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化加快之后，毛泽东主席最感愤恨的现象之一，就是基层干部的蜕化变质、以权谋私，不参加劳动还要多记工分。在他看来，这是背叛中国革命的传统，重新骑在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了80多年的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理想就有沦为笑谈的危险。毛泽东主席三令五申，中共中央也专门发出指示 要求“农业合作社干部必须参加生产劳动”。

初级社与互助组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土地的使用权由各家各户转到了农业社手里，也就是转到了社长陈永贵一个人的手里。

过去闹互助组的时候，虽然有了换工互助，各家有各家的地。如今土地作股归了大队，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全凭陈永贵一个人张罗，49个积极性变成了一个积极性。

另外分配也成了难题。以前哪户的地里，打下的粮食，自然就是哪户的，如今全是社里的，各户按土地股该分多少，按出勤和贡献又该分多少，也就变得十分复杂。

但是国家从农民手中征购粮食的价格，比市场价低得多，1952年农民每卖给国家100元的农产品要少得17.9元，1958年更甚，1957年达到23元，1978年，也就是陈永贵在中央真正掌权的最后一年，农民每卖一百元农产品，就要被无偿剥夺25.5元。因此绝大多数农民不愿意向国家卖粮，更不赞成统购政策。

不过中央也没办法，当时主管此事的陈云形容说，他是挑着一担火药，一头是黑色的，一头是黄色的。一头闹不好农民要暴动，另一头闹不好全国市场波动物价大乱。

两害相权取其轻，于是决定统购统销，暂时让农民吃些亏。这也是中国实现工业化，搞“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

但这些都难不倒陈水贵，他在一连串的胜利中，证实了自己的才能。是年年冬，他又拿出了一份改天换地的十年造地规划，准备带领社员人，从根本上解决大寨的粮食问题。

1953年治白驼沟，19954年治后底沟，1955年冬，大寨人初战狼窝掌沟。陈永贵、贾来恒、贾进财等干部打头阵，率领全村50多个劳力，顶着呼呼的北风，搬着冰冷的石头，苦干三个月，垒起石坝38条，造地20多亩。

1953年大寨一亩顶人家一亩三分八，1958年一亩顶人家三亩，到大灾的1961年和1963年，大寨的一亩竟比全县平均水平多产粮553斤和529斤，一亩地顶人家的三亩半。

这在全国人民都饿肚子的年代，自然是非常引人注目，并且引人深思的。《人民日报》曾经很有道理地发问:同样的天，同样的地，同是一颗太阳照，同是一个党领导，大寨做到的，你们为什么做不到?

毛泽东知道了，也说:“看来不可轻视大老粗呀。”

这一段时期，毛泽东很留心识字不识字的问题，40天前，毛泽东在春节谈话中曾聊了一通历史人物，说历代的状元很少有出色的，当了进士翰林也尽是不成功的。

他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知字，一个亦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

昔阳县最早的共产党员李一清，当时是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他听说毛泽东主席对背阳干部参加劳动做了批示，便回到老家去看看。

听了县委干部在汇报中谈到大寨，又去大寨一看，听陈永贵一讲，这位1927年便投身革命的老共产党员，似乎重温了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拚命精神，竟不回武汉，掉头直奔省会太原，找山西省委的领导人鼓吹大寨。

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昔阳县委书记，与昔阳的关系称得上是千丝万缕，自然也熟悉大寨。

李一清跟这样一位知根知底的人讲了，按说也就足够了。可是李一清太被大寨人的精神感动了，意犹未尽，又跑到北京去讲大寨。找了国家计委，找了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又找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们，都觉得陈永贵难能可贵，有必要加强宣传，替全国人民加油鼓劲。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以《大寨之路》为题的长篇通讯。这篇由新华社记者宋莎荫执笔写成的通讯，生动而耐读，非常引人注目。

所谓大寨之路,就是组织千百万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就是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夺取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胜利的道路。

大寨十多年走过的路，最主要的经验是抓人的思想转变，树立集体主义思想，把个人溶于集体,克服自私心理。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正是紧紧扣住了革命精神和农村建设这两个要点，即:“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这是专为《大寨之路》配发的社论。

中共中央机关报以最高的规格，为这个感染了无数中国人的村庄敲响了锣鼓。

从此陈永贵开始了平步青云的道路，文革开始后，他先后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昔阳县委书记。

他掌权后，立即利用手中的权力频频发出学大寨的各种决定、倡议和通知。在他当选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那次大会上，通过了《将昔阳县改名为大寨县的倡议》，同时还做出决定:在大寨开办一个长期性的学大寨实习训练班，轮训全县四级干部，并且在大寨建立一个大寨经验报道站，将大寨每一天的政治活动、生产活动，通过有线广播、小报等宣传工具向全县进行报道，使全县各社队的工作，能够天天紧跟大寨。

到了1975年，周恩来已经生病住院，他一向是陈永贵最敬重的人。他赶忙到了北京医院，只见总理又瘦了一圈，不过精神还好。他问了问总理的病情，知道又动了手术。

周恩来虽然在病榻上，还是很快就谈起了正事。他说:“这次找你，就是安排四届人大的事，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赛精神推向全国。”说完问陈永贵有什么想法。

陈永贵也是亦喜亦忧。他说:“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是当不了。我不当这个副总理。”周恩来正色道:“看你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现在，现在的斗争这么激烈，你不参加别人也得参加。你还是干吧。这事主席同意，政治局其他同志也同意。你是个农民代表。”

就这样，陈永贵，从一个农民，当上了副总理，这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也是相当罕见的。

当上总理以后，陈永贵也分得专门的居所。这个小院又分前后两个院,前院住了一个警卫班，里院住着陈永贵和他的秘书焦焕成、贴身内卫张艮昌、炊事员石头和司机汤占兴。除了汤占兴，这几位都是陈永贵从昔阳带来的人。

张艮昌原来是张怀英的勤务员，焦焕成更是陈永贵的夫人的一位近亲,在昔阳当过县团委书记。炊事员石头是陈永贵，在武家坪的一个老熟人的儿子。

有一次运城地委书记张怀英，去北京向陈永贵汇报工作，正好碰见工作人员送来文件让陈永贵画圈。张怀英曾经是陈永贵的老上级，对陈永贵称得上知根知底，但是眼看着一位副总理，在一排中央首长的名字旁边画圈也难免感到敬畏。

他问陈永贵:“你咋批文件哩?”“咋批?”陈永贵笑道，“他们画圈我画圈呗!”陈永贵点了周恩来、华国锋、纪登奎等几位，他信得过的人的名字，解释说:“他们画我就画，他们不面我也不画。”“画个圈也顶事哩!”

文件走了形式，陈永贵也坐不住，总想出去蹓蹓，比如到北京郊区看看庄稼什么的。可是他这一级的干部，一活动就要请示中央办公厅，中办又要跟北京市打招呼，北京方面这个陪那个接，层层做好准备，弄得兴师动众，最后还是不自在。

但他给家乡带来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

自从陈永贵进了政治局，昔阳向外输出的县以上干部有三四十位。级别高的有当了山西省省委副书记的李韩锁，当了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的王金籽，当了国务院农林部副部长的张福元。当上地委书记或省里厅局长的有张怀英、范喜凤、李艾虎、赵满仓和李福栋等人，当上县委书记的更多得难以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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