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在中国近代史上，像他一样传奇的人不多。

毛泽东是他表哥，周恩来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林彪是他的同学，蒋介石、戴笠都对他委以重任。

他是国民党当局通缉的“共党要犯”，也是共产党关押最长时间的“首要战犯”。

他叫文强，先后加入国、共两大军事阵营，都积极投入，忘我参与，九死一生……

强烈的反差、巨大的矛盾……

今天看看他在上海和日本间谍斗智斗勇的往事。

我叫文强，是毛泽东的表弟。年轻时候受他们的影响，我考上黄埔军校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军校毕业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之后跑到四川搞土地革命，到第四个年头，就被捕了。

我当时担任川东特委书记，国民党特务知道我的一些事。我只能瞎编一套骗他们，但没能骗过去。

在牢里的时候，国民党派人来劝降，请我吃饭、打麻将。好几个军官轮番上阵，拿黄埔同学的身份和我套近乎。

我是文天祥的后代，从小背《正气歌》，毛泽东还考过我这首诗，我当然不可能投降。

有个人进来送茶，看到周围没人，递给我一张纸条，他是地下党，来救我的。

吃完饭，打了几圈麻将，递纸条的人在桌子下踢我，指了一下门外。

我借口上厕所，走了出去，他也跟了出去，给我指了一个洞，就回去继续拖住那些人。

我钻出去，发现洞外有一堵墙，离墙下的地面大约有两三丈高。

我急中生智，脱下长衫，扯成几条连起来，变成一条长绳，系在铁丝网木桩上，跳墙逃了下去。

这一跳，我的人生也就彻底改变了。

我从监狱一路狂奔回家，妻子周敦琬欣喜万分。

周敦琬也参加革命很久了，她之前有过一次婚姻，丈夫牺牲后，我们经人介绍结婚了。

我先和周敦琬到她老家躲了一阵子，等风头过去，就去联络省委代理书记，想把我被捕时候的经历说清楚。

我和书记在一个小茶馆里见面，他态度很不好，说我把秘密泄露了，要留党察看。

原来，他们看到了报纸上我编出来的假口供。

他这一说，我气得大骂，“你是不是发神经？我有什么对不住党的？我编瞎话骗敌人，又没影响我们组织死一个人，为什么还要留党察看呢？”

书记口口声声说，我们党有铁的纪律，他什么都不能跟我讲，一讲就犯错误。不管我问什么，他都咬准了“铁的纪律”这四个字不松口。

我们在茶馆里拍起了桌子，人家直看我们。怕暴露身份，我付了茶钱，和他跑到城墙上去谈。

这省委书记是个书生，胆子小，猜想我到城墙上是要打他，我态度缓和了一些，对他说，我就是想把事情问问清楚。

他还是不讲，又开始说铁的纪律。

两个人搞得越来越僵，我急了，说今天不把话说清楚，谁也走不了。

他被逼得没办法，终于讲了。

原来，党正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认为革命失败是资产阶级钻进了党内，要制裁这些资产阶级分子，起用工农。

书记不是工农出身，也害怕自己被清洗掉，但执行起来非常忠实，说到最后，又重申了一次“铁的纪律”。

我发火了，说最早的共产主义者都是资产阶级出身，你真是连起码的知识都没有，说完就走了。

后来，这个书记被蒋介石逮捕，关进重庆白公馆，又转移到渣滓洞，解放前夕英勇就义，他就是《红岩》里许云峰烈士的原型。

回到家，和周敦琬一商量，现在被自己人活埋的、扔到江里的同志多得是，再在这里待下去，恐怕我们也要变成鬼了。

我们决定，当天晚上就走，离开重庆，去上海找周恩来申诉，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书记：我们暂时离开你，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Goodbye。

文强年轻时的照片

可到了上海，也见不到周恩来。我想了想，如果这些人也是“左倾”，那我们不还是自投罗网吗？

我们夫妻在上海街头抱头痛哭，革命革命，革到共产党要杀我，国民党也通缉我要杀我。

现在走投无路了，不如彻底脱离共产党，回家让父亲帮我们介绍个工作。

当时，我们夫妻做了一个君子协定：无论两个人干什么，都要以共产党为友，不要以共产党为敌。

然而，世事难料。

我在湖南老家待了一段时间，先是教书，后来和朋友办通讯社，不久就因为写文章得罪了当地军阀。

父亲怕我过去参与共产党的事情被查出来，让我赶紧离开湖南。

离开长沙前，我遇到了一个朋友，他把我介绍给了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

我和戴笠聊了几次，他说我之前的路走错了，我坚决不承认那个时候有错误。最后我也没写悔过书，找人撤销了我的通缉令，加入了军统。

过了几年，国共开始合作了，我也摩拳擦掌准备对日作战，于是让周敦琬带孩子回了老家，我轻装上阵。

上海是当时首都南京的门户，又是经济中心，日军想要像迅速占领东北一样夺取上海，与中国军队速战速决。

然而此时，国民党已经下决心全面抗战，我们军统的任务，就是在情报战线上和日军作斗争。

当时的上海租界，到处都是日本特务和汉奸，反间谍斗争非常紧张。

日本在上海有两个特务窝，一个是海军俱乐部，一个是同文书院。

海军俱乐部我们打不进去，同文书院的后台是日本陆军，看上去是个研究机构，实际上专门搜集情报，调查中国经济、政治、地理、军事。

我们经上海的爱国抗日人士介绍，认识了两个在同文书院做事的大学生，这两个人不愿意再做汉奸，希望帮军统搞情报。

戴笠对这两个大学生没什么把握，还担心他们是来骗情报的，不过又一想，反正在租界里，也跳不出我们的手掌心，不如先答应着，于是就派我去谈。

那两个大学生说，可以建立一个“以文会友”的“文友通讯社”，想办法接触同文书院的教授，并且提出了办公场所、资金和人员的要求。

我报给戴笠，戴笠让我连夜把所需文件办妥，三天之内建立起文友社。

我跟戴笠要两个年轻姑娘，要懂日文，受过军事训练，假扮成记者，又从杭州警官学校调来了一个军官。

那个军官在作战时脚受过伤，有点瘸，我让他不要暴露身份，他掩护得非常好，两个年轻小姐怎么都想不到，这个瘸腿看门人竟然是她们的上司。

等日本教授和记者被介绍到文友社，他们带来了一个司机，瘸腿看门人果然厉害，一眼就看出司机也是间谍。

两个姑娘想出“以毒攻毒”的办法，到处散布传言，说这司机傲慢，看不起中国人，像个日本浪人，日本方面就主动把他们调走了。

然后，我以招考为名，让人介绍来了一个爱国司机。

我给那两个姑娘发了照相机，让她们去跟踪这些日本人，看他们去了哪里，见了哪些人，都照下来。

现在说起来容易，这些当时都是掉脑袋的事。

经过几天的跟踪，我们掌握了这几个间谍教授的行踪，想方设法绑架了他们。

我们去抓个假扮学者的日本上尉，用浸了麻醉剂的毛巾去堵他嘴，没想到，麻醉剂少了，拖到半路，间谍在马路上叫起来，吸引了巡捕。

那两个姑娘赶忙解释，说这是她们的哥哥，发了精神病，要送去医院，终于把间谍顺利绑架回了警察局。

回去一审，那几个间谍根本不用打，就什么都说出来了，交代了各种日本特务，有打算在我们的水井里投毒的，有去收买农民打探消息的，还有在铁路边修水塔设置炮兵测量点的。

这些间谍交代得还算老实，我们优待他们，把他们送到南京关起来了。

戴笠说，我把间谍都抓起来，在上海作战就很安全了，他还夸我这个人有三个头八个锅，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就是没有我办不成的事。

一身戎装的文强

同文书院拔下来了，还有个海军俱乐部，我们得想办法发展内线。

就在这时候，有人给我讲，有个参谋长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可以利用他接触日本海军。

我去见那个参谋长，一起吃了饭，他说在日本时认识一个同学，姓南本，现在是个少将。

之前，戴笠给我看了南本的资料，这个人去过东北、北平、天津，中文说得很好，是个中国通。

我让参谋长去牵线搭桥，南本也很想见我，因为马上九国公约要开会，到时候国际一干涉，日本停战，损失就大了。

当时我只是上校，不过为了和日本人接触，我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又自封了个将军头衔。

选的见面地点是英国租界，背后有条河，我们布置了许多警力，日本人没法把我抓走。

第一次去见南本，桌子上摆着好多水果、酒，我都不吃不喝，恐怕酒里有催眠剂。

南本看出了我的顾虑，掰了个水果，给我一半，自己吃另一半。

我就直接说，你们日本人的习惯太不好，很多人一见面就出不去了，我不吃你们的东西，你也不要难为我。

那天也没说什么，临别时南本说要送我点礼物，把一个系着蝴蝶结的纸包放在汽车座位上，说是“小小的意思”。

我判断他们还要继续和我见面，肯定不会现在炸死我，就把包裹带回去了。

到了住地，我也没敢直接带包裹进屋，把它拿出来，放在花园的荷花池边上。

戴笠等了我一晚上，怕我遇到什么危险，看到我平安回来非常高兴。

我跟他说了包裹的事，他一听就着急，喊得声音都嘶哑了，连着说我是个书生，那包裹肯定是定时炸弹，一炸就把我们都炸掉了。

我不太信，但是听他这么说，也害怕了起来，赶紧喊了会拆弹的人过去，先试着引爆，再扔石头过去，最后才用剪刀拆线。

按照这三个步骤做，发现虚惊一场，没什么炸弹，是一万块钱。

戴笠要把这些钱给我，我说，国家正在困难的时候，南京那边的钱没有来，军统费用紧张，这钱我一分都不要。

第二次见面，日本人开始打探情报，还想要到中国对日作战兵力信息，我搞了缓兵之计，说要给他们书面答复，等回去准备。

回去赶紧找戴笠商量，我们分析这些日本毒蛇已经上钩，决定利用他们急着买情报的心理，骗一笔巨款，作为军统接下来两年的经费。

戴笠想骗200万元，我的目标更大一些，争取骗他个500万，用日本人的钱对付日本人。

为了假戏真做，我就回去闭门造车，喊来几个参谋人员，说是出题考他们，利用他们写在“答卷”上的信息，造了一份假的军事情报。

第三次见面，我只提供了少量信息，日本人要给我150万元，我嫌不够，讨价还价到200万，但是他们说钱款没准备好，要过几天。

回去之后，戴笠有点担心，觉得日本人一向小气，南本在华北从来没有这么痛快给钱，下次会谈没准就要出变化。

我当时想，日本人要的信息还有好多，表现得急不可耐，肯定会如数交款。

没想到，我确实还是个书生，不如戴笠老谋深算。

接下来两次会面，南本果然不想给钱，开始诉苦，说如果没完成任务就要剖腹自杀，到时候家里老小还要吃饭，所以谈好的钱还是要打折扣。

日本人还狮子大开口，要求军统帮他们刺杀外交部长宋子文，以免国际干涉日本侵略，影响中日和谈。

文强晚年给蒋宋美龄题的字画

我们当然不能去刺杀宋部长，戴笠又想到之前日本人许诺的情报费用一直不兑现，只付了十分之一的现金，给的支票一周之内也不能转户，觉得这里一定有诈。

日本人拖延着不给钱，就是要测试情报的真假。

如果发现情报有误，再去找那个牵线搭桥的参谋长打听出我的身份，说不定会下手对付我。

我和戴笠商议，不如先下手为强。

我们对日本人讲，暗杀宋子文由我们找人，需要他们出钱，和他们约好了付钱的时间地点，准备趁机把他们干掉。

戴笠送了我一件防弹背心，又安排了一个执行过多次任务的军统杀手，埋伏在阁楼上。宴会厅里招待茶水的小姑娘，也都换成了军统的人。

我们在厕所安装了铅丝，我计划席间去上厕所，拉动铅丝，阁楼上的小铃响起来，杀手一听到我的暗号，就冲出来用匕首把日本人杀掉。

那个小铃被我们称为“日本毒蛇的丧钟”。

没想到，正是因为我们把骗钱看得太重，拖延时间太久，暗杀出了问题。

那天，我和刺客们早早就位，日本人却一直没有来，到下午两点，我们才吃了午饭。

一直等到晚上，戴笠打来电话，急匆匆地通知我们都撤退，立刻去见他。

等我赶到，戴笠告诉我，这天发生了“八·一三”事变，日军从金山卫登陆，上海已经沦陷，日本人也不在乎宋部长了。

我们都十分后悔，如果不是想骗一笔钱作为经费，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就可以把这群日本人都干掉的。

上海沦陷后，我平安撤离，在江南一带组建忠义救国军。

我们带着队伍走，边走边收容撤退的士兵。当时我身边有个参谋，是曾经在四川一起搞土地革命的，国共合作之后，我就让他来我手下。

半路上这个参谋跟我报告，说遇到了一个复旦大学毕业的女教师，叫葛世明，现在学校停办了，她路费也没有，吃的也没有，不知道怎么办。

我给葛世明拿了十块钱，又写了两封信，一封信是让她去武汉找我的朋友，一封让她去长沙找我的妻子。

第二天，队伍又出发了，有人报告说参谋带着一个女的，走在后面。我把他叫来，说部队里不能有女人。

他解释说，从这边开的火车全是伤兵，根本上不去，只能先带着她一起走。

我们只能带着她到芜湖，送她上了轮船，后来听说日军轰炸，有一艘英国轮船被炸掉了，仿佛就是她坐的船。

大家一听都很难过，觉得本来想做好事，没想到害了人家。

过了差不多八个月，我接到一封信，是写给我和那个参谋的，信上称我们为恩人，说天冷起来了，给我们一人打了一件毛衣。

原来葛世明坐的不是那艘英国船，她到了武汉，找到我的朋友，让她学了两个月的无线电。

她很有心，学好之后，就把我给妻子那封信转寄过去，问到了我军队的驻地，给我寄来了毛衣。

又过了一两年，葛世明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也不想再结婚，就去找周敦琬，认她做姐姐，又帮她照顾小孩。

端庄秀美的葛世明

到了1940年，为了躲空袭，生病的周敦琬从重庆去成都动手术。想不到，成都也有日本飞机来轰炸。

慌乱之中，手术医生把刀子丢在周敦琬肚子里，直接缝起来了，周敦琬就这样死了。

周敦琬临死之前，在遗书中嘱我娶葛世明为妻。

1941年，我被晋升少将，又派回变成了孤岛的上海租界。

此时的我，代表戴笠在上海收集情报，对付日本人和汪精卫的伪政府。

形势比之前更加严峻，我成立了一个策反委员会，地点在租界的一处房子里，伪装成经商的家庭。

我教育他们要小心谨慎，不要乱花钱，也不要随便出去娱乐，平时可以在屋子里打打牌或者打麻将，但不要赌钱。

除此之外，我还让他们每天抄一遍文天祥的《正气歌》，慢慢地，他们都读得很熟了。

后来我们这里有一个宣传科长被日本人抓到，这个人很刚毅，受尽酷刑，什么都不说，日本人发现，他总是嘴里不知道念着什么。

有人告诉日本人，说这人念的是文天祥的《正气歌》。

不到两个月，这个宣传科长被日本人活活打死了，我们追认他为烈士。

那时候我戴的礼帽已经两三年没换了，手下建议我去换一顶。平时我出门都是带着保镖坐汽车，这天就自作聪明，觉得上海的南京路离得近，自己跑去买顶帽子就回来。

我想得太简单了。

到百货商店买了礼帽，戴着新帽子，手里拿着旧帽子，刚一出门，忽然蹿出来四条大汉，一边两个人把我胳膊往后一翻，按倒了，抓上一辆车。

在车上，他们自报家门，说是汪精卫手下一个汉奸师长的人。他们的头头我知道，从前是个海盗，后来被判了死刑，我们保释他出来戴罪立功，没想到，这人现在居然投了汪伪政府。

这群人把我带到百乐门饭店，那个汉奸师长坐在沙发上，一见到我，就说我把他们帮里的一个师傅杀掉了，要我抵命。

我就骂，你师傅当了汉奸，犯了国法，罪有应得，你现在干嘛？你也当了汉奸了，就算把我整死，也有人替我报仇，你这是把自己往死路上逼啊！

他一听我骂他，掏出手枪在桌子上一拍，我心想，这人是个海盗，杀人越货惯了，讲话也没有用。

好在我是练过武的人，有一些办法，一个箭步蹿到桌子前，把枪夺到手里了，我一下子摁住他，用手枪抵着他的头。

他那些徒子徒孙“呼啦”一下五六支手枪对着我，我说，你们要开枪，我先把你们这个头头打死！

就在这时，外面走进来两个人，很神气，手一挥就把屋里那些人都赶走了。其中一个喊我文先生，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这两个人是我策反委员会的成员，在帮会里地位也很高。那些小喽啰一看他们辈分高，吓得两腿发抖。

俩人上去就给汉奸师长几个耳光，说你这个家伙忘恩负义，当时要不是文先生找人保你出来，你早就被枪毙了，你现在这身汉奸皮，也只有文先生说一句话才能脱下来！

这个师长吓得浑身冷汗，过了好一会儿，才支支吾吾地说，文先生和手下杀了我一个师傅，我要报仇。

俩人又扇了他几个耳光，说报什么仇啊，你师傅不当汉奸能杀了他吗？文先生救你一命，是你的大恩人，你这个家伙简直莫名其妙！

我劝住他们，又劝了这个汉奸几句，我手下人过来揪了我衣服一下，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要我赶紧跑，如果日本人来了就没命了。

他们逼着这个汉奸派人把我送上车，开到英租界路上，我们这才脱险。

那两个手下告诉我，今天是以帮会的身份来做策反工作的，不知道我在这，没想到把我救了。这个汉奸是个最坏的家伙，他们俩都吓出了一身冷汗。

又有一次，我去锦江川菜馆去和人接头，差点被枪击，好在及时钻进桌子底下，躲过了一劫，也没别人伤亡。

锦江川菜馆的女老板是个能人，三教九流都认识，也很支持抗日。我们躲进她办公室才知道，每次我们来的时候，老板都派店伙计特殊关照。

这次伙计发现了有人要对我打黑枪，那个刺客慌了，随便开了一枪，就趁乱跑掉了

从那时起，我再也不敢去饭店吃饭。

戴笠给我发来电报，说上海太危险，我回了一封电报：“为国牺牲，义无反顾。”

日本人和汪伪政府都想对付我，在租界出口的路上日夜盯着我汽车的行踪。

有内线给我送消息，说有人要在那一年的“双十节”前抓到我，开始是悬赏50万美金，后来慢慢增加，一直到200万。

为了安全起见，我在英、法、德租界一共有四个住的地方

在策反委员会的办公地点，我请了个娘姨料理家务，她是宁波人，丈夫在汪伪政府当兵，她看出我们这些人不是商人，是重庆派来的高官。

我答应给她的小孩出钱读书，也对她说了实话，讲我们这些人看起来是个家庭，其实是为了抗日，救国救民的。她受到了我的教育，也开始配合我们的工作。

有一天，几个日本人趁我不在家闯进来，娘姨一看他们来头不对，赶紧把文件、账目都藏起来，日本人抄家什么都没有找到。

娘姨趴在窗子上大喊家里来了流氓，抢东西了，巡捕房里马上就来了人，那五六个日本人看到巡捕，就逃掉了。

如果不是巡捕来得正好，日本人一掀里屋的门，就可以看到账目、名册之类的文件。

巡捕刚走，我才回到家里，一进门就感觉气氛很紧张，娘姨跟我说，日本人大概还有探子在附近，让我不要再出去，带我去隔壁躲着。

我问娘姨参谋长在哪，她说还没回来，我告诉她站在窗户边上注意着，看人回来，就从窗户上丢件衣服下去，让他不要进来。

过了一会儿，参谋长回来了，娘姨把衣服丢下去，他就走了；又过一会儿，会计科长回来了，娘姨还没来得及丢衣服，埋伏着的日本人先扑过去，把会计科长抓走了。

这个会计科长管的是重庆汇来的经费，是个大学生，每天有半天时间在我这里工作，半天读书。

他被捕之后，日本人把他两条腿都打断了，他始终没有投降。到80年代，他还坐轮椅来看过我。

这个娘姨很机警，我奖励给她一大笔钱。

左起：黄维、文强、沈醉晚年合影

因为日本人和汪精卫都悬赏我，我来到上海两年多了，没去过公园，也没去过茶楼。

有一个礼拜天，我的副官跟我说，不能总是把自己焊死在一个很小的圈圈里，还是考虑上公园转转，晒晒太阳。

我很犹豫，感觉我们总是在一些预料不到的地方出问题，那个副官保证没事，我们就坐着汽车去公园了。

我们走在公园中间的马路上，两边是小湖，前面有一个亭子，一看亭子，糟糕了，之前差点被我刺杀的那个南本穿着将官的衣服，坐在亭子里。

南本也看到了我，这个家伙一看到我走过去，样子就很警觉。

我就和副官讲了之前这些事，商量怎么办，我担心他有计划对付我们，在公园外面布置了人。

副官建议一个箭步上去，用手枪把他打死，我告诉他，如果没有紧急的情况，不要乱开枪，在租界打死了人，会被巡捕抓起来的。

南本从亭子一边的小桥上下来了，对着我走，我干脆就向前走，迎着他过去。

他装作没看到我，手总是往衣服里摸，我怀疑可能有手枪，擦身而过的时候，我感觉到他要动手。

我先发制人，一把将他伸到衣服里的左手逮住了，向下一拉，夺到了手枪。我一拳打过去，他就倒在马路上。

副官看我把南本打倒了，一个箭步过来，骑在他的头上。

南本失手了，他跪在我的面前哭。我指着他骂道，我们两个从几年前就是对手，你想除掉我没做到，我想除掉你也没做到，今天还想怎么样啊？你以后少做些坏事，我可以放过你！

南本继续哭，求饶，我挥了挥手，把他放走了。

后来日本投降，我在北京的监狱里见到南本，自从那次被我放走之后，他果然没做什么坏事，于是我们宽大，把他放回国了。

我在上海小心翼翼，做了两年情报工作，最后，还是出了叛徒，军统局在上海的机关被连锅端，负责人很快就叛变了。

汉奸政府头目十分得意，用军统上海区电台给戴笠发了一封电报，满篇嘲讽挖苦，并且表示欢迎戴笠也来投靠汪伪政府，把戴笠气得几天都说不出话。

可巧那时候我又换了一个联络地点，是个建筑工程师的家里。

我正在那待着，军统局的一个女会计忽然跑进来，一进门就瘫倒在沙发上，急匆匆地告诉我，军统上海局被一网打尽，她跳后窗子逃走，赶忙跑过来躲藏并且报信。

她来得正好，第二天我原定要和那个叛徒见面的，她这是救了我的命。

我想了想，不知道日本人是不是故意放她逃出来，布置了眼线跟踪监视她，她在我这里也不安全，我赶紧派副官送她离开上海，到乡下隐蔽起来，过后又给她买票去了香港。

就这样，她救了我一次，我也救了她一次，到80年代，我去美国休斯顿，又见到她，我们认了干兄妹。

我在上海的最后一段时间，发现日本关东军有两个师团从东北调到青岛，走海路南下，分别去了新加坡和菲律宾。

这两个师团在中国和香港都不登陆，到南洋要干什么？

我判断，日本人在太平洋可能有大动作。

我把这个情况报给参谋本部，他们都不信，说日本人连中国都没打下来，转向英美的可能不大。军政部长把我的报告给了英国和美国人，他们也觉得这是笑话。

这时候我的调令已经下来了，蒋介石让我离开上海，从金华或者香港到重庆报道。我觉得金华辛苦而且危险，就走了香港。

到香港见到当地的熟人，说起我的分析，他也不信，觉得日本是蛇，英美是大象，世界上哪有蛇吞象啊？

他给我介绍了个很好的裁缝，让我做几套中山装，我就没急着走，在香港待了几天，哪里想到，这几天差点就要了我的命。

就在这一星期，日军果然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很快也沦陷了。

当时我住在酒店，日军一发炮弹打过来，正好打在我的房间，如果不是碰巧我出去，可能就活不了了。

我好不容易和朋友一起搭渔船逃出去，路上还遇到了海盗，幸亏我提前藏了一些财物，才能支撑几天食宿的费用。

渔船到了澳门，遇到一个老部下，帮我们办了良民证，才回到大陆。

又经历了三个月，我才辗转到达重庆。

离开上海以后，我就没有再做谍报工作了，被蒋介石派到太行山国民党游击区，监督一支被收编的军阀队伍，待了一段时间。

日军扫荡太行山游击区，我监督的那支队伍投降了日本人，还好我趁机突围了出去。

几个人困在山里，先是干粮没有办法煮，只能吃生的，然后干粮也没有了，我看见有一排山楂树，树叶刚刚长开，告诉大家这个树叶可以吃。

我们把十几棵山楂树的树叶都吃光了，这才坚持下去，遇到一个隐蔽起来的军官，在他找到的窑洞里躲了一个星期，终于渡过黄河归队。

日军扫荡太行山的时候，葛世明到了洛阳，她急得不行，到处求神问卦。我逃出来后，按照周敦琬的遗嘱，和她结了婚。

抗日战争胜利，我跟到郑州去参加受降，第二年，蒋介石升我做了中将。

那年春天，戴笠的飞机失事，他摔死了，我失去了一个后台。军统分成三派，相互斗争得厉害，我接近哪一派，另外两派要是对付我，我都有杀身之祸。

再加上蒋介石反共越走越远，我心里还是把共产党视为友人，就更不想留在军统了。

我想办法调到父亲的老朋友手下，没想到，解放战争一开始，杜聿明就把我要了过去，我终究还是和共产党为敌了。

文强晚年和美国史学家、大使武官谈淮海战役

1948年，我跟杜聿明上了淮海战场。

我们从徐州撤退时，看到一座小山上有个塔，里面有火光，调了一个营去包围，抓了7个八路军武工队的人，杜聿明批示了就地枪决。

我就找来军法处长和第二处的处长，说这几个八路军没有得手，犯罪未遂，应该从轻处理，拿过笔写了四个字“暂缓执行”。

过了半个月，我想办法开个口子，把这些人都放了。

后来，杜聿明要被特赦的时候，身上还有两件罪行，其中一件就是枪毙这几个人。

北京去的人审查这件事的时候，杜聿明急得不行，在我面前哭了，到那时，我才告诉他，那7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都没有死。

果然，回去一查，那7个人还都活着。

杜聿明很快就特赦出来了，当时，他对我说，我救了他的命。

1949年蒋介石准备逃往台湾的时候，我还在淮海战场上，就寄了笔钱给葛世明，让她到台湾去。

没想到，我在战场上被俘了，葛世明听广播，说国民党的战犯在大陆待遇都很好，放下武器就是朋友，她就带着儿子们离开台湾，逃回大陆。

刚开始，确实很友好，她被安排加入了中苏友好协会和妇联，在两个学校里教书。到了镇反时期，大陆的政策也变了。

葛世明的工资被取消，又把她管制起来，每天又批又斗，逼她交代我的问题，有一天晚上，葛世明把煤气罐打开，关上了所有的窗子。

被人发现后，把葛世明送到急救站里面，人还活着，本来可以抢救过来，但那时候不给抢救，说她是自绝于人民。就这样，我的第二个妻子葛世明在上海离世了。

我在监狱里一直不写悔过书，我说，毛主席是我表哥，周恩来是我入党介绍人，我如果有错，也是他们没教好，要写也该他们写。

就这样，我被关了26年。到1975年，才作为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被特赦。特赦之后，我做了一些政协、民革的工作。

武汉有个杂志社写了一篇文章，上面列了十大战犯，我列在最后一名。他们对我的评价是“诗杰侠义”，说我留下了很多诗，对于家庭，对于社会都很侠义。

文强和儿子文贯中（左）、文定中（右）

我很乐观，活到九十多岁，一直感觉有希望在感召着我。我的子孙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生活得很好，自由自在地发挥着他们的能力。

有一家报纸的主编曾问过我，做一个人怎样才有意义？我体会有两句话，第一句是生时问心无愧，第二句话是死时不要有人指着头骂我。

将来有人提到文强，我希望他们会说，文强是一个善良的人。

文强94岁高龄去世，在中国现代史的大风大浪中度过传奇的一生。

他是不是善良的人，也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判标准。但可以肯定，他是个极其热爱生活的人。

不管身处何种阵营，对手中的工作，他都能百分百的投入，赴汤蹈火，绝不做趋炎附势的墙头草。

他共产党做得好，国民党也做得不错，就是在监狱将近26年，也是监狱表现最好的囚犯。

特赦之后，正是中国困难时期，他可以去美国、也可以去台湾，但他明确表态：“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就待在大陆。”

留在大陆的文强成了一名文史专员，更是兢兢业业，比谁都勤勉，还被无记名投票选举，做了15年小组长。

后来当上全国政协委员，他又通过各种努力去了美国，积极宣传邓小平、宣传中国的改革开放，将自己的人脉用到极致。

在美国期间，他得知自己坐牢26年，台湾给他发的工资已累积到百万美金。他却说，我要是拿了这笔钱，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

文强是个什么人？

他不仅是个奇人，还是把活在当下践行得最彻底的人。

本文选自《文强口述自传》

获文定中（文强之子）授权独家编辑

并提供相关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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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魏丹木 罗伯特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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