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咸阳有个很出名的村子叫袁家村，每年光旅游收入就有十亿元，其实这个村子七十年代就搞得很好，远近闻名。

袁家村的郭裕禄从1970年回村当生产队长，当时袁家村是一个“点灯没油，耕地没牛，干活选不出头”的穷村庄，连年吃返销粮，村里人也不团结，见面连个招呼也不打，一副破败不堪的景象。郭裕禄身先士卒，改造农田，用几年的功夫解决了吃粮难题，把穷村庄变成了交粮大户，成了咸阳地区头名状元，成了全县乃至咸阳全地区的先进典型。1979年上交国家商品粮二十多万斤，1981年公共积累五十九万元。郭裕禄也因出色的表现，成了党的十一大代表。

袁家村人吃饱了肚子，又开始发展工业，办工厂，几年功夫，水泥厂、硅铁厂、养牛场、建筑队、海绵厂、金属结构厂、建筑公司、汽车运输公司便如雨后春笋创办起来了，成了一个工业村，富裕村。1979年，袁家村人不但就地变成产业工人，周边村庄到袁家村做工的也有200多人，每年从袁家村领走的工资高达80多万元。

七十年代，尤其是七十年代后期，全国像袁家村一样的村庄有好多，而且开始呈加速涌现的势头。山西汾阳的贾家庄是这样，1979年已经积累下百万元的集体资产。河南漯河的南街村是这样，七十年代末也就是远近闻名的先进村了。

后来，这些先进的村庄突然就不先进了，甚至成了落后的了，还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河北的周家庄如此，“老坚决”雷金河受不住压力了到北京去托关系走后门，最后河北省长李尔重出面作保才抗住压力。山西贾家庄也承受了不堪忍受的压力，“上边放，下边望，中间有个顶门杠”，“顶门杠”指贾家庄的老书记邢利民。

学先进，赶先进，自古以来莫不如此，凭着先进不学，还给他们施加那么大的压力，算哪门子事嘛！

假如学习袁家村的风气得以延续，会出现千千万万个袁家村，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一定灿若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