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只猴子，胡适和鲁迅杠上了。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胡适和鲁迅曾有过一段思想“蜜月期”。乘着白话文的新风，两人分别在《尝试集》与《呐喊》中诠释了相似的儒学观念，以及对西方人道主义艺术的思考。

可自从胡适宣布要回头研究古文起，两人就闹掰了。喜欢与人“缠斗”的鲁迅，认为胡适的行为是历史的倒退，因而不时在文章中对其进行口诛笔伐。而胡适对此则很少辩驳，直到鲁迅针对一只“神猴”的原型展开研究，两人才再一次在学术争论中你来我往。

1923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这只神猴的原型，很可能就是《山海经》记录的淮涡水神巫支祁。同年，胡适则认为，该猴子并非“国产”，而是自印度进口的哈奴曼神猴；至于鲁迅所认可的巫支祁形象，虽有可能是这只“神猴”演变至今的原型之一，但若要论根源，则还要以“外来说”为准。

两人的争论，不意竟让学术界吵了近百年。究竟是怎样的一只猴子，能引起百年争论呢？

没错，就是四大名著《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六小龄童版的《西游记》孙悟空。图源：影视剧照

作为中国最受欢迎的神猴，《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一出场就彰显不凡。

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灵石孕育的石猴，在群猴的拥戴下，于花果山占山为王凡三百五十载。后为求长生不老仙术，跋山涉水，奔赴西牛贺洲三星洞拜须菩提老祖为师，习得绝技地煞七十二变和筋斗云，并被赐名孙悟空。

此后，神通初成的孙悟空先大闹龙宫取得如意金箍棒，再打入地府勾去生死簿。几番折腾下来，不仅毫发无伤，还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迫使玉帝封其为齐天大圣。直到与如来打赌斗法落败，才被无情压于五指山下。五百年后，遇唐僧西天取经乃出，一路护送，保其修成正果。

▲孙悟空被压五指山。图源：影视剧照

可以说，在吴承恩的设定下，孙悟空在西游神话世界里几乎上天遁地，无所不能。

无独有偶，《山海经》中记载的水妖“巫支祁”，最早便诞生于豫南桐柏山的花果山间，为天生神猴，娶龙女为妻，并在洪泽湖内设立龙宫，自号水神。巫支祁能言善辩，通晓世上一切水系的地势高矮、水流深浅，长得也形似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身手迅猛且力大无穷，无论是搏击跳跃，还是快速奔跑，只要一动身，只消瞬间就能走出十万八千里开外，让人根本无处觅其踪迹。

作为上古时代的黄淮水妖，巫支祁还曾阻挠大禹治水。

传闻，大禹当年为治理黄淮水患，曾三度驾临淮河源头桐柏山区。每次，大禹一行来到桐柏山，巫支祁就会掀起阵阵妖风，直刮得电闪雷鸣、竭石哀号。见多识广的大禹知道，这一定是巫支祁在作祟，遂召集随行诸神及各部落首领商讨对策，并命自己的手下大将夔、龙首战巫支祁。然而，慑于巫支祁的强大，各部落首领临战怯阵，不愿出力，大禹派出去的剿妖神军也大多败下阵来。直到巫支祁遇到神将庚辰后，方才力竭战败，为大禹及庚辰合力所擒。

考虑到黄淮水患多由巫支祁而起，大禹给巫支祁的脖子锁上大铁链，鼻子穿上铜环，押至军山之下，以山石永镇之，黄河、淮河之水遂顺流入海，天下太平。

大禹抓巫支祁的故事，后来也成为“禹王锁蛟”传说里的一个版本。根据这则故事，宋代名相李昉等人在编撰《太平广记》时，有意引唐朝小说《戎幕闲谈》，为禹王锁巫支祁续写了一则神话传说：

“有李汤者，永泰楚州刺史，问渔人见龟山下水中有大铁锁，乃以人牛曳出之。霎时风涛陡作，有一兽形如猿猴，高五丈许，白首长鬐，雪牙金爪，闯然上岸，张目若电，顾视人群，欲发狂怒。观者畏而奔走，兽亦徐徐引锁曳牛入水去，竟不复出。”

史载，吴承恩为人“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动笔写《西游记》前，曾长期在淮安、南京等地读书求仕。以吴承恩的性格和学识，他阅览过《太平广记》的可能性极大。

但知道和参考不一定是一回事，吴承恩是否真如鲁迅猜测的一样，参考了巫支祁的形象创作出孙悟空这只神猴呢？

尽管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与巫支祁都是叛逆且不服管教的猿猴，但不同的是，孙悟空被镇压五指山之下，只是为了等待唐僧西天取经，算是故事的开始；而巫支祁被锁于龟山之下，则完全没了被驯化的过程，反倒是以作恶的力量在民间形成一个正面的形象。

自从巫支祁被镇压后，在淮河中上游的巫支祁神话中，百姓就开始同情它的遭遇。当地民间神话称，巫支祁乃孝子化龙，作恶无非是因为想摆脱身上的封印早日回家。这类说法，普遍存在于桐柏县的民间神话《蛟龙探母》《淮河的由来》等，或称之为“良蛟善龙”，如信阳地区流传的《乌龙和乌龙集》《龙蛋》等。在淮河中下游，百姓又多崇拜巫支祁的强大，称其为“水猿大圣”“水母”或“水母娘娘”。

到了元代，淮河流域百姓对巫支祁的信仰达到历史的高潮。杂剧作家杨讷在其成名作《西游记》杂剧中，首次通过孙行者自报家世的方式，向观众介绍了骊山老母、孙行者与巫支祁三者之间的姐弟、兄妹关系，借此进一步印证巫支祁的绝对神通。

▲关于巫支祁形象的猜想。图源：网络

可见，通过元杂剧及民间神话的渲染，在淮河流域，巫支祁“女性化”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即使身为淮安人的吴承恩创作孙悟空时，确有参考过巫支祁的形象，以其为孙悟空原型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更何况，在四大名著《西游记》中，孙悟空为救被黄眉大王掳去的唐僧时，曾去求助过“南赡部洲盱眙山蠙城大圣国师王菩萨”。吴承恩在书中借功曹之口告诉孙悟空，此菩萨曾收伏“水母娘娘”，本事十分了得。后来，孙悟空前往盱眙山搬救兵，见到了传说中的国师王菩萨。国师王菩萨也对孙悟空说：“你今日之事，诚我佛教之兴隆，理当亲去，奈时值初夏，正淮水泛涨之时，新收了水猿大圣，那厮遇水即兴，恐我去后，他乘空生顽，无神可治。今着小徒领四将和你去助力，炼魔收伏罢。”

显而易见，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绝无可能与“水猿大圣”“水母娘娘”巫支祁是同一角色。

鲁迅的观点存疑，胡适的看法就一定正确吗？

事实上，胡适的观点参考了俄国男爵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的猜想。钢和泰是20世纪初著名的汉学家、梵语学者。为了研究梵语，胡适、陈寅恪、赵元任、王云五、汤用彤、吴宓、季羡林等都曾拜他为师。

钢和泰认为，吴承恩的《西游记》故事与希腊、印度及西方诸多神话故事类似，都是各类神话流传演变之后，作者从中摘选关联信息总结出来的一个完整神话体系。也就是说，在吴承恩撰写《西游记》以前，西游故事已经为世人所熟知。

根据钢和泰给出的指引，胡适很快找到了一部名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宋代小说。这部神话小说的作者首次将玄奘西行写成了一个虚构的神话，并为其配备了以猕猴形象现世的“猴行者”，一路保驾护航。在介绍“猴行者”的章节中，作者为突出其形象，还专门替“猴行者”取了个外号——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并介绍猕猴王在遇到玄奘之前，曾因偷吃王母娘娘的蟠桃，被天庭发配至“花果山紫云洞”。

▲孙悟空准备偷吃蟠桃。图源：影视剧照

胡适认为，吴承恩开篇就将孙悟空引至花果山水帘洞并非巧合，很有可能是在阅读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后，为避免与前人所写内容产生重复，才发明了一个“花果山水帘洞”来续写孙悟空的传奇。

另外，猴行者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以“八万四千”来计数也并非胡诌。胡适考证说，在佛教概念中，八万四千常常用于表达很大的虚数，如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佛、八万四千劫等等。因此，他坚信，猴行者若与佛教存在某种必然联系，那么“孙悟空”这只神通广大的猴子，其形象原型也必然源自某个印度神猴。

巧合的是，在印度最早的史诗《罗摩衍那》里，还真就记载了一只法力无边的印度神猴哈奴曼（Hanuman）。哈奴曼是风神之子，红脸，短粗脖，全身长满白色的毛，拥有火眼金睛及四张脸、八只手，还有一条巨长且巨粗壮的尾巴，活脱脱就是中国神话里“哪吒+孙悟空”的嵌合体。

▲印度挂历中的神猴哈奴曼。图源：网络

与孙悟空一样，哈奴曼也懂多般变化，还能腾云驾雾，一个筋斗就从印度半岛的最南端飞到斯里兰卡。而且，自出世之日起，哈奴曼就已习得“大闹天宫”的本领，在天界大吼大叫，还差点把太阳当成仙桃吞到肚子里。在印度神王因陀罗的阻挠下，才没因此闯下大祸。

初生的哈奴曼经常闯世界翻筋斗。一次，飞跃楞伽山（即斯里兰卡，传闻佛曾在此处讲经）时，不慎钻进罗刹女索拉萨的肚子里，将她的肚子胀破。罗刹女在印度神话中就是各类女妖、女魔、女恶鬼的总称。有趣的是，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几乎每回解救被女妖掳走的唐僧时，总要闯入女妖怪的肚子中一探究竟。

由于《罗摩衍那》主要讲的是阿逾陀国王子罗摩（印度主神毗湿奴的化身）解救妻子的历险过程，因此在撰写这部神话时，作者也用了近似唐僧渡劫的笔法，给罗摩安排了多个助他历劫的帮手，“风神之子”哈奴曼就是其中之一。

《罗摩衍那》交待了哈奴曼与罗摩相遇的场景：

罗摩失了他的妻子西妲，决计报仇，遂求救于猴子国王苏格利法。猴子国有一个大将，名叫哈奴曼，是天风的儿子，有绝大神通，能在空中飞行，他一跳就可从印度跳到锡兰（楞伽）。他能把希玛拉耶山（今印尼马达山）拔起背着走。他的身体大如大山，高如高塔，脸放金光，尾长无比。他替罗摩出力，飞到楞伽，寻着西妲，替他们传达信物。他往来空中，侦探敌军的消息。

后来，哈奴曼保护罗摩王子，征服了楞伽的敌人，夺回西妲，陪他们凯旋，回到阿约爹国。罗摩凯旋之后，感谢哈奴曼之功，赐他长生不老的幸福，从此哈奴曼修成“正果”。

虽然哈奴曼修成的“正果”是通往幸福的爱情，但以其为孙悟空原型的观点，还是得到了历史学家陈寅恪的进一步确认。

▲历史学家陈寅恪。图源：网络

陈寅恪也是钢和泰的学生。通过研究佛经，陈寅恪发现，中国古代许多章回体的小说与敦煌经书里的佛教故事系出同源。他据此推测，这很有可能是佛教在传入中国的汉化过程中，佛教徒有意为之。他又以另一部佛典《贤愚经》作为复证，发现“大闹天宫”的桥段并不止出现在一部印度神话中，但奇怪的是，所有记载着“大闹天宫”的印度佛典一经传入中国，就会被人统一整合，流传至今。

如此看来，以胡适为首的“哈奴曼说”似乎是目前最接近孙悟空原型的猜想。

可细想一下，无论是胡适还是陈寅恪，似乎从未提及《罗摩衍那》何时传入中国，也未介绍《罗摩衍那》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万一这部史诗传入中国之前，西游故事已在华夏大地成型，这样的论证岂不本末倒置了？

自20世纪50年代起，胡适以哈奴曼为孙悟空原型的假设遭到了学界的有力反驳。古典文学专家吴晓铃在论文《“西游记”和“罗摩延书”》中指出，在古代，中国人民是知道《罗摩延书》（罗摩衍那）的，但是知道的人并不很多；而且，对于《罗摩延书》的故事内容的了解是很不够的，只是从“释典翻译文学的夹缝里挤出来的一点点的、删改得面目全非的《罗摩延书》故事片断”而已。

在《罗摩衍那初探》一书中，史学家季羡林则指出，孙悟空是一个受多元文化影响、兼收并蓄的艺术典型。他认为，孙悟空这一形象初期的确有借鉴《罗摩衍那》的痕迹，但在后期与本土文化融合的过程中，还是免不了要沾染上一些“巫支祁”的元素。所以，与其给孙悟空形象判定一个非此即彼的答案，倒不如说“孙悟空”是吴承恩在总结了漫长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历史文化后创造出来的一个“不老神话”。

▲《罗摩衍那》里的哈奴曼。图源：网络

于是，在季羡林提出“阶段融合说”之后，学者们又为“孙悟空”找来了更多的现实原型，如“石磐陀”“车奉朝”等。

最早提出“石磐陀”为孙悟空原型的，是古典文学专家张锦池。

在其所著的《西游记考论》中，张锦池指出，孙悟空的现实原型应为《三藏法师传》所记载的玄奘胡人弟子石磐陀。理由是，孙悟空之于唐僧，石磐陀之于玄奘，两者的关系有太多相似性。譬如，石磐陀是在玄奘西行最困难时收的第一个弟子，而孙悟空与唐僧关系的开始，正是由于唐僧西行历险，孙悟空乃出。

除此之外，敦煌学者段文杰考证，今天甘肃省瓜州县东南约90公里的东千佛洞内有两幅“取经图”，描绘的正是当年玄奘西行取经的场景。壁画中，玄奘后面跟随着一位满脸长毛、两眼环形、鼻孔向前、獠牙外露的猴形人，就是真实的石磐陀。

据考证，石磐陀的家乡位于今甘肃省瓜州县锁阳城一带。唐贞观三年（629）玄奘西行取经时，途经瓜州，曾在当地寺庙讲经一月有余。期间，胡人石磐陀受其感化，自愿牵着识途老马助玄奘夜渡葫芦河、闯玉门关、越五峰、入新疆。

▲敦煌壁画里的猴子形象即石磐陀。图源：网络

由于石磐陀乃胡僧，胡僧与“猢狲”音近，在宗教思想的传播过程中，“唐僧取经，胡僧帮忙”讹传成了“唐僧取经，猢狲帮忙”。加上石磐陀姓“石”，且形似猴子的外表，《西游记》里自然而然就出现了花果山山顶一石卵“因见风，化作一石猴”的故事片段。

不过，与孙悟空相比，石磐陀面对困难却没有锲而不舍的精神。

玄奘西行时，正处于唐朝立国之初，国际关系不稳，朝廷也没有同意玄奘出境的请求。可为了求取真经，他还是毅然走上了“偷渡西去”的道路。玄奘与石磐陀抵达新疆时，“西行”也才刚刚开始。考虑到自己可能背负偷渡的罪名，更何况西域之外前路茫茫，石磐陀遂打起了退堂鼓。他不顾玄奘的阻拦，毅然抛下了师父，强迫玄奘与其划清界限，并调转马头一路向东，让玄奘一人在大漠中受尽风沙的摧残，艰难西征。

或许是考虑到石磐陀的劣根性，吴承恩在创作孙悟空形象时，才会写出孙悟空中途多次放弃取经的念想，需要唐僧念“紧箍咒”方能改邪归正。

虽然没了石磐陀的帮助，玄奘的西行之路困难重重，但总算有惊无险。贞观十六年（642），一路风尘的玄奘终于抵达了梦想的取经之地——天竺。在那里，信仰佛教的戒日王感念他的辛苦，特地给了他一本“通关文牒”。从此，玄奘正式成为有牌照的取经僧人。

史书记载，玄奘西行求法，主要从事译经工作。在返回大唐后的约二十年间，先后译出大小乘经论共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这些经书广泛影响了唐朝僧人，因此，继玄奘之后，唐朝又有义净、惠日、车奉朝、玄照等僧人西行取经。

好巧不巧，在这些西行的僧人中，车奉朝的法号就是“悟空”。

据《泾阳县志》记载，车奉朝是北魏鲜卑贵族的后裔，自小天资聪颖，喜欢汉籍典章。20岁那年，曾以随团将军的身份，护送罽宾国（在今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使者返回西域。此后六年间，车奉朝随团走遍了安西、帕米尔高原，最终在罽宾东都犍陀罗卧病不起。

使团东归之日，车奉朝也没能病愈。留在犍陀罗养病的他，遂拜当地的“三藏法师”舍利越摩为师，剃度为僧，取法名达摩驮都，在那烂陀寺学经三年。之后，学业大成的车奉朝开始效仿唐玄奘，遍游北天竺、中天竺各国，访佛家遗迹，学习梵文。圆满取经后，才发愿东归大唐。

由于他的经历十分特殊，待车奉朝于贞元六年（790）返回大唐时，唐德宗已早早为其安排了去处，敕命车奉朝住在长安章敬寺，并赐法号“悟空”。

贞元十六年（800），高僧圆照在编撰《贞元释教录》时，以车奉朝在罽宾、天竺、安西、河西传教的经历写成《悟空入竺记》，纪念其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的杰出贡献。于是，在日后西游故事的流传演变中，“悟空”“三藏法师”“入竺”等元素便被道听途说地融合到了孙悟空身上。车奉朝虽然不是玄奘的弟子，但他的精神一点也不输给玄奘。就冲这一点，吴承恩将其当作原型融入孙悟空的创作中，亦可以理解。

▲四大名著《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图源：网络

自胡适与鲁迅论战算起，时至今日，关于孙悟空原型的讨论已过去整整百年。虽然仍无定论，但，这就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时而看见古老的神话，时而看见真实的历史。

正如《道德经》所言“道可道，非常道”，“悟空”实际上就是“悟道”，真正的得道，需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蜕变至“无念”的境界。“无我”，或许就是真正的孙悟空！

参考文献：

[明]吴承恩：《西游记》，中华书局，2009

朱自清等：《西南联大文学通识课》，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

季羡林：《罗摩衍那初探》，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

吴晓铃：《吴晓铃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张锦池：《西游记考论》，人民出版社，2019

张同胜：《<西游记>与“大西域”文化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梅新林等：《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谢玉冰：《神猴：印度“哈奴曼”和中国“孙悟空”的故事在泰国的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董定一：《明清游历小说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