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在工程兵干了25年司令员的陈士榘,改为军委顾问,这意味着他从一线退居二线。
虽然担任兵种司令员二十多年,相比海军、空军等军种司令员来说,分量就不一样了。尤其到六十年代后期,过去的老部下当上海军政委,而且还进入决策层。然而陈士榘在仕途上发力,当选为中央委员,还成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之一,可以参与军队核心工作。
仅仅几年后,他就退居二线,担任军委顾问三年后,1978年正式离休。
按说那时候领导干部终身制没打破,只要是身体允许,依然可以在一线,更何况1978年时间段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节点,怎么就离休了呢?从他儿子的回忆中,不难找寻答案。
离开领导岗位后,加上动不动要写一些“说清楚”的材料,使得他很委屈。
让他感到世态炎凉的是,在八十年初自己所住的房子漏雨,反映后没人管这件事,只好找时任总参谋长杨得志。
说起他与杨得志的关系,总的来说是老战友。
因为都是井冈山下来的,都是红1军团的。抗战爆发后,他从教导大队大队长调任343旅参谋长,而杨得志是343旅下辖团长。职务上是隶属关系,职务也相差无几。
解放战争时,陈士榘担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华野参谋长,8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在晋察冀军区,担任纵队司令、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19兵团司令员。俩人一个在华东,一个在华北。
新中国成立后,陈士榘早早调任工程兵司令员,而杨得志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担任兵团司令、志愿军副司令、司令。回国后,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俩人都是大军区正职,而且都是正兵团级上将。
陈士榘晚年生活有些寂落,因为早早与妻子分开,也没有跟着子女一起生活。晚年又找一个伴侣生活。对生活,他没有太多要求,希望就是随行,自由。可待遇方面差距有些大,在任时坐红旗轿车,离休看病坐吉普车。这把他给惹恼了。
按照他的级别,是大军区正职待遇,经过相关的反映后,待遇问题得到解决。他过去打仗也好,建设工程兵也好,在困难时有没有这样过。
儿子回忆说他是工作狂,对妻儿的疏忽,对老战友的热忱形成反差。甚至有时候,可以“大义灭亲”。几个儿子在特殊年代,也让他不省心,他可不惯着,是一个严厉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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