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路一
1930年党派吴建华到泊镇九师，这是从300多里外的保定，撤到津沧以南的泊镇地区的一颗革命的种子。这颗种子撒来后，一年之内，他在泊镇九师吸收了几个党员，培养了几个入党对象。
为了迅速发展革命力量，加强这个地区党的建设，1931年，博蠡中心县委又派我来九师工作。但我在泊镇地区站住脚，是颇费了一番周折的。
我不是一般的学生，是叫国民党教育当局开除了好几次的学生。各处的学校都不要我，我原在北京通州师范上学。即河北省立第十师范。我考入十师以后，在那里建立党支部，发动学c。国民党当局对革命的学生运动怕的要死，派警察镇压。我被学校以种种罪名开除了，而且下了黑名单，在全省通缉我(我当时在十师上学用的名字叫张玉祥)。组织上便决定让我到津南地区做开辟工作，办法就是先在省立泊镇第九师范站住脚。
入九师是要考试的，我不得不做个假文凭。自己买了一张文凭纸，让党内会刻戳的同志模仿国民党学校的戳记刻了一个保定第二师范附属小学的印章，盖在文凭纸上。我本来是蠡县的高小毕业生，由于过去的身份已经暴露，就改说是保定第二师范附属小学的毕业学生，并把原名张玉祥改名为张宏旭。另外，籍贯也必须改，说是蠡县的不行，蠡县是个赤色县，别说名声在外的张玉祥，只要是蠡县的人学校就不要。
当时，我巧妙地查看了投考泊镇九师的学生名单。九师主要吸收交河、献县、肃宁、沧州、盐山、宁津、故城等这十几个县的学生，我发现故城县投考的人少,就填作故城县人。考试时候,因为许多书都念过，比较容易地过了关，第一榜录取了。
第二榜复试时，训育主任苏蓬仙和我谈话，这是个国民党CC特务。无巧不成书，他也是故城人，他问:“宏旭同学，你是故城哪儿的?”故城县那么大块地方，我根本没去过，具体地名说不上来，就说是“县城的”苏又问“城里哪道街的呢?”我顺口诌下去，“县政府对过。”因为文凭上填的是保定二师附小毕业生，苏还问:“怎么去的保定呀?”我回答:“家里穷，小时爹娘挑着上保定去的，现在保定开店。”就这样这一关搪塞过去了。
然而，荆棘遍地，枝节又生。九师的校长杨玉茹、教导主任赵焕文，是来自通州师范的两个教师，在通州时，他们教过我，来到这儿后，他们看我面熟，就问:“张宏旭，咱们在哪儿见过呀?”我撒谎说，“我常去北平，一定在北平见过。”又蒙混过去了。
我终于在泊镇九师站住了脚，并很快和吴建华取得了联系。吴建华向我介绍了这里的工作情况。我们两人商量决定，马上把几个积极分子接受入党，把工作向深入扩大发展。接收的第一批党员有，五里屯张逸云、庆云的范泽博、宁津的李凤瑞等人。我们带着这几个人在泊镇九师西边的破窑里挂上列宁像，举行了入党仪式。在此基础上，选举建立了党支部。
党的支部建立起来后，我们克服一切困难。在没有和省委接上关系，而是受300里开外的博蠡中心县委领导下进行工作。
当时，很多学生对社会不满，对国民党不满。但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必须是绝密、十分慎重的。一旦混进了坏人，马上就会招来横祸，组织就会遭到破坏，刚刚发展起来的一点革命力量就有可能被扼杀在摇篮里。
我们是怎么进行组织发展的呢?现在说起来大家会觉得新鲜，当时是由支部研究，选择发展对象，而后分工，接近一些家庭出身好、作风正派、有正义感的同学，先谈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如:“你是哪个县的呀?哪个村的呀?家里日子怎么样啊?”等等，
等到比较熟悉，比较了解了，认为对他们的工作可以开展下去了，就介绍些进步书籍给他看，如郭洙若的书、鲁迅的书、蒋光慈的书，他越看越爱看，等他思想有了变化，进而启发他认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和黑暗统治，向他们指出，当今社会状况，青年是没有出路的，毕业等于失业。逐渐向他们宣传，共产党领导着红军，在南边闹起了革命，毛泽东、朱德正领着穷人和国民党打仗，开辟了人人有地种、人人有饭吃，民主自由的新天地。
等他对共产党有了认识，就自己提出来了，“我愿参加共产党，可哪有呢?谁是共产党呢?”这时候还不能向他暴露党的组织，只是站在他的角上，答应和他一块慢慢地寻找共产党。
这样考验他一段时间，并引导他也去宣传别人，根据表现，认为成熟了，有把握了，然后决定接收他入党，叫这些积极分子到破窑那儿举行入党仪式。
小小的窑洞，布置的庄严肃穆，两面斧头镰刀的小红旗分挂两边，一个列宁像挂在中间。参加会议的所有人员，举起手来，向党表决心，保证严守党的秘密，积极完成党交给的一切任务，不怕流血牺牲，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通过这种积极慎重的方法，吸收学生党员，使党的力量在学生中渐逐壮大。
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上级指示，决定把党的组织扩大到工人中去，支部决定让我和孟克让做工人的工作。
当时，我们谁也没和工人打过交道，因此这项工作有很多困难，彼此都感到陌生。工人见了我们这样的“洋学生”，开始都不乐意搭理。我们便深入到脚行、火柴公司，瞅准工人干活累了到茶馆休息、喝茶的机会，我们也去喝茶，主动客气地和他们打招呼、说话，问他们姓名住址，给他们抽烟，代他们付茶钱。久而久之，工人对我们有了好感，认为这个小兄弟够朋友。
接着我们寻机到工人家里去，探望他们的母亲、爱人和孩子。工人们终于被感动了，有的提出来要和我们结拜兄弟。党内本来不准搞这套的，但为了开辟工作，我们还是应了。我们杀羊杀牛，祭天，磕头，发誓“虽不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云云。
就在泊镇这块地方，我们七个人结拜了盟兄弟，有连镇的安庆河，饭馆掌勺的，泊镇脚行打大个儿的戴世珩，弄船的李树森，卖糖的贾力和等。
结拜了兄弟，就亲近了，无话不说。这个说，“我们劳动一天，为了什么呀?给谁卖命呀?”那个说:“我们的油水都让资本家榨干了，家里穷得叮当响，一到阴雨天，就甭想吃饭了。”
那时工人们可怕阴天下雨了，因为阴天下雨不能装卸，干脚行的挣不了钱，老人孩子就得挨饿。工人生活是极其困难的，所以他们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很容易，革命激情很快就发动起来。结拜兄弟的工人中，很快就有几个成为党的发展对象，被接受到组织中来。
工人中发展了党员，工人党支部建立了。接着又开展农民的工作。学生中间有的家境困难的，不用说了。几家是地主的，家里都有长工，党组织就通过这些学生回家宣传做活的长工。在五里屯一带有几个长工，很快又被接受为中共党员，农民支部也建立了。
就这样一个学生支部,一个工人党支部,一个农民支部。三个支部联合起来，建立了第一任中共地下泊头区委。吴建华任书记，范泽博任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
在这段时间里，为了配合党的建设，我们积极领导了群众的革命活动。如:在学校里组织反帝大同盟、文学研究会、学生自治会(我任副主席)等，还掌握了一个合作社(即小卖部)。通过合作社，运来党的书籍《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等。这些书籍作为笔墨，从外地打包运来然后偷着分下去。
在群众组织、思想教育工作的推动下，很多群众对国民党不满，对帝国主义压迫不满，纷纷起来要求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学生们组织起救国会。国民党、蒋介石让学生“勿问国事”、“读书救国”，一封电报葬送了东北三省三千万同胞，让东三省10万军队“枪交库、马拴桩”，士兵哭着进了关。这更激起了群众的无比愤怒，大家奔走呼吁:一致行动起来，拯救民族危亡，外争国权，内争民主。短时间内，学校沸腾了，农村沸腾了。学生开会罢课要求抗日，工人罢工，要求抗日，要求增加工资;人们开始起来喊口号，贴标语，反对国民党丧权辱国，拥护共产党抗日。
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运动的高涨，使得反动派惶惶不可终日。反动的学校当局，凭他们反革命的嗅觉，发觉学校里也一定暗藏着共产党，便策划了包围、搜查学校、逮捕共产党员的阴谋。
经过内线了解，校长杨玉茹、训育主任苏蓬仙，和一带兵的国民党团长勾结，花了很多钱，调来了一个团，要包围学校，说是学生要暴动，从苏区红军那里，弄来了40多条枪，给他们血腥捕杀制造借1口。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党支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变措施，决定让我和范泽博等人马上撤离(因为事先得到消息，说我俩是名牌共产觉)，别人不走，留下护校。当时学校四门紧闭，学生们拿着棍子，准备和国民党士兵搏斗，以掩护撤离的同志寻机离开。
我当时要求留下来和大家一块坚持斗争，但党考虑到我已暴露，不能做无谓的牺牲，必须撤出。最后我服从了组织决定，来到校东南角小门，想从这里出去。从这校门出去后，就是一个小饭馆，隐藏转移就容易了。但是，这个小门，已有国民党反动学生看住了。
我马上折回去，报告了这一情况。大家一商量，便组织了些壮小伙子，到了东南角小门，给了敌人一个冷不防，大家用膀子把他们扛到了旁边，迅速打开小门，我趁机跑出去了。(把门的反动学生中，有个就是徐春霖，我的同学,后来当了伪县长,扒堤放水的就是他)。这时，天已黑了，我先跑到经常召开秘密会议的西大窑，隐藏了起来，学校方向枪声响了起来。待到半夜，枪声没有了，我回到了米市街盟兄藏世珩家，藏在他院内一个小柴屋里。
敌人这次有预谋的围捕，抓了30来人，当时学校里的共产党员共计只有20多个，他们连积极分子都抓了。把这些人一榜开除，在开除的名单上，我被列在前头。事后敌人从我的柳条箱子里又搜出一张空白文凭，是从保定寄来的，加之杨玉茹、赵焕文长时间对我的侦察，这才确定我张宏旭就是通州十师开除的学生张玉祥。
敌人没有抓获我们领头的，总认为是后患，为了彻底根除，他们张出榜文到处通缉。这样，我们不得不暂时转移，但我们一刻也没有停止战斗，这些被国民党开除校籍和通缉的党员同志，在党的指示下，北上抗日。在山海关内的迁安、芦庄一带，又组织义勇军，打日本侵略军。在这段时间里，泊镇地区党的建设受到很大摧残残，革命形势一度处于低潮。几个月后，我们又派人秘密潜回泊镇、交河一带，恢复和开辟党的工作。
学校对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的开除，反而从客观上加速了党在这个地区的发展。党派吴建华和我两个人来，就是要在天津以南撒播共产主义的种子，这两粒种子，象两个高粱粒一样，种下以后长了两颗高粱，开花结果，数倍增长。
被开除的共产党员、进步学生各自回到家乡后，各县都有了革命的种子，这些种子和我们一样又在那里生长、开花、结果，四处传播，革命烈火越烧越旺，迅速形成了燎原之势。在1933年、1934年、1935年，许多县都有了共产党支部、县委。党在这个地区的建设，就是这样开展起来的。
这个时候，党考虑到我的身份已暴露，又考虑到高蠡暴动开辟需要派人去整顿恢复那里的党组织，便叫我回高阳蠡县一带工作。吴建华、张逸云等人们回交河、泊镇一带工作。1933年，津南特委建立，吴建华任组织委员。津南我党的工作，经过艰苦创业，在伟大的抗日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起了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
注：路一，蠡县人，曾任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局局长。这份资料系根据路一1982年6月15日在泊镇师范全体师生大会上的讲话记录整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