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他们心里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别人眼中的中国我们可能不太清楚，不过“黄维兵团”里的黄维，可是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大国风范。

经过多年的改造，他的子女慢慢长大成人，还都是名校毕业。他自己后来也获得了特赦。当他回乡去探望已逝的“老朋友”时，还一直念叨着真正可爱的中国。

1904年2月13日，黄维在江西省贵溪县盛源乡黄家村出生，家庭条件不错，也接受了良好教育。1918年，14岁的黄维以优异成绩考进江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那儿，他碰到了方志敏，方志敏可是个能改变他一生的人。

开学没多久，黄维就认识了方志敏，方志敏是赣东北的老乡。他俩一见面就特别投缘，方志敏比黄维大些，老是很照顾黄维。黄维，对方志敏的学问和谈吐佩服得不行，老是跑到方志敏宿舍去请教问题。

有一回，黄维在方志敏的宿舍瞧见了《新青年》、《向导》这类进步书刊。书里的新思想把他给吸引住了，在这些书刊里，黄维听到了要打倒军阀列强、引导被压迫民族去斗争求解放的声音，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于是就有了别的念头。

方志敏毕业后打算去广州找孙中山先生，一块救国救民做大事，黄维知道这个消息后，被深深打动了，就打算和方志敏一块儿跑到广东去，闯出一番事业来。

1922年初，黄维毕业就回了家乡，当上了国文教员。不过，学生时代接受的思想启蒙，再加上方志敏的影响和引导，他心里一直琢磨着要为国家和民族做些好事。

1923年的时候，黄维收到同学来信，信里说孙中山打算在广州办黄埔军校，上海有招生点。黄维就打算先到南昌找方志敏，俩人一块儿去报考。

1924年初，黄维自己一个人到了南昌。刚下火车，他正愁不知道咋去找方志敏，嘿，就在汽车站候车室，看到方志敏正在人群里慷慨激昂地演讲。这两人可高兴坏了。黄维跟方志敏讲，想和他一块儿去上海考黄埔军校。巧了，方志敏当时也正有这个念头。两人想法一致，马上就一块儿出发去上海了。

第二天，这两人就到上海了。等他们赶到报考的地方一看，哎，报名还没开始。而且，还有人传这学校不一定能办得起来。这时候黄维兜里的钱都快花光了，他不想就这么着回家，也不甘心干等着。黄维没什么人脉关系，于是就打算先找个小工做着，留在上海等报考。

方志敏知道黄维的想法后，就找了个熟人来帮黄维解决吃住这些最基本的问题。这个熟人，又通过托关系把黄维介绍到上海三星制铁厂，让他在机器铁工部工作。黄维这人学得快，干活还认真又卖力，所以特别招人喜欢。

过了三个月，黄维从方志敏那儿知道了黄埔军校招生和报考的准确消息。他俩就一起去报考黄埔军校，初试也都过了，正打算去广州复试。但这时候方志敏说自己的事儿还没办完，要推迟去广州的时间，就没和黄维一块儿到广州参加复试。没想到，这一回就成了他俩的永别。

方志敏在1923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俩分开之后，方志敏就按照党的指示回江西去了。在江西，方志敏领导了特别有名的弋阳横峰起义，还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可到了1935年的时候，方志敏被国民党抓住，最后被杀害了，真的太可惜了。

黄维一个人去了广州，到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报了到，后来复试也顺利通过了。经过几年的学习，黄维就从黄埔军校顺利毕业了。

后来参加了北伐战争。不过在1927年发生政变之后，他就始终追随着老校长蒋介石了，成了国民党军队里一位很重要的军事将领，他俩最后走的路可是完全不一样。

1948年11月的时候，黄维兵团在宿县附近的双堆集被包围起来了。经过一个月的挣扎，黄维最后决定突围。他心里明白这次突围成功的希望不大，所以还准备好了安眠药，打算在紧急关头吃药自杀。

突围的时候，有几个将领都坐上坦克想跑。黄维那家伙运气可真差，他坐的是一辆最新款的坦克。嘿，谁能想到，就是这辆从来没启动过的新坦克出故障了。结果，黄维就被俘虏了，然后就开始了好多年的改造生活。

自打被俘的第一天起，黄维就成了人们口中的“刺头”。一开始的劝降信，他坚决不签名，而且态度特别强硬，非常不配合。

黄维，他心里有自己的主意。他觉得，“只能有战死的烈士，可没有偷生的将军”。就因为这样，他不想投降，就想一直打下去，哪怕死在战场上也行。结果，最后黄维和其他国民党的将领就被送到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去了。

可一到功德林，黄维就跟那儿的管教人员对着干了。他连悔过书都不肯写，还一直觉得自己没罪，根本就不需要悔改，就只是为自己领导下十几万大军溃败感到难为情罢了。所以在战犯和管理人员看来，黄维就是个典型的“顽固分子”，也正因为他这么顽固，才成了最后一批被特赦的人员。

他是个毫无悔过之心的人，那得发生什么样的事儿才能让他改变？特赦之后，他去祭拜好友方志敏的墓地，因为自己不能像方志敏那样报国为民而特别后悔，还称赞现在的中国，这得是多大的转变！

而这主要是因为，他是个战犯，可共产党给了他好多优待。他好几次都到了快没命的时候，共产党又把他给救回来了。他的子女也没因为他的事儿被刁难，还顺利考上大学，从名校毕了业。

黄维进功德林三年多的时候，突然病得很重，一下子就被紧急送到职工医院去了。他心里清楚，自己这身体怕是快不行了。而且，他一直对共产党有成见，压根就不相信共产党会用心给他治病，于是就开始破罐子破摔，拒绝接受治疗，就想这么着解脱算了。

这时候的黄维，一身的病，结核病就好几种，还引发了腹膜炎、肋膜炎之类的病。他这次病危，就是腹膜炎一下子变得特别严重导致的。现在他病情非常危险，得赶紧注射链霉素、强心剂，输葡萄糖，还得做手术才行。

黄维病了，病得很严重，这事儿连当时担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都惊动了。为了把黄维救活，周恩来总理批准了一件事，就是用外汇去买进口的特效药，而且还召集了一些专家，组成了一个医疗队，就盼着能把黄维的命给救回来。

那时候，国内还造不出治疗结核病的药，主要得从苏联进口。苏联的药效果不咋地，英、美两国的药质量倒是挺好，可人家对中国大陆封锁，这药想得到可太难。

黄维最后治病用的药，都是专门派人到香港、澳门买回来的，所以他治病很及时，效果也挺明显的。

另外，不只是黄维，好多国民党战犯都有过病得很厉害的时候。不过在共产党积极的治疗下，病情都及时被控制住了。黄维这四年里，病情老是变来变去的，有好几次都在生死线上晃悠了，但也都被救过来了。

他病情恶化最厉害的时候，在医院每四个小时就得打一针青链霉素，总共打了300多针。要知道，他可是个战犯，却用着好不容易才高价买来的药，还投入这么多，也不计成本，而且有专业的医疗队照顾他。黄维经历了这件事，就一直在想，这到底是为了啥？

这时候，黄维慢慢就想起共产党之前对国民党战犯公布的宽大政策、改造政策了。他开始明白，共产党是值得信赖的。他，曾经可是共产党人的敌人，可共产党不但不杀他，还想尽办法把他从死神手里给救回来，这怎能不让黄维满心感动？

黄维在接受了四年精心的治疗和护理之后，结核病彻底治好了，他的想法也发生了改变。他讲过：“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条命。我这病这么严重，还病了这么长时间，搁以前的话，我就算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得死翘翘。”

共产党对国民党战犯那叫一个宽容、体贴还优待，战犯们可都深深感受到了。他们老说这么一句话：“当咱们受到疾病和死亡威胁的时候，那些管教就像亲人一样对待咱们。”那时候有123名战犯得了肺结核，到1953年的时候可全都给治好了。

不止，周恩来总理还亲自指定战犯吃细粮。像国民党中将黄维，每天都有牛奶、鸡蛋专门供应来补充营养。

1959年12月初，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第一批战犯特赦名单。黄维，按说应该在这一批被放出来的名单里头的，但是他这人太顽固了，认罪的态度差得很，战犯管理所就不同意放他。

1975年3月18日，毛主席和周总理觉得那些被关押的战犯，都已经被改造了20多年，大体上都有了改恶从善的表现，于是就把他们全部释放，一律给予特赦。

这一回特赦的战犯有293名。国家对他们可好了，要是想工作，就给安排工作；要是生病了，公费给治；要是没工作能力，国家养着；要是想回台湾，路费给得足足的让回去，这待遇简直棒极了。

另外，被释放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拿到了新做的衣服，还有一百元零花钱。而且，在北京给他们开了欢送会，在这个欢送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他们，还宴请了他们。

黄维跟其他被特赦的战犯一道参加了招待宴。他还代表293名战犯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写了封感谢信，这封信在招待宴席上被宣读了，后来又被转交给了毛泽东。

完事之后，黄维都已经71岁。他，就想带着自个儿的老婆回江西贵溪去安享晚年。可中央希望他留在北京，让他做政协文史专员，每个月能拿200元工资。结果，他最后就留了下来。

1975年6、7月的时候，有部门组织了一群民主人士去各地参观，他们先后去了延安、西安、宝鸡、洛阳、郑州、三门峡这些地方。

在延安，黄维看到了毛主席、周总理于抗日战争时期住过的窑洞，那条件可太艰苦了。但共产党的领袖们，就是在这种条件下，领着老百姓创立了新政权。黄维深深感受到，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这也恰恰是他最希望看到的。

1977年10月，建国28周年的庆祝活动刚结束，黄维就和小女儿黄慧南到各地去参观考察了。他们参观南昌革命烈士纪念馆的时候，黄维在馆里的革命烈士名册上看到好多熟悉的名字，这些人都是他的同学或者老师。

就因为这事儿，黄维觉得特别羞愧。想当初，那些朝气蓬勃的同学，还有那些苦口婆心教导他的老师，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都壮烈牺牲了。可他，自己是个反动派，是对人民犯了罪的人，却还好好地活着，这心里头，那叫一个难受。而且，他在名册上还瞧见了方志敏的名字，一下子就特别有感触，马上就决定去祭拜方志敏烈士墓，去看看这位好友。

黄维赶到方志敏烈士的墓地，瞧着墓碑上“方志敏烈士”这几个大字，他眼眶瞬间就红了，一个劲儿地鞠躬。

好长时间过去了，他才终于张嘴说起自己心里头的悔意。想当年，在方志敏的引导下，他一步一步考进了黄埔军校，那时候还盼着自己以后能当个将军，成为一个对国家和老百姓有用的人。可他回头看看自己的前半生，却发觉自己老是在给反动派卖命，还让国家和老百姓遭受了特别严重的灾难，真是悔得肠子都青了。

在墓前，黄维说出了心里话。这么多年的改造，共产党多次救他性命，这都是再造之恩。他这才明白，自己以前确实是走了错路。共产党对待战犯，不但没报复性地惩治他，还用心帮他改造，多次挽救他的生命，这就相当于给了他新的生命。所以，黄维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余生为祖国和人民贡献力量。

1975年9月30日，周总理发出邀请，黄维收到请柬后提前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见到周总理时，黄维跟身旁的人讲：“周总理那就是天地间的浩然正气，从古至今的完美之人，今天能在这儿见到总理，这一天会让我一辈子感动，到死都忘不了。”

黄维出狱后担任的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这个职务，是周恩来专门为他们这些战犯设立的，以前可没有。

1959年新中国特赦第一批战犯之后，周恩来提出个提议，就是在全国政协还有各省市政协管着的各个专委会里，都再设一个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在这下面再设个文史专员办公室。那些被特赦的战犯就可以进这个办公室，当文史专员。

1976年周总理去世的时候，黄维特别悲痛。为啥？因为黄维现在能这样，主要是共产党对他很照顾，而这当中周总理对他的关怀可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他记起了1959年第一批特赦还有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时的情形。他还记起，妻子蔡若曙的工作和生活都被安排妥当了，儿子黄新、黄理，女儿黄敏南都考上了名牌大学，次女黄慧南也从党校毕业。这每一件事都和敬爱的周总理对他家的关照分不开。

1983年的时候，在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上，黄维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到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他还特意写了回忆性的文章，就是为了表达对那些曾经一起战斗，现在却在台湾的老同学的思念之情。

还写信给他们，略表思念之情。他在信里这样写：“盼着祖国统一，大家都有这个心思，这是人之常情。要是祖国统一能早点达成，我一定会亲自到台湾去，和你们开开心心地喝酒聊天。”

打从台湾当局开放探亲起，黄维就一直在为两岸关系尽力。他盼着在自己身体还行、生活能自己照顾自己、脑子还清醒的时候，在剩下的日子里为祖国和平统一出份力。要是做不到，这可就成他一辈子的遗憾。

黄维到了晚年的时候，老是用写信、交谈、写文章之类的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盼望两岸和平统一的想法。要知道，那时候两岸的交流可没多少。黄维晚年去台湾，就是想靠着自己的力量，推动两岸的交流，给两岸统一出点力。

1989年1月，黄维从香港回来。在这之前，他已经去过香港好几回了，去见老朋友，参加交流活动。他满心盼着两岸能够和解，都顾不上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还不辞辛劳地三次跑到香港去和老朋友们见面，为两岸关系的和解，为和平统一到处努力、大声呼吁。

黄维刚从香港回来没多长时间，就赶忙为两会筹备参会提案。两会现场报道完了之后，黄维就觉得身体不舒服。他去医院看病，因为情况不太好，就被留下来强制住院了。

那天晚上，有个老专家给黄维看病。他就一直待在黄维旁边，哪怕黄维病情稳定了，他还是放不下心。为啥？因为黄维这病特容易复发。好多人都劝他去歇会儿，可他就是不肯走。最后在其他医生的劝说下，他才出了医院。走的时候还叮嘱说，病人随时可能病情反复，得留意观察。

然而到了深夜的时候，黄维又发病了，不小心就滑到地上了，结果因为突发心脏病就去世了，这天正好是1989年3月20日。

你要是问他改造成功没，那肯定成功。也许是在他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命都快没了，共产党一次次全力把他救回来的时候；又或许是他发现自己被俘后，老婆孩子都被照顾得好好的，能接受不错的教育，没因为他而受到刁难的时候；还有可能是特赦之后，中央专门给他安排职位解决工作问题的时候；再或者是看到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如今的美好生活的时候。

黄维被特赦的时候，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童小鹏亲口告诉黄维的大女儿黄敏南：“你高考完，考分是超过录取分数线的。可就因为你爸黄维是战犯，复旦大学一开始不敢录取你。这事儿层层往上汇报，最后报到周恩来总理那儿了。”多亏了周恩来总理特别关照，黄敏南才进了复旦大学，后来从复旦大学毕业，到清华大学当上了人民教师。

正是由于中央的关心，总理的关怀，黄维的子女大多有了不错的发展。黄维也深切感受到国家的美好之处，所以他才会在老友方志敏墓前深刻反省，充满悔意，并且在晚年一直积极致力于祖国的和平统一。

就算台湾那边答应补发他当中将27年的薪水，这可是很大的诱惑，就想让他搬到台湾去。可黄维坚决不答应，他不想对任何一方有亏欠。他去台湾只是想为两岸和解出份力，去见见老朋友。他心里清楚共产党对他很好，所以怎么也不同意搬到台湾，就想留在大陆，为这个可亲可爱的中国出点小力，来弥补自己以前犯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