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影在线访谈:贵州人的文学脊梁,贵州人到底有多贵?
——访75岁高龄的贵州籍作家高致贤先生
王万兵:上世纪.80年代,国家人才十分短缺,那时有内招和顶替人才用人机制,换成今天的市场经济用人观,你认为那种弊端对社会和国家,有多大的坏处,你可以跟广大网友分享一下吗。
高致贤:内招现在也还有,顶替制是人事制度改革后才逐步取消的。内招和顶替均是“父传子,家天下”的封建世袭制的实施,是“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打地洞”的注释。内招条件由内招单位自订,顶替是不讲身体、能力等基本条件的。父母掌权时将子女内招到本系统或本单位培养,退休时,可由内招的子女来接班,内招不完的子女就顶替工作,又成为该单位接班人的后备力量,或曰第二梯队,那个挂着公有制的单位便成为“私家公司”,员工没有提升之望,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且当官的为保住其“家单位”的领导权,还会对有危及其领导职位的能人加以打击限制。严重地压抑着人们的积极性与创造力!
而且到了内招顶替人满为患的1970年代初期,农民读书、当兵都实行“社来社去”,农民就完全被排斥在国家编制人员之外。一旦内招、顶替进入国家编制的人,就端上铁饭碗,吃起大锅饭,没有竞争机制,养成大批懒汉,国民经济怎能发展?那不但对国家有害,从某种角度说来,内招和顶替之人也是受害者。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有了那种优越感之后,学习不学习,工作都是稳靠的,故也失去上进动力,不学无术,一旦进入人事改革,实行公平竞争,他们就会被淘汰。那种用人机制的弊端就不言而喻!
假如我们将用人比喻为取水的话,内招顶替只是从几口小井中取水,市场经济竞争上岗用人体制则是以海洋为水源。仅从人才开源这一点来讲,两种用人机制的优劣已不言而喻了!
王万兵: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你作为国家干部,你是如何体会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精神的,那可是划时代的讲话。那种政治背景,可以跟我们广大网友分享一下吗。这也是你人生经历长篇小说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高致贤:这得从当时我们对深圳的看法说起:1980年代初中期,我们得到的深圳印象很不好,或曰很坏!坏印象多是从社会传言和参观团成员口中得到的。身处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的乌蒙山区的我,工作于县委机关,虽未达到赴深圳参观的官阶,无缘与深圳谋面,但普通的信息工作岗位也使我算个当地的“消息灵通人士”。可我得到深圳的情况多属小道消息。来自省报的某笔友悄悄告诉我:政治形势变化很快,深圳那边已在“跑步进入资本主义了”!首批组团参观深圳的一位老干部,报告会上说了些空套话后,暗中与几个知交老友谈及深圳观感时流着泪说,“完了!完了!奋斗几十年要打倒的资本主义又复辟了”!一位县委副书记看到深圳桥下的露宿者说,贫富悬殊已拉开。公安局长说,他是县委常委,坐的车还不如深圳一个村支书坐的好!
退休后我先到汕头呆了一段时间,听汕头人常以其潮汕文化的悠久来鄙视深圳……。于是,文化沙漠呀!尔虞我诈呀!认钱不认人呀!社会秩序乱糟糟呀!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一言以蔽之曰:深圳特区搞糟啦!
由于这些小道消息的作祟,开始听党内传达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时,不少内地干部,尤其是老干部想不通,认为这样搞下去,资本主义真要在我国全面复辟了!于是有人说小平同志已经退休,作为一个普通党员了,为何还要全国传达他的讲话?实质是不赞成他的讲话,不想再深入改革开放了。还传言中央几大报刊抵制发表他的讲话。
后来,小平同志的讲话作为中央红头文件正式下发,层层传达,人们虽然不敢公开非议了,但内心并不很服气。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退休旅居深圳度晚年后,参加深圳市的一些社会公益活动,耳濡目染。我和许多外地来深圳养老的离退休人员一样亲身享受到改革开放办特区的伟大成果,认识到没有国家的改革开放,我们绝不可能到深圳来养老,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也不可能这样提高,至少不会提高这么快!这才领会到小平南巡讲话的伟大意。实践令我不得不对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的南巡讲话心服口服,心悦诚服!
王万兵:农民工在上世纪90年代南下打工,那时你差不多退休了,你关注过他们没有?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者,是他们这批人制造了深圳速度。你想对他们说说么?
高致贤:我是农民的儿子,当农民到20岁才读书跳出“农门”,我的工作时间98%为农村;我写新闻报也有98%以上属于农村;我于1980年代初发文呼吁《请多树立农民主人公形象》,不要总把农民作为达官贵人的陪衬;最近我先后发表了《闹市中的野外作业者》,歌颂农民工对现代化城市建设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轻视农民就是忘祖》,追溯黄帝神农氏是中国的第一代农民,炎帝、蚩尤均为黄帝的后裔,不承认自己是农民后裔的,除非他不是中国人。农民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我们应感到身为农民而自豪,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是农民而自卑!农民之所以一度受到一些忘祖之辈的歧视,那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人为地划出一个“非农业人口”的特权阶层所致,农民是受害者,责任完全不在农民自身,我们为何要低人一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经济建设神速发展,农民工功不可没。我们姑且不论农民在中国历史上“载舟覆舟”的力量,就现实而言,没有农民工之参与,当年最具时代特色的“深圳速度”能够形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