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王家烈管理下的黔军，人民群众一直没有什么好感。那时候，人们看到黔军在行军的过程中，许多人都是同时带着两支枪，便称他们为“双枪兵”。

然而，此双枪，非彼双枪！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此后，在一个多月的艰苦转战后，中央红军于11月中旬来到广西境内的湘江上游，准备渡过湘江，与在湘西贺龙和任弼时等人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为了将中央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蒋介石调集了国民党兵力约30万人，以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16个师进行“追剿”；并命令桂军派5个师，在全州、兴安、灌阳一带阻击红军；调集粤军4个师，进至粤湘桂边，阻止红军南下；要求贵州的王家烈派出部队，前往湘黔边地区进行堵截。

虽然国民党的这些部队各有打算，但在消灭红军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因此，对于中央红军来说，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四路纵队从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前往湘桂边境的西延地区。

随即，湘江战役开始。在这次战役中，中央红军虽然表现十分英勇，杀伤了大量敌人，但自己的损失也是前所未有的。经此一战，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

面对如此结果，中央红军的大部分指战员都非常悲痛，开始反思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以来的每一次战斗，纷纷对李德和博古的指挥表示不满，在心里更加怀念毛主席指挥红军时打过的那些胜仗。

此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摆在了中央红军的面前，就是红军今后要到何处去？

就在大家都感到非常迷茫的时候，李德和博古的命令再次下达到各部队，要求继续按照之前的决定，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此时，蒋介石得到了一个情报，是中央红军在出发之前于中央革命根据地制定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在得知中央红军的这个意图后，蒋介石立即命令国民党军在中央红军前往湘西的必经之地设置口袋，企图将中央红军彻底剿灭。

就在此时，毛主席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十一月的《中央日报》看到了一些令他兴奋的消息：

“赣匪窜扰湘西，黔省一片惊恐，黔省主席、国民革命军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氏四处求援。

贵阳来电：共军一旦犯黔，黔军毫无抵抗能力，必将弃城失隘。恳请政府速遴派国军大员入黔剿匪，并将王家烈撤职查办，以绝祸患，万急！万急！”

对于黔军战斗力弱的事实，毛主席早就听闻过，但没想到竟然弱到这个程度。

1932年2月，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王家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并担任了贵州省主席兼民政厅厅长、贵州省党部常务委员，成为了贵州的掌控者。

王家烈执掌了贵州的军政大权后，由于治理无方，致使黔军内部四分五裂，而国民党中央的势力，也趁机进入贵州。

那时候，王家烈虽然掌握着贵州的军政大权，但却被桐梓系集团反对，加上失宠于中央，外忧内患，财源枯竭，争战不绝，实力锐减。

此外，在执政的过程中，王家烈“冶游无度，不大亲理政事”，导致贵州的各路军阀各自为政，经济、吏治均一蹶不振，统治基础岌岌可危。

作为执政的基石，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虽然“号称五个师、三个独立旅”，但部队训练很差，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斗力。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除了缺少训练，从军官到士兵很多都吸食鸦片烟。那时候，在行军的过程中，黔军的人都是同时带着一支步枪和一支烟枪。因此，黔军也被群众称为“双枪兵”。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听到中央红军即将前往湘西的时候，王家烈便开始四处求援。这便有了国民党《中央日报》11月份的那些报道。

然而，奇怪的是，王家烈的求援，应该属于军事机密，《中央日报》怎么会就这么随便就报道出来呢？

那时候，为了将中央红军消灭在前往湘西的途中，蒋介石在湖南洪江、芷江、贵州松桃、铜仁、石阡一带部署了20万兵力，设了4道防线，进行南北夹击。

12月，在庐山牯岭约见鄂豫皖行营秘书长李仲公时，蒋介石说：“现在中共的问题已大致解决了，为了抗战的准备，西南非常重要。川滇两省我已着手布置，唯贵州王家烈人虽诚实，但不懂政治，并且纵任老婆万淑芬干政，四处招摇，弄得贵州太不像样子。”

在提到王家烈的时候，蒋介石的目光中满是失望之色，又说：“我念他从北伐以来拥护中央不无劳绩，不想使他难堪。但为了西南大局，必须把贵州搞好。你同他友谊素深，所以请你到贵州去，劝他把省主席让出来，专带军队。你与志舟（龙云）、甫澄（刘湘）有相当的关系。王家烈去后，你接任贵州省主席，便于与川、滇两省合作。对你的安排，我已电知汪先生（汪精卫）了。”

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自己制定的这个作战计划，有着很深的自信。如果按照李德和博古的主张，中央红军肯定会钻到蒋介石布好的陷阱中。

在此危急之时，毛主席根据国民党报纸上看到的内容，笑着说了一句“王家烈，咱们的脚还没有踏进贵州，你就慌成这个样子”，并坚定了绝对不能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是要转兵贵州的主张。

事实上，毛主席的主张符合他不拘一格、独立自主的做事原则。这也是蒋介石在与毛主席交手屡次失败的重要原因。

不久后，在毛主席的劝说下，中央红军最终决定向贵州前进。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入贵州。

1月15日，中共中央在贵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博古、王明、李德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任，毛主席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这次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央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此时，在蒋介石的派遣下，李仲公也进入贵州，开始搜集“关于贵州行政紊乱和财政奇绌”的情况。

得到李仲公的报告后，蒋介石立即写了一张手谕，让李仲公担任“贵州省临时行政特派员”，发给他5万元临时行政经费，要他在王家烈离职期间，负责贵州省的政务。

另一方面，在王家烈的“请求”下，薛岳率领中央军进入贵州，接管了贵阳，并将王家烈控制起来。那时候，王家烈的日子就非常难过了，就连进入城门和自己的家门，都要守卫被盘查一番。

4月，在毛主席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在歼灭了黔军5个团后，巧妙地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将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甩在乌江以北。

中央红军离开贵州后，王家烈的日子变得越来越煎熬。对于李仲公的威逼恐吓，王家烈十分害怕。

那时候，蒋介石让王家烈在贵州省主席和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这两个位置中，任意选择一个。

面对这样的一个难题，王家烈属下曾经建议他担任省主席，让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副军长何知重接任军长，而何知重也是王家烈的表弟。这样一来，贵州就还在桐梓系的手中，日子也不至于太难过。这一点与龙云和卢汉在云南的情况是相似的。

然而，王家烈却转而向蒋介石的奴才何应钦求教，希望他帮自己拿个主意。在听了王家烈的话后，何应钦说：“军权都没有了，省主席能坐得稳吗？”

听了何应钦的意见，王家烈点了点头，便辞去了贵州省主席的职位。很快，蒋介石就委任吴忠信为省主席。

在许多情况下，军权决定政权，但也不是绝对的。王家烈的情况，便不允许他这样选择。

这是因为军队一旦失去了钱粮，便成为了一颗定时炸弹。果然，不久后，蒋介石便派晏道刚到贵州，向王家烈手下的两个师长何知重和柏辉章封官许愿，答应提升何知重为军长，并给他给5万元，给柏辉章3万元，从而收买了他们。

很快，柏辉章便指使所部营长令狐作宾带兵两个连前往军部，向王家烈闹饷，让他在何成浚和晏道刚面前难堪。

此时的王家烈，因为失去了贵州省政府主席的位置，再加上薛岳的控制，到哪里去弄钱呢？

见王家烈如此难堪，晏道刚冷笑着说：“你自己的部下都管不了，如何当军长？”

最终，王家烈因为担心闹出事来，主动向蒋介石报告请求辞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职务。

在报告时，王家烈说：“我愿解除兵柄，为天下倡，个人出外游历。”

很快，蒋介石便批准了王家烈的请求，并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个消息：“调王家烈为中央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

由此也可以看出，之前国民党《中央日报》上的那些被毛主席用到的消息，很可能也是蒋介石批准的，为的就是败坏黔军的名声，为他解决王家烈的问题所作的舆论准备。

5月，按照蒋介石的安排，张学良来到贵阳，用飞机将王家烈接到武汉，担任了军事参议院的中将参议员。

就这样，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王家烈就先后失去了贵州省主席和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两个职务，成为了事实上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