齐王而言，只有废黜少帝，自己才有可能成为皇帝，而在废黜少帝之前，要先清除吕氏一族，这正是刘章诛杀吕氏一族的原因。结果，大臣们不得不废杀少帝。由此来看，大臣们与齐王兄弟在清除吕氏势力这点上一致，但是否要诛杀吕氏一族及是否要废立皇帝，双方存在冲突。

如上所述，所谓“诸吕之乱”并非吕氏一族引发的“乱”，而是朝堂大臣与齐王兄弟发动的政变，因此不如叫作“诛吕之乱”。

那么，如此简单的真相，为何一直被掩盖?此外，诛杀吕氏一族与杀死少帝刘弘之事，又怎样实现了“正义化”？

首先，来看齐王兄弟。事件发生后，他们不仅没能达到目的，汉文帝后来，也知晓了他们举兵是为了称帝，于是大臣们许诺给刘章兄弟的分封赵、梁二国一事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分割齐国两郡，分别作为刘章与刘兴居的封国。

原来的齐国被一分为三。对此，齐王兄弟自然心怀不满。然而作为引发事件的罪魁祸首，他们无法主张“诸吕之乱”是虚构的。如果“诸吕之乱”是假的，齐王兄弟就会失去举兵的正当性，甚至危及政治生命。

其次，就大臣们而言，强臣周勃、陈平和灌婴参与了清除吕氏一族与废立皇帝的行动，因此必须使自己在“诸吕之乱”中的行动正当化。

其中，立场最为艰难的是周勃。他作为事件的中心人物受到文帝的防范，甚至被下狱。但即便如此，周勃也无法说出事件的真相。他如果表明当初没有诛杀吕氏一族、更换皇帝的意图，那也就是承认没有迎立文帝的意图，自然会引起文帝的不满。

最后，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文帝。文帝以代王身份进入长安时，少帝刘弘仍在位。诛杀吕氏一族自不必说，如果不将另立皇帝的行为正当化，文帝即位的合法性也就不复存在。

“诸吕之乱”的真相，是齐王刘襄与朝廷大臣各自为了获得帝位与政治权力而发动的政变。一方面，从事件发生前吕氏一族的动向来看，他们既没有理由作“乱”，也没有具体的准备与计划。事件发生当天，吕氏一族也完全没有作乱的迹象。

通过阐明“诸吕之乱”的真相，能够明确以下三点。

第一，吕氏一族不想作“乱”，也不想夺取刘氏天下。

第二，吕氏一族因该事件被清除，但事件的主谋却未必达到了目的。齐王未能称帝，周勃等大臣也没有长期掌权，两方都被文帝严加防范，未得善终。

第三，“诸吕之乱”发生至今2000多年来，“乱”的真相一直被掩盖，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长久的冤案之一。

再加上史无前例的皇太后临朝称制，该如何处理朝廷上的功臣集团、地方刘氏诸侯王集团及外戚吕氏集团的关系，自然成了一大课题。特别是女人在政治生活的角色定位，直到800多年后的武则天，依然在登基和传位上，遭遇最严峻的挑战。

君主与臣下、中央与地方、刘氏与外戚等问题，在吕太后时期值得借鉴的先例很少，应当遵守的规则也不甚明确，只能摸索尝试。

最终在历史背景局限性、当权者政策以及个人不幸遭遇，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共同酿造了吕后及其一族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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