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焦玉平 摘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粮食市场开始深度挂钩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目前粮食安全已经无法脱离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当前，全球气候变化风险、地缘政治经济风险加剧，粮食国际供应链的脆弱性愈发突出，中国在供应链上、中、下游面临的风险日益凸显。其风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上游生产环节，面临粮食供应不充足风险和生产大国垄断来源风险；在中游贸易环节，面临国际贸易垄断、运输受阻和成本上涨风险；在下游消费环节，面临饲料用粮供需缺口持续扩大的风险。鉴于任一风险的出现都有可能加剧国际供应链脆弱性、影响国家粮食安全，中国亟需通过提升国内国际粮食生产能力、增强国际粮食市场话语权、多元化进口来源地和运输渠道、引导居民膳食结构优化升级来增强粮食供应链韧性，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中国是人口大国，粮食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生计和国家安全根基。目前，中国粮食市场深度挂钩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粮食安全已经无法脱离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20 01-2023年，中国粮食进口数量增长了8倍1,2023年进口1.62亿吨，相当于国内总产量的23%，国际粮食已经成为国内消费的重要补充。2当前，国际政治经济不确定性风险继续增强，中国对国际粮食的需求持续增长，在国际供应链中面临的风险有所加剧。 粮食供应链指“从农场到餐桌”（From Farm to Fork）顺序流动的整个过程，包括上游生产、中游贸易、下游消费等环节，涉及农户、农业生产资料提供商、粮食贸易商、加工商、分销商、消费者等多重利益主体。当跨越民族国家边界时，粮食供应链各大环节中的参与主体更加多元，粮食生产国、贸易国、跨国粮商等均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3比如，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粮食生产、贸易强国，以艾地盟（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 Company）（以下简称“ABCD”）为代表的跨国粮商主导了粮食供应链的发展走向，对中国粮食国际供应安全产生了深刻影响。4 学界关于中国粮食国际供应链面临风险的讨论主要聚焦于两方面：一是农业经济管理视阈下中国粮食进口高度集中化带来的风险1；二是国际冲突与合作视阈下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2。既有讨论为深化粮食安全理论、提升国家粮食安全水平提供了思想启示和政策指导，但多聚焦粮食进口的“供给端”风险而非整个供应链的组织分配过程，尤其是对下游消费环节的关注还十分有限。本文立足粮食国际供应链的上、中、下游环节，厘清中国在生产、贸易、运输和消费中可能面临的各类风险点，并讨论应对上述风险需要采取的防范策略。 一、中国与国际粮食市场的关系演进中国与国际粮食市场的关系经历了独立自主——主动融入——加速融入三个发展阶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之前，中国农业高度自给自足，对国际粮食的需求层次低。加入WTO后，中国主动寻求融入全球粮食体系，并开始受到国际粮食市场的影响。近年来，中国与国际粮食市场的融合程度进一步提高、粮食进口规模逐步扩大，国际市场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进一步凸显。 加入W TO之前，中国基本能实现粮食独立自主，对国际粮食的需求层次低，利用国际市场调剂余缺的能力较弱。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以来，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得到了大幅提高。1949-1995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倍多，1995年总产量达4.67亿吨，城乡居民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在“立足国内资源，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方针指导下，中国对国际粮食市场的需求度始终保持较低水平，如净进口粮食占国内生产的比重在1978-1984年约为3.2%，在1991-1995年降至0.4%。3特别是自1993年中央加强经济宏观调控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迈上新台阶，1995-1999年期间粮食连年增收，甚至出现了阶段性过剩。4在这一时期，中国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调剂余缺，对国际粮食市场的需求程度低。 加入W TO后，中国持续扩大农业对外开放水平，积极主动融入国际粮食市场。按照“入世承诺”，中国应在关税减让、关税配额以及农业补贴等方面积极向WTO规范靠拢，这对粮食货物贸易和服务市场产生了深刻影响。5在货物贸易上重点表现为粮食进口规模迅速扩大，尤其是大豆、玉米、高粱、大麦等饲料粮进口突出。2001年之后，中国大豆进口迅速增长，2010年进口量超过5000万吨，2020年超过1亿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6。20 0 0-2020年，中国大豆自给率从60.2%下降至17%。7加入WTO后，尤其20 08年国际粮食危机以来，中国由玉米净出口国向净进口国转变，2020年进口超过了50 0万吨。8另外值得关注的是，2014年以来大麦、高粱等进口也大幅增长：2014-2019年大麦进口超过4000万吨、高粱进口超过了3000万吨。9事实上，高粱和大麦进口增长趋势与玉米保持了一致，主要是作为玉米替代品存在。10总的来看，加入WTO后中国粮食进口规模不断扩大，对国际市场的需求不断增加。 在服务市场上重点表现为跨国粮食资本大规模进入。根据“入世承诺”，跨国粮食资本在中国市场享有非歧视国民待遇，在销售、购买等方面拥有与中国企业平等竞争的机会。11因此，中国市场开始对跨国粮食资本有序开放。2001年以来，以“ABCD”、丰益国际为代表的跨国粮商积极融入中国粮油市场。例如，丰益国际旗下益海嘉里公司创造了“金龙鱼”“胡姬花”“香满园”等家喻户晓的粮油品牌，嘉吉公司在阳江、南通、东莞和日照等三十余个城市建立了粮油压榨工厂1,ADM农产品贸易市场总量的15%位于中国。2 近年来，中国粮食进口规模继续扩大，进口种类日益多元化。2020-2023年，中国累计进口粮食61599万吨，其中2020年进口大豆10 033万吨，首次超过1亿吨，进口玉米1130万吨，首次超过720万吨进口配额。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以来稻米和小麦进口量也在快速增长。2021年稻米进口首次突破4 0 0万吨，2022年创纪录地达到619.4万吨；2010-2019年中国共计进口小麦3216万吨，但仅在2020-2022年期间，进口量就超过了2800万吨。3在谷物能基本自给的情况下，中国仍大量增加稻米和小麦进口的原因在于，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导致全球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其中稻米和小麦相对涨幅较低，因此作为饲料替代品进入中国市场。4 在“大食物观”理念指导下，中国大豆、玉米、小麦、高粱、大麦等饲料粮进口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保持增长。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日益改善，中国对粮食安全的关注从满足基本温饱向满足美好生活的“大食物观”5转变。在“大食物观”引领下，中国肉蛋奶等动物蛋白需求量将进一步增长。6根据预测，2035年中国人均动物蛋白需求将达到46克/天，较2021年增长22%，考虑人口下降因素，动物蛋白总需求仍将增长约20%。7饲料粮是动物蛋白供给安全的基础，动物蛋白需求增长意味着中国玉米、大豆、高粱进口仍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增长。 综上，中国的粮食安全观经历了从基本自给自足到依靠国际市场调剂余缺的转变，加入WTO是这一转变开始的关键时间节点。在这一转变进程中，以大豆、玉米、大麦、高粱等为代表的饲料用粮进口量逐年攀升，成为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因素。 二、中国粮食国际供应链的风险识别中国的粮食安全受到国内、国际供应链双重影响，国内供应链影响稻谷、小麦等口粮安全，国际供应链影响大豆、玉米、高粱等饲料用粮安全，两大供应链运作相对独立。基于国际供应链的上游生产、中游贸易和下游消费环节考量，中国粮食安全面临全球粮食产量不充足和生产垄断、国际贸易垄断和物流阻塞以及饲用粮消费缺口持续扩大等风险。 （一）上游生产环节：产量不充足和生产垄断风险中国能否从国际市场买到充足粮食，取决于全球粮食产量是否富余以及生产大国是否愿意将粮食卖给中国企业。从全球粮食生产现状上看，粮食总产量处于紧平衡状态，大豆、玉米、高粱等生产高度集中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等国，是中国粮食国际供应链面临的首要威胁。 产量充足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在生产环节，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由公共卫生事件、国际冲突、极端天气等引发的全球粮食产量不充足风险。在不考虑损失和浪费（Food L oss and Waste）的情况下，当前全球粮食总量足以养活所有人，能够基本满足每人每天营养摄入需求。8但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me）的统计，全球每年约1/3的粮食被损失或浪费掉，所有生产出来但从未被食用的食物足以养活20亿人，是全球营养不良人数的两倍多。1考虑在收获、运输、加工、贮存、消费等环节的损失和浪费，真正能够进入国际市场的粮食流通量大打折扣。这意味着全球粮食产量必须始终保持高速增长，才能够确保国际市场中具备充足粮食流通量。2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极端天气、能源危机、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风险叠加，削弱了全球粮食生产能力，导致粮食供给总量处于紧平衡状态。3粮食供给紧平衡引发了市场价格波动4、国际贸易管制5等系列连锁反应，对中国粮食进口贸易提出了新挑战。例如在2022年，中国大豆进口量较2021年减少了10.7%，但支付金额却增加了13.7%，主要是受到了世界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6鉴于全球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及粮食进口的长期性，中国有可能持续面临由国际粮食产量不充足带来的风险。 全球大豆、玉米、高粱、大麦等生产高度集中于美国、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乌克兰等国，中国粮食进口高度依赖上述国家，是粮食安全的软肋所在。比如玉米进口高度依赖美国和乌克兰，高粱进口高度依赖美国、阿根廷和澳大利亚，大麦进口集中于澳大利亚、法国和加拿大，大豆进口集中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在进口规模逐年扩大、对单一国家依赖过高的情况下，有可能将本国粮食安全置于不利地位，甚至沦为国家战略竞争中讨价还价的工具。比如，当前中国玉米和高粱进口高度依赖美国、大豆进口面临美国的“隐性控制”，鉴于中美竞合关系的不确定性和长期性，玉米、高粱和大豆供应链面临可能中断的风险。7另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孟山都（Monsanto）为代表的跨国种业公司通过转基因技术垄断了美国、巴西和阿根廷95%以上的大豆种植，美国95%以上的玉米种植，这进一步强化了全球粮食生产的垄断性，加剧了中国粮食国际供应风险。8 注释：略 基金：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4批面上资助项目“中国粮食安全的国际合作路径研究”(2023M741317) ;2024年度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B档)“中国粮食国际供应链面临的风险及应对机制研究”(GZB20240256) 作者简介：焦玉平，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