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交游 之 二十二 范仲淹与欧阳修：“同退不同进”的君子之交 六、“同退不同进”

范仲淹

六、“同其退不同其进”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原向宋朝称臣的西北地区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正式破裂。

康定元年（1040）正月，为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进犯宋境，在位于今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南，延川、宜川、洛川等三条河流交汇处的“三川口”大败宋军，而后集兵于延州（今陕西延安）城下，准备攻城。

消息传至宋朝京城汴梁，朝野震惊。三月，因范仲淹众望所归，宋仁宗召范仲淹回京，任命他以“天章阁待制”官职实任永兴军（治今陕西西安）知军，七月，升范仲淹官职为“龙图阁直学士”，与名臣韩琦一起，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延州知州。

接到受任“陕西经略使府”、延州的诏命，范仲淹立刻想起了欧阳修，在赴任路上向宋仁宗写了奏章《举欧阳修充经略掌书记状》，请求调时任夷陵县令的欧阳修到经略使府，任略似后世之机要秘书的“掌书记”，到自己的身边工作。全文为：

举欧阳修充经略掌书记状

右，臣叨膺圣寄，充前件职任，即日沿边巡按其有将帅之能否，军旅之勇怯，人民之忧乐，财利之通塞，戎狄之情伪，皆须广接人以访问，复尽心以思度，其于翰墨，无暇可为，而或奏议上闻，军书丛委情，须可达辞，贵得宜当，藉俊僚以济机事。

臣访于士大夫，皆言非欧阳修不可，文学才识为众所伏。往者，缘臣之罪有黩朝听，盖本人素好议论，闻于搢绅，只如臣为谏官之初，杜衍任中丞之日，修皆曾移书，责臣等缄黙无执，非独有高若讷之让也。以此明之，实非朋党，若讷知其无他，亦常追悔。

臣切于集事，不敢避嫌，其人见权滑州节度判官。伏望圣慈特差充经略安抚司掌书记，随逐巡按，所典书奏，并国家之事，非臣下之私。若不如举状，臣甘欺罔之罪。

然而，令范仲淹没有想到的是，欧阳修对自己的荐举婉言谢绝。

欧阳修得知范仲淹向宋仁宗举荐自己，给范仲淹写了一封信《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全文为：

修顿首再拜启：

急脚至，得七月十九日华州所发书，伏审即日尊体动止万福，卑情不任欣慰之至。

戎狄侵边，自古常事，边吏无状，至烦大贤。伏惟执事忠义之节信于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识面者，退夸于人，以为荣耀。至于游谈、布衣之贱，往往窃托门下之名。矧今以大谋小，以顺取逆，济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势。则士之好功名者，于此为时，孰不愿出所长少助万一，得托附以成其名哉？况闻狂虏猖蹶，屡有斥指之词，加之轻侮购募之辱，至于执戮将吏，杀害边民。凡此数事，在于修辈，尤为愤耻，每一思之，中夜三起。

不幸修无所能，徒以少喜文字，过为世俗见许，此岂足以当大君子之举哉？若夫参决军谋、经画财利、料敌制胜，在于幕府，苟不乏人，则军书奏记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亲为辞。

况今世人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少为进士时，不免作之，自及第，遂弃不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于职当作，亦不为作，此师鲁所见。今废已久，惧无好辞，以辱嘉命。此一端也。

某虽儒生，不知兵事，窃惟兵法有勇有怯，必较彼我之利否，事之如何，要在成功，不限迟速。某近至京师，屡于诸公间，略闻绪言攻守之计，此实当时之宜，非深思远见者孰能至此？愿不为浮议所移。

伏见自至关西，辟士甚众。古人所与成事者，必有国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为难，士虽贫贱，以身许人，固亦未易。欲其尽死，必深相知，知之不尽，士不为用。今奇怪豪俊之士，往往蒙见收择，顾用之如何尔。此在明哲，岂须献言。然尚虑山林草莽，有挺特知义、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于门下也，宜少思焉。若修者，恨无他才以当长者之用，非敢效庸人苟且乐安佚也。

伏蒙示书，夏公又以见举。某孤贱，素未尝登其门，非执事过见褒称，何以及此？愧畏！然某已以亲老为辞，更无可往之理，惟幸察焉。

《宋史·欧阳修传》对他辞谢范仲淹荐举的记载则是：“修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昔日我的作为，岂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啊？我与范公一同退职，而并不一同升迁，是可以、应该的。

最终，欧阳修没有到范仲淹身边任职。

欧阳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