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2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里面温暖如春。新当选的数千名三届人大代表按地区分片入座。在阵容庞大的山西代表团里，坐着一位头上裹着白毛巾的满脸皱纹的农民──刚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陈永贵。

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总理走上讲台，开始作《政府工作报告》。在报告中，周总理指出了一条，可以称为大寨模式的道路，这条路与以往苏联的赫鲁晓夫，所强调的物质刺激原则根本不同。

周恩来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接着，周恩来总理又向全国的干部发出了号召:“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个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就是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几段话，正式宣告高度强调精神力量、极端重视农田基本建设和粮食生产的中国农村发展的大寨模式登上了政治舞台。

也在这一年岁末，毛泽东主席要在自己的71岁生日，这一天请一次客。有幸得到邀请的有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此外还有刘少奇、 周恩来、邓小平和各大区的书记。

总理表扬，主席看重，陈永贵，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下子成了中南话的香饽饽。

1915年农历正月初一，陈永贵出生在山西省昔阳县小南山村的一孔破窑洞里。这个地方与当时还极不起眼的大寨村，隔着一座虎头山。

陈永贵的父亲陈科妮，本来是距大寨约15公里的小石山村人，官名叫陈志如。陈科妮家境贫寒，兄弟五人都背井离乡，出去讨生活。

陈科妮也带着怀孕的老婆，和一个女儿，到小南山来扛活卖力气。大年初一得了个儿子，使这位农民觉得很不一般，就给儿子取名叫荣贵，后来又改叫永贵。

1920年昔阳大旱。从春早到秋，直到9月14日，才下了一场透雨。地里的庄稼旱死了，陈永贵的父亲没了活路，就把陈永贵的姐姐，卖到本县的西寨当童养媳。过了不久，陈科妮又把陈永贵的母亲和弟弟，卖到了和顺县。这一年陈永贵六岁。

陈永贵的父亲到大寨不久，又活不下去了。在一个夜晚，他谁也没告诉，独自跑回了老家石山村。陈家的祖坟在那里。据说这片坟地风水极好，坟前一棵老松树长得很有气势，风水先生说这是光宗耀祖的预兆。

然而这话在当时看来并不应验，陈家祖祖辈辈日子过得十分艰难，陈科妮兄弟五人外出谋生，没有一个回家善终。陈科妮似乎要最后抗争一下，一根绳子在祖坟前的老松树上，吊死了。

如此般的地狱开局，他完全不用担心，还有什么好失去的。

陈永贵平时言语不多，走起路来总是低着头，在生人面前一副沉默寡言的样子。为此后来还有人说他骄傲。可是一旦需要，没多少文化的他，也能梗着脖子雄辩滔滔如悬河之水。这又似乎天生是个狠人。

好在他沾共产党的光，分到了窑洞和十几亩地，后来分浮财运动，得了几件家具。凭着他一身好庄稼把式，养活他的老婆和一个三岁的儿子，应该说不在话下。

庄稼人的好日子，在向他招手。可尽管穷，陈永贵有着中国农民朴素的报恩情感，共产党让他的日子有了盼头，他也时刻想着做点事情，报答一番。

到了1946年，村里彼时尚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贾进财找陈永贵商量办互助组的事,陈永贵极痛快,说:“商量什么?只要你组织，我先参加!”

于是以贾进财为首的互助组就成立了，组员们都是些人强马壮的农民，共15户，在大寨历史上被称为“好汉组”。

当时还有不少缺劳力的户，找陈永贵提意见，抱怨丢下他们不管。思考一段时间后，陈永贵宣布退出好汉组，另起炉灶，把老汉和娃娃们，拢在一块，办了一个“老少组”。

他还放下狠话:“要当好汉，就要当个新社会的好汉，不能做丢下别人不管的好汉!这个亏我愿意吃!”

这样的先进分子，组织自然也看得见。

1948年贾进财介绍陈永贵入了党，不久又选他当了村里的生产委员、党支部副书记。贾进财感觉到自己的能力不如陈永贵，1952年两次跑到区委，一次跑到县委要求让贤，说自己工作吃力，推荐陈永贵当党党支部书记，自己改任副手。

在他的坚持下上级同意了这个要求，冬天整党后，陈永贵被选为大寨村党支部书记，贾进财任副书记。

关于陈永贵放弃个人发家的机会，退出好汉组办起老少组的真实动机，大寨村现任党总支书记、经济开发总公司董事长郭凤莲，做过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

“办老少组的想法,是看劳力弱的同情哩。这才退去了好汉组。出于同情才带着老少们干。也没想到路线什么的，就是朴素的想法。而且他是外姓人，外村人，能在大寨落下来,也是这些人带的。也是一种报答,并不是与进财对着干。老少组里就有一家是带大他的。他有个报答大寨人的心思。吃大寨水长大的,要饭要到大寨的人都是这样，宋立英也是，我也是，都是外来户。咱是吃大寨水长大的人，总有个报效的心愿。陈永贵从六岁到大寨，大寨的父老乡亲把他养大，良心上过不去”。

郭凤莲的这个分析很切合陈永贵的早期人生经历,如果再补充一点就更完整了，他见不得两级分化。

1958年7月，陈永贵解释自己热心互助合作的原因:“……我的思想,听了毛主席的话,是土改后农村的第二次革命，就是组织群众发展互助合作才能避免剥削，由穷变富，必走之路。”

陈永贵早期的人生经历，让他太清楚剥削是怎么回事了。

1952年年底的太原之行，使陈永贵那朴素的感情之上，又添了一个清晰而热切的进取心，或者叫事业心。

按照建国初期的设想，中国自农村在土改完成之后，将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这个历史阶段尊重农村的个体经济，也允许富农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话虽是这这么说，一旦新富农真地露了头，许多共产党员便坐不住了。

1950年春东北的领导人高岗 发现自己的管区出现了两极分化，一些农民开始卖地，另一些农民开始买地、雇工。一些党员也雇了长工。

高岗立即宣布了五条奖励互助合作，歧视单干的经济政策，在贷款、新式农具、优良品种和劳模评选等方面压制单千户。他要求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实质就是主张土改后，跨过新民主主义阶段，立即向社会主义进军。这是合作化之争的第一回合，山西回合。

薄一波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在互助组内，完全摒弃私有财产，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毛泽东知道此事后，找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不支持他们。毛泽东以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手工业工场为例，证明简单的劳动合作本身，也是生产力的进步，不必非得等待生产工具全面变革之后，再改变生产关系。

他说得很有道理，刘少奇等人就收回了自己的观点，后来还做过自我批评。这是合作化之争的第二回合，山西回合。

第三个回合是浙江回合，起于1955年6月，契机是砍掉1.5万个浙江的合作社。在这个回合里，毛泽东把自己的争论对手，描绘成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不幸被毛泽东讥为“小脚女人”的，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

而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条件，在人的心里，在于亿万农民群众所蕴藏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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