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江青已经38岁了。

从外表上看，江青似乎显得更加年轻。然而，此时的江青，却疾病缠身，不得不前往苏联治病。

对于江青前往苏联治病这件事情，毛主席非常重视。为了让江青在苏联治病的时候和苏联专家沟通的顺畅一些，毛主席特意为她找了俄语翻译。此人便是曾经担任过俄文翻译的张国男。

9月6日，是江青出发去苏联的日子。

这一天，张国男将平时穿的绿军装脱了下来，特意换上她喜欢的红花连衣裙，坐上了前来接她的汽车。

想到此行的任务是为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担任俄语翻译，张国男虽然在业务上没有问题，但却心里感到十分紧张，生怕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

很快，汽车便来到了北京南苑机场。此时，一架苏联专机已经在机上做好了起飞的准备。

过了一会儿，一辆汽车从远处开来。车停稳后，毛主席和江青从车上走了下来。

由于在许多地方看到过毛主席的画像，又在中南海陪毛主席跳过舞，张国男一下子就认出了毛主席。

张国男知道毛主席的工作非常繁忙，因此对他亲自将夫人江青送到机场感到十分意外。在她看来，这也反映出了毛主席此时和江青的关系还是十分好的。

这是张国男第一次见到江青。对于江青的第一印象，张国男在后来回忆说：“近40岁的江青穿着得体，走起路来腰板笔挺，有风度，没有化妆，看起来令人感觉很舒服，对人亲切平和，打消了我紧张的心情。 ”

当天下午，江青乘坐的专机便抵达了苏联的莫斯科。随后，江青又乘坐苏联派来的一辆黑色吉斯车，前往苏联的克里姆林宫医院。

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尊重，苏联还专门为江青派来了一个叫做娜斯嘉·卡尔图诺娃的中文翻译，此人也是苏共中央对外联络处的中文翻译。

此外，在将其乘坐的汽车经过路口的时候，红灯立即变为绿灯。江青坐在汽车里，欣赏着苏联的街边风情，感到十分惬意。

很快，江青的汽车便停在了克林姆林宫医院，住进了早已为她准备好的病房里。这是一间条件很好的病房，里间是一大间，为病人住的，外间是一小间，为陪伴人员住的。

江青刚刚安顿好，苏联的医护人员便为她做了治疗前的相关检查。几天后，检查结果出来，苏联专家确定江青患上了胆囊结石，并为她进行了相关治疗。这次治疗的时间比较长，一直到了1953年。

那时候，张国男和江青相处得很好，两人经常在一起聊天，还留了合影。

在聊天的过程，江青了解了张国男的一些基本情况。知道张国男的父亲是有名的李公朴，而她随母亲姓时，江青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吃惊，虽然在那时候，孩子跟随母亲姓的事情还很少见。

1946年7月11日，张国男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因为，这一天，张国男永远失去了父爱，她永远都不会原谅那些杀害父亲的国民党特务。

那天晚上，李公朴和夫人张曼筠在昆明外出归途中，突然遭到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国民党特务的枪击。在枪响的那一刻，李公朴倒在了地上，再也没有起来，鲜血从他的身体里不断地流了出来。

不久后，张曼筠便收到了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从延安发来的唁电。于是，张曼筠将这封唁电读给了张国男和她的弟弟听：

“惊悉公朴先生为反动派狙击逝世，无比愤慨！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实为全国人民之损失，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全国人民将以先生之死为警钟，奋起救国即以自救。”

李公朴是中国民主同盟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很深的友情。

1937年，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广泛营救下，被关押了8个多月的李公朴走出监狱。出狱后，李公朴对延安产生了很大兴趣。

1938年11月，李公朴带着妻子等不远千里踏上延安的土地。

来到延安后，李公朴便提出了去拜访毛主席的请求。然而，让李公朴想不到的时候，毛主席在第二天出现在了他的住处，亲自上门拜访。

那天，毛主席和李公朴谈了很多，鼓励他在延安各地多走走看看，做好宣传工作，使全民族都懂得抗战的道理。

此外，毛主席还在张曼筠的画作《长城》上题了一些诗句，其中包括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等名句的旧作《清平乐·六盘山》。

在毛主席的鼓励下，李公朴这次来到延安，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考察了延安给地的抗战情况，确信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和摇篮，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这次延安之行，李公朴深受鼓舞，并根据他的所见所闻，创作了文章《革命的摇篮——延安》。

这便是李公朴先生和毛主席的一次交往。

1939年4月，李公朴第二次到延安。这次来到延安，李公朴在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下，组建了“抗战建国教学团”，前往晋西北、晋察冀边区等地考察根据地的抗日活动。

之后，李公朴写下了《华北敌后—晋察冀》。在这篇文章中，李公朴讴歌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士气。

因此，在李公朴先生被敌人杀害后，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便在第一时间发来了唁电，表达了他们心中的愤慨！

10月6日，上海各界代表在静安寺公祭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

当天，周恩来特意带着夫人邓颖超，前往至祭。这也是张国男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对此，张国男在后来回忆说：

“周总理对烈士的家属照顾得无微不至。父亲被害后，我们每月都会收到由他接济的生活费，直到两年后我们一家到了解放区。每每想到这些，心里总是感到非常温暖。”

李公朴给子女取名，有着他的考量。1931年，在张国男出生的时候，日军占领了东三省。于是，李公朴便给女儿取名为国男，其中“难”与“男”是谐音，希望女儿在将来像男儿一样为国效命。

1933年，李公朴的儿子出生，就给他取名为“国友”，“友”是“为国担忧”的“忧”字的谐音。

在孩子们懂事后，李公朴便经常教育他们要唱救亡歌曲，牢记国家多难，为国分忧，并将他们名字的来历讲给他们听。

关于她和弟弟的姓，张国男说：“我们的姓，却是在我们入幼儿园报名前，经过一番讨论才决定的。本来，我随父姓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父亲打破旧传统，征求我们自己的意见。我表示愿意随母亲姓，弟弟表示愿意随父亲姓，父亲就尊重了我们两个小孩子的意见。”

1947年8月，沈钧儒准备在香港恢复民主同盟。于是，张国男一家便来到香港，她和弟弟在培侨中学读了书。期间，张国男参加了地下新民主义同志会。

1948年10月，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张国男一家由香港经天津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了华北解放区石家庄。

随后，张国男进入华北大学政治班学习，并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张国男又学习了俄语。

1949年，北平解放，张国男随校进入北平。后来，张国男转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继续学俄语。

1951年，张国男还没有毕业便被选中，进入军委卫生部北京医院，担任了为中央首长看病的两位苏联院士教授的俄语翻译。

1952年，张国男接到担任江青俄语翻译的任务。关于这件事情，张国男在后来回忆说：

“1952年夏的一天，我接到准备去苏联出差的命令：陪江青赴苏联治病担任翻译。临行前，军委卫生部傅连暲部长亲自找我训话：出差期间不能和家人通信，有信由大使馆信使传达，不得告诉任何人出差具体任务，这次不仅要当好翻译，还要做好为江青的服务工作，回来后直接向我汇报。”

由于是傅连暲部长亲自找她谈的话，张国男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特意精心准备了一番，确保这次外出任务不出任何问题。

1953年9月，江青回国。不久后，江青特意宴请了张国男等人，对她们陪伴自己在苏联治病表示了谢意。

由于这次江青对张国男十分满意，后来前往苏联治病的时候，又选择了张国男作为她的俄语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