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1899年出生于湖北黄冈人，笔名方峻峰。陶希圣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27年1月赴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

1928年陶希圣任国民党政府南京中央军校高级政治教官兼政治部训导处处长，同年12月辞职赴上海加入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汪精卫颇为欣赏陶希圣的才华和能力，两人关系日益密切起来。

汪精卫

1931年陶希圣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以建设新中国文化为幌子，宣扬封建法西斯主义。后到北平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从事教学与著述。陶希圣潜心研究中国社会史，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挖掘和分析的独到见解，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好奇，继而引发了一场“中国社会史大论战”。

《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

陶希圣

20 世纪30 年代陶希圣在天坛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陶希圣出席了蒋介石召开的庐山座谈会，并任国民政府国防参议会议员。1938年在武汉任文艺研究会秘书长兼研究组总干事，出版反共书籍，进行反共宣传。

蒋介石

1938年12月18日正值抗日战争进入惨烈之境，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借口外出讲演，秘密出走昆明。此时此刻，陶希圣正在成都探视妻儿，收获加密电报后立时脸色大变，犹豫着，徘徊着。终于，陶希圣下定了决心，12月19日，陶希圣悄悄飞抵昆明，而后与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高宗武、曾仲鸣、梅思平等人一起搭机前往越南河内，沦为汉奸。

汉奸汪精卫

1939年8月任南京汪精卫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但以陶希圣和“外交部长”高宗武为代表的保守派，与以“中央秘书长”周佛海和“组织部长”梅思平为代表的激进派日益“水火不容”。

汉奸周佛海

随着“周佛海路线”渐成主流，陶希圣和高宗武渐被边缘化，影响力日渐削弱，受到了冷落，陶希圣没有怨言，一如既往地为汪精卫出谋划策。

汪精卫与东条英机

1939年11月1日，受汪精卫指派，陶希圣和周佛海等一起组成谈判委员会，与日本陆军少将影佐祯昭亲率的“梅机关”(影佐祯昭在上海成立的事务所，位于北四川路一座取名“梅华堂”的住宅，故称“梅机关”)谈判成立“新中央政府”事宜。陶希圣看清了真正的形势：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全面控制中国的意图已经完全暴露；另一方面，汪精卫为了得到扶持竟然毫无底线地退让，陶希圣心头遂升腾起了无比的失望和强烈的不满。

“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

1940年1月4日陶希圣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计划，与高宗武分头到黄浦滩码头，乘坐美国“胡佛总统号”轮船，一起出逃香港，将汪精卫和影佐祯昭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卖国“密约”，给国人一个交代。

高宗武

1967年4月5日，陶希圣、高宗武重逢于敦巴顿橡园

1940年1月21日，香港《大公报》在头版刊出了《汪日密约》的详细内容。旋即，重庆、上海、北平、昆明、南京的报纸纷纷转载，一时举国哗然、群情激奋。这便是“高陶事件”，史称“小西安事变”。

《大公报》在头版刊出了《汪日密约》的详细内容

高陶事件

1942年抵达重庆，陶希圣的“迷途知返”，蒋介石给予了大度的宽容，大笔一挥委以重任：“兹任命陶希圣先生为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见状，陶希圣感激涕零，暗下发誓：“从此之后唯蒋委员长之命是从！”遂尽心竭力为蒋介石分忧排愁，很快就成为蒋介石身边陈布雷式的亲信人物，于是就有了后来流传甚广的《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宣传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为国民党顽固派发动新的反共高潮制造舆论。

《中国之命运》

《苏俄在中国》

陶希圣从此更加平步青云，1943年10月任《中央日报》总主笔，积极为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推行反动政策造舆论，1946年冬被选为伪国大代表。

《中央日报》

1947年陶希圣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蒋介石私人秘书，他挟笔从政辅佐蒋介石，挑起国民党政府文化宣传工作的重担，逐渐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赢得了“蒋介石御笔”之名。

1949年初随下野的蒋介石去浙江奉化，后又随蒋到台湾。

1950年陶希圣任国民党中央复兴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主任，1952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52年，陶希圣（二排左一）与胡适（前排左一）等人在台湾

1965年陶希圣全家照

1988年6月27日在台北病逝。

陶希圣是中国近代史上是绕不过去的名字，他自谓：自己这一生，“前一半抽烟，后一半喝茶。80岁有感慨，“九十岁……连感慨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