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际，关中大劫，生者陷于战火，地下世界也不得安宁。

赤眉军入关中，大肆掳掠，西汉诸陵几乎全被盗掘。西汉讲究“事死如事生”，流行厚葬，要求死者所用如同生人。帝陵之中尽是奢靡景观，死者穿金缕玉衣，陪葬之物不可胜数，从金钱玉帛，到车马人偶，乃至珍禽异兽。

《晋书·索靖子綝传》里说：“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耗天下三分之一财力，只为营建一个死后居所。武帝的茂陵，修筑时间长达53年，光是这里面的财物拿出来，不知可以让多少人成为巨富。面对如此巨大的诱惑，不少人赌上身家性命，也要盗掘陵墓，博取富贵。因此，盗墓活动屡禁不绝。

关中沦陷之后，赤眉军不仅发掘帝陵，洗劫宝物，还有人看见玉匣里的死者栩栩如生，心生淫邪之念，污辱尸体，连吕后也不能幸免。当然，这可能是史书的夸大之词，但足以让人感受到现场之惨烈：玉匣被扒开，王侯将相的尸骨暴露于野外；珍宝散落一地，遭人哄抢。这一刻，汉室威严荡然无存。

建武五年（29），刘秀下诏修复长安园陵。西汉帝陵的惨状，在刘秀心中留下了极大的阴影。等到给自己修建寿陵时，刘秀不由得忧虑起来，他说：“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一切从简，不起山陵。或许，这样才能让自己的陵墓永远安宁，不被打扰。

▲刘秀画像。图源：网络

建武二十六年（50），刘秀来到邙山给自己的陵墓选址，在临平亭东南处，只见“河水洋洋，舟船泛泛”。此处地势高敞，襟山带水，实乃风水宝地。倘若死后能长眠于此，那么子孙万代都将因此而受益。将作大匠窦融说：“园陵广袤，无虑所用。”也就是说，空间足够宽裕，适合大兴土木。

继东周之后，北邙山再度迎来了长眠的王者。

东汉即位有14个皇帝，其中两位少帝被废，因此仅修建十二座帝陵，除献帝禅陵位于今焦作市修武县境内，其余均在洛阳附近。

根据《帝王世纪》的记载，东汉帝陵可分为南北两个区域：洛阳城西北方向有5座帝陵，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灵帝文陵，又被称为“邙山五陵”；东南方向有6座帝陵，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殇帝康陵、质帝静陵、桓帝宣陵。

▲东汉帝陵分布图。图源：钱国祥《东汉洛阳帝陵的布局与归属辨析》

唐人王建诗云：“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古时的洛阳城是一个热闹而又巨大的名利场，世人在其中享受着荣华富贵，也追逐着功名利禄。而洛阳城附近的台地则埋葬着无数帝王将相，不论他们生前多么显达，死后都归于沉寂。

如今，我们站在邙山之上，看到的也不过是几个小山丘。而且，由于盗掘严重，加上文献散佚，人们对于哪座陵冢归属哪位皇帝，都无法下一个确定的结论。

关于刘秀的原陵就有一个疑问。在孟津老城西八里，黄河南岸的白鹤乡铁谢村，有一个叫“刘秀坟”的地方。传统观点认为，刘秀坟就是原陵。此地有陵冢、光武祠，还有历代的石碑，时代最早者为北宋开宝六年（973）的《大宋新修后汉光武皇帝祠碑》，记载了宋初重修光武帝祠之事。

极有可能是宋人把原陵的位置搞错了。刘秀坟距离东汉洛阳城址13公里，即汉代约30里，远远超过了典籍记载的15里。而且，铁谢村海拔太低，不符合“风水”。在邙山上，人们发现了三座独立大冢，自北向南依次为大汉冢、二汉冢和三汉冢，其中，大汉冢封土直径约 156米，规模最大，距离东汉洛阳城约6.2公里。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大汉冢才是原陵。

与西汉帝陵相比，东汉帝陵面积缩小，设施简化，结构减省，大量随葬瓦器。这些都要归功于刘秀的提倡。刘秀死时，曾下遗诏：“朕无益百姓，皆如汉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他希望能像汉文帝一样实行薄葬。

在西汉诸帝中，汉文帝是一个异类。他修陵墓，用瓦器，也不起封土，开创了皇帝薄葬的先河。西汉末年的刘向曾说过一个故事。一日，汉文帝来到霸陵，大概是感到生命无常，于是交代起后事：“以北山石做外棺，用苎麻丝絮堵住缝隙，再用漆粘起来，这样还能破开吗？”有人回答：“假如棺里有诱惑，即使用南山做石椁，也会有缝隙。如果里面没有诱惑，即使没有石椁，也不用担心。”言下之意，只要没有金银财宝，就不会有盗墓贼惦记。刘秀推行薄葬，应该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严格意义上说，两汉的薄葬其实并不薄。汉武帝时，就有人从霸陵盗取钱币，将大量货币埋入地下，显然是厚葬的行为。刘秀之子、中山王刘焉死后，调来河北各郡的名贵柏木和黄肠石，征发六州十八郡的劳役，大修陵墓，极尽奢侈。

到了曹魏时期，帝陵规模继续缩小，不封不树，帝陵无地表标识，陵寝建筑也少，也没有珍贵的陪葬品。正如曹丕在《终制》里说的那样：“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

从长安，到洛阳，不知上演了多少厚葬致祸的惨剧。无论多么显赫的权势，总有消散的一天。

▲曹丕。图源：影视剧照

刘秀自然无法想象两百年后的场景。在他的时代，新王朝正冉冉升起。若要奠定万代之基业，必须解决一个名分问题：再建汉朝，究竟是中兴，还是创业？到底是尊崇汉统，还是别于汉统呢？

当时，长安被攻破，宫室遭焚毁，帝都成废墟，典章图籍不知所踪。汉家制度，无从传续。旧典不存，也无旧臣。刘秀的身边，基本上都是豪族强宗。他起家时，得到了南阳豪族的支持。平定河北，又拉拢了巨鹿、真定、渔阳等地的豪族。同时，他又与扶风窦氏、安定梁氏、扶风马氏等关陇人士联合。可以说，豪族就是东汉王朝的支柱。

或许，东汉陵墓规模的缩小，也与此有关。在西汉，国家掌握了一个庞大的人口群体——刑徒，他们是修建宫室陵墓的主要劳动力。到了东汉，很大一部分人口要给豪族吃掉，国家能够役使的劳动力减少，如何能完成西汉那般规模宏大的工程？

地下世界还有许多变化。西汉时期，皇帝和皇后虽埋葬于同一陵园，但位于陵园内的不同位置，但在东汉，帝后葬于一室。这很可能是受南阳豪族墓葬传统的影响。刘秀的舅舅、南阳豪族樊宏死时，遗言要求与夫人同坟，光武帝十分赞同，还推广这种墓葬方式。

再比如，西汉承秦制，陵寝坐西朝东。王莽由儒生而皇帝，附会周礼，托古改制，陵区逐渐有转为南向的趋势。到了东汉，刘秀以及诸功臣，多半习儒术，因此，东汉帝陵采用死者头向北、陵墓朝向南的周礼。

这些变化都说明了一个事实：汉制，已然走上了另一条路。所谓刘氏天下，是刘秀的刘。

当然，刘秀不可能公然宣扬此事，为了收拢人心，他必须坚称自己是“中兴之主”。而洛阳的确还存在着一个群体：他们忘不了旧日的辉煌，同情前汉，思念长安。

建武十八年（42），杜陵人杜笃上书建议迁都长安：“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 《论都赋》。”一时间，身居洛阳的长安耆老都动了怀乡之情，纷纷怅然伫立，向西边望去。在《论都赋》中，杜笃先夸耀秦朝武功，之后“天命有圣，托之大汉”，高祖斩白蛇，文、景二帝守成，武帝讨伐四方。这绵延不绝的天命，只有在长安才能延续。而定都洛阳，只是天下未平时的权宜之计，为了更好地控制地方罢了。

这群“遗臣”因乡情旧谊联合在一起，试图通过亲近太子刘彊来达成回归长安的愿望。刘彊是郭皇后之子，生于建武元年，建武二年被立为太子。后来，郭皇后在政治斗争中落败，被废为中山王后，刘彊被废为东海王。因此事敏感，史书于刘彊着墨不多，多写他被废之后的恭顺。但我们依然可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建武七年（31），扶风平陵人张湛为太子太傅，辅佐太子长达十年之久。等到郭后被废，他称病不上朝。

建武十一年（35），刘秀召见扶风茂陵人郭伋，与太子诸王设宴款待，郭伋趁机进言：“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

郭皇后被废之后，刘彊自知地位不保，以退为进，主动辞让。废为东海王之后，挑选扶风茂陵人杜林作为王傅。杜林是前汉名儒杜邺之子，声望极高，还曾举荐过不少京兆人士，比如范逡、赵秉、申屠刚。

建武初年，刘秀对于这些“遗臣”十分重用，大概是因为他们出身大族，在地方极具势力，又熟悉前朝典制，可以让新王朝走上正轨。然而，刘秀是一个开创基业的君主，不可能活在西汉正统的阴影下。况且，他要依赖南阳、河北的豪族，必须坚持关东本位，那么洛阳就是最好的选择。

后来，扶风安陵人班固写下《两都赋》，高度赞美洛阳，文中还说，汉祚中缺，光武帝的出现拯救了天下，堪比“天地革命”。

长安已然远去，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

▲班固画像。图源：网络

刘秀去世之后，汉明帝继续为东汉“正名”。

按照薄葬的要求，刘秀的原陵要和汉文帝霸陵一样不起封土，但《帝王世纪》却记载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相当于今天的149. 98米，在东汉帝陵中规模最大。正如刘秀所害怕的那样，如此豪华的原陵在东汉末年就被盗掘一空了。曹丕对此评论道：“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释之忠以利君，明帝爱以害亲也。”原来，明帝为了尽孝，不听父亲遗愿，在原陵大兴土木。

《后汉书》记载：永平元年，“（明）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如元会仪。”两汉时期，每年元旦都要举办一个大型庆典——“元会仪”。公卿百官、皇亲国戚、四方来朝者、各郡国计吏都要参加。明帝即位之后，将典礼搬到了原陵，史称“上陵礼”。

上陵之礼开始于早上六点半左右。参礼的宾客基本上从夜间就要出发，赶赴原陵。等到众人到齐，仪式开始。先是百官恭立。接着天子乘舆出场，到东厢下，向西而拜，群臣立于南北两侧。这是因为刘秀的灵位在西边。皇帝拜完，百官再拜。祭拜之后，上贡食、奏乐、起舞。这时，恐怕已经到了中午。最后，各郡国的计吏向刘秀的神坐汇报工作，主要是各地的粮食价格、百姓疾苦。

可以看出，明帝有意把这个典礼还原成朝政场景。或许，他的脑海中总是浮现父亲勤政的画面，如此折腾就是为了光武帝的神魂看看这大汉天下。这种情绪折磨了汉明帝很多年。永平十七年（74）正月，明帝在上陵的前一天晚上，梦见了父亲和母亲阴氏，一家三口其乐融融。梦醒之后，悲从中来，再也无法睡下。第二天，明帝看见了母亲阴氏生前曾用过的镜匣，顿时泪流满面。

东汉末年，蔡邕参加上陵礼，体会到一种至切的孝心，不禁发出感慨：“人但见其礼，不知其哀。”

如此盛大一个场合，原陵要是太过寒酸，怎么让光武帝的神魂感受到天下盛景，怎么能唤起参与者心中的尊崇感？

▲汉明帝画像。图源：网络

当然，明帝选择违背刘秀的遗愿，大起封土，也有别的考量。明帝即位后，为光武帝另起一庙，与安置西汉诸帝的高庙分立，后来又下遗诏，不为自己立庙，而把牌位置于光武庙中。再加上极度庄严的上陵之礼。

总而言之，通过对光武帝顶礼膜拜，构建东汉王朝的法统。

明帝为自己修陵墓时，同样也遵循这一原则。他有意把自己的陵墓建在洛阳城的东南处，不与刘秀一起葬在邙山。之后，章帝敬陵、和帝慎陵与殇帝康陵都安葬在这里。正常情况下，此后东汉所有皇帝应当都葬于洛南。独留刘秀一人在邙山上，如太阳般照耀着洛阳。

然而，汉殇帝早卒，当时掌权的邓太后决定迎立刘祜为帝，是为汉安帝。汉安帝是东汉第一位“外立”的皇帝，在邓太后死后努力地扩张着自己的权势。他要为自己“正名”，便顾不上什么祖宗之法了。他追尊自己的父母、祖母，自比西汉宣帝，标榜自己是“中兴之主”。安帝比殇帝年长，不愿意葬在洛南，而是选择葬在原陵旁边，打破了多年来的礼制。

正如混乱的法统一样，东汉王朝也陷入了困境之中。豪族依然是结构性的问题，但是再没有像汉光武帝、汉明帝这样的君主能够抑制他们了。

很不凑巧的是，东汉屡屡出现皇帝早卒，幼帝即位的现象。除了汉献帝之外，汉章帝以后的所有东汉皇帝都活不过40岁。

皇帝幼小，不得不依赖母后，外戚势力坐大，史称“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外戚操纵废立，扶持年幼者上位；而“外立”的皇帝缺乏根基，又不得不依赖外戚。等到皇帝亲政，不甘心大权旁落，利用宦官打压外戚，宦官也步入权力中心。等到下一个新君即位，又再次开启一轮外戚、宦官专权，如此恶性循环。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士大夫奋起反抗，最终酿成“党锢之祸”。等到袁绍消灭宦官，才算终结这一循环。不过，士大夫的崛起并没有破坏豪族政治，只是取代了外戚宦官的位置。东汉已是名存实亡。

景初二年（238），魏明帝曹睿得知原陵被损毁，牧童践踏其上，大帝之冢残破不堪，于是下诏封禁山陵。这时，洛阳已经从董卓之乱中走了出来，重现当年繁华。而北邙山上，高墓大陵萧条依旧，只有参天古柏无言地诉说着历史。

参考文献：

钱国祥：《东汉洛阳帝陵的布局与归属辨析》，《中原文物》，2019年第1期

刘尊志：《两汉帝王陵墓反映的丧葬思想浅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梁云、王璐：《论东汉帝陵形制的渊源》，《考古》，2019年第1期

李继鹏：《洛阳邙山东汉帝陵再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5期

徐卫民、曾丽荣：《东汉帝陵制度研究》，《秦汉研究》，2021年第1期

王尔：《“长安系士人”的聚散与东汉建武政治的变迁》，《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