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明治初年，废藩置县以后，武士地位，开始一落千丈。他们的世袭财产，被中央剥夺了；职务上的特权，被征兵令打消了；知识上的特权，被教育普及制度削去了。武士既失去了世袭的财产，又失去了世袭的职业。

但日本民族在现代，总算是强盛起来了。虽然在文化上，西洋诸国，不过晓得日本，是一个富于温泉而风景秀丽的地方，是一个以仇讨和情死为道德中心的民族，还是把“日本文化”和“小儿玩具”看成同等的东西，然而到底，不敢轻视日本的国力和民族力。

从东方世界来看，日本维新的成功，的确是有色人种觉悟的起点，是东方民族复兴的起点。

然而日本一旦复兴，必然要向外拓展发展空间。

蒙古灭宋，这是刺激丰臣秀吉的最大事实。满洲灭明，英法侵略中国，两次订盟城下，也刺激了西乡隆盛等的野心。

目标既定以后，日本的内政一天分明似一天，进取的能力，一天增加似一天，帝国主义的雄图，油然兴起。

这在丰臣秀吉给朝鲜的信中，已经昭然若揭了。

日本丰臣秀吉，谨答朝鲜国王足下：

吾邦诸道，久处分离，废乱纲纪，格阻帝命。

秀吉为之愤激，披坚执锐，西讨东伐，以数年之间，而定六十余国。

秀吉鄙人也，然当其在胎，母梦日入怀，占者曰:‘日光所临，莫不透彻，壮岁必耀武八表。’是故战必胜，攻必取。今海内既治，民富财足，帝京之盛，前古无比。

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满百岁，安能郁郁久居此乎？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宿志也。

凡海外诸藩，役至者皆在所不释。贵国先修使币，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会军营，以为我前导。”

然而日本要侵入朝鲜，直至以此为跳板进攻中国，还不得不，面对两个强敌。

一个是从北方来的俄国，一个是从南方来的英美诸国。从大陆来的俄国，引起日本的北进，而从海上来的英美诸国，便引起日本的南进。其实这两个名词，还是不很妥当，我们还是说它是“大陆进取政策”和“海洋进取政策”要明显些。

代表大陆进取的是日本陆军军人，当然代表海洋进取的是海军军人了。中日战争之后，北进的政策，被三国干涉还辽阻止了，而南方得了台湾，从此成为他海上进取的基础。

日本的移民政策，便随着商业的关系，拼命向海外求生路。然而生路是很少的，美澳两洲布满了“排黄运动”，不单对中国人充满歧视，也阻断了日本人的移民之路。

大家都晓得英国是标榜“荣誉孤立”的，在百年以来，英国没有和任何国家缔结过同盟。这一次英国终于把它抛弃了，选择和日本联盟，这自然是它认为，此举关系到民族兴衰、国家存亡，才肯“一改初衷”。

彼时的英国，在国际上的风头，可谓一时无两。对中国来说，英国既是压迫中国最大的势力，同时也是吸引中国最大的势力。

在太平天国战后，中国人的精神，被英国的势力完全吸引住，使中国人连压迫的感受都失却了。长江和南方一带，崇拜英国，迷信英国，成了一种风气。

有了英国的支持，日本乘势而上，又赢了日俄战争的胜利。

不能不说，日本战胜的结果，在当时，打破了东方民族，不能战胜西方民族的催眠术。全东方的民族，都开始萌生了一些改变现状的想法，世界民族革命的新潮，从此开始。

日本逐渐做大以后，日英同盟也就趋于瓦解。此后日本绝不能联英，而英国更不用联日。在太平洋上，英日两国，完全立于敌对地位。

而日本唯一之生路，反而唯有极力遮断英俄的联结，以日德同盟继日英同盟之后，以对英作战，继对俄作战之后，必须打倒英国的霸权，而后东方乃得安枕，而后日本乃有生命。

但要达到这个目的，除是土耳其、印度、中国三个大民族都完成了独立，打倒了英美的霸权，海上的自由完全实现之后，诸大陆的移往自由才能实现。

此生命问题，非独日本，从鞑靼海峡到太平洋，全部东方民族的运命，皆以此计划的成败而决。彼时世界只有三个问题，土耳其、印度、中国是也。

此三国皆在英国武力与经济力压迫之下。然而只须解除其武力的压迫，则经济力之压迫，完全不成问题。盖此三国，皆真可以成最富的生产国之要素。

日本此时，无疑把自己当成了亚洲的灯塔国，似乎，亚洲需要它，才能从欧美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比如日俄战争的主要参谋，第一号功臣秋山真之，就是炽热的南进论者，也就是不去进攻中国大陆，而是南下东南亚，直至占领澳洲，为日本拓展生存中间。

同时他是一个排英美的论者。他的南进论和排英美论，完全是立足在有色人种的复兴上面。他不是讲大东洋主义，为是讲大亚洲主义，也不是讲大日本主义，而是主张“人类的平等”。

他以为“人类都是神的子孙，文化是人类共享的工具，世界不容一种人专横，文化不容一种人垄断”。他在政策上，以为日本不可以造成陆军国，而且不能造成大的陆军国。

日本的这种思潮，就连戴笠的领导，中华民国的创建者，孙中山先生，也有了莫大兴趣，在和北洋军阀作斗争时，曾多次对日本抱有希望。

日本第11任、第13任、第15任首相，桂太郎，曾与孙中山联系颇多，对于亚洲解放的问题，也颇多共识。

在桂太郎给孙中山的信中，“今日得闻先生之说，真大喜欲狂。中国有一孙先生，今后可以无忧。今后惟望我两人互相信托以达此目的，造成中日土德奥的同盟，以解印度问题。印度问题一解决，则全世界有色人种皆得新生。日本得成此功绩，决不愁此后无移民贸易地，决不作侵略中国的拙策。”

“现今世界界中，足以抗英帝国而倒之者，只有我与先生与德皇三人而已己。”

桂太郎死后，中山先生叹气说:“日本现在更没有一个足与共天下事的政治家，东方大局的转移，更无可望于现在的日本了。”当桂太郎临死的时候，他对在旁探望的最亲信的人说:“不能倒袁扶孙，成就东方民族独立的大计，是我平生的遗恨。”

孙氏和桂氏之“互为倚重”，可见一斑，至于孙中山和日本的渊源，我们将在下个系列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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