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天，一位风尘仆仆的作家抵达延安。他就是以《八月的乡村》闻名的萧军。当时的延安正处在革命事业蓬勃发展的关键时期，文艺工作者纷纷奔赴这片红色热土。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毛主席派人传达见面意愿时，这位年轻的作家却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态度。＂不见，我挺忙的。＂这句看似随意的话语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复杂的心理？是傲气使然，还是对政治的疏离？抑或是内心深处对革命理想的某种犹疑？

1907年，萧军出生在辽宁省义县的一个普通农家。他的父亲刘清廉以木工手艺为生，在当地经营着一家小规模的木器店。刘清廉年轻时曾在军队当过骑兵，这段经历让他对军事有着独特的见解。辛亥革命后，东北地区军阀混战，刘清廉带着家人四处躲避战乱，颠沛流离的生活给年幼的萧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萧军六岁那年发生的一件事，成为改变他命运的转折点。他的母亲因无法忍受生活的重压，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服毒自尽。这个悲剧让萧军的童年蒙上了阴影，也让父子关系变得紧张。刘清廉为了弥补儿子，变卖了家中仅有的一些值钱物件，将萧军送进了当地的私塾读书。

在私塾里，萧军展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他能够快速背诵《三字经》《百家姓》等传统蒙学读物，常常得到老师的赞赏。1919年，十二岁的萧军考入了县立高等小学堂。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新文化运动的思潮，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然而，他的求学之路并不平坦。高小三年级时，因为公开批评学校的教学方式，他被学校开除。

失学后的萧军没有消沉，而是开始了自学。他借遍了能找到的所有书籍，尤其痴迷于俄国文学作品。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等著作，让他看到了与自己相似的命运。1925年，十八岁的萧军参军入伍，在部队里担任文书和武术教员。军营生活给了他大量观察底层士兵生活的机会。他开始在笔记本上记录战友们的故事，这些最初的写作尝试为他后来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萧军回到哈尔滨。他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亲历了东北同胞的苦难。在这段时期，他开始创作反映东北民众生活的短篇小说，并在《大光报》等报刊上发表。1933年，他创作了中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描写了东北农村在日本侵略下的悲惨遭遇。这部作品很快引起文坛关注，被誉为东北抗日文学的代表作。

为了躲避日伪政府的追捕，萧军不得不离开哈尔滨。他辗转各地，继续进行文学创作。这段颠沛流离的经历，反而让他的创作更加深入地触及民族苦难的主题。他的文字中透露出对故土的眷恋和对侵略者的愤怒，引起了众多读者的共鸣。

1934年冬天，萧军在躲避日伪政府追捕期间，冒着极大风险向鲁迅寄出了一封求助信，随信附上了自己的作品《八月的乡村》。当时的鲁迅正在上海积极推动左翼文学运动的发展，每天都收到大量来信。然而，萧军的这封信引起了他特别的注意。

在收到信后的第三天，鲁迅就写下了回信。他不仅给予了萧军具体的经济资助，还通过当时的地下党组织为萧军安排了到上海的路线。1935年初，经过多方周转，萧军终于抵达上海。初到上海的那天，鲁迅亲自到内山书店接待了这位来自东北的青年作家。

在上海期间，鲁迅多次邀请萧军到家中做客。每次谈话，鲁迅都会详细询问东北的抗日形势和民众生活状况。他对萧军的创作给予具体指导，不仅帮助修改文章，还为其联系出版机会。在鲁迅的推荐下，《八月的乡村》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

1935年夏天，鲁迅为萧军介绍了一份在《申报》副刊的工作。这份工作不仅解决了萧军的生计问题，还为他提供了更广阔的创作平台。在鲁迅的建议下，萧军开始尝试创作更多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他在《申报》上连载的《淘金记》，生动描绘了东北难民的生存状态，获得了读者的热烈反响。

每逢周末，萧军都会到鲁迅家中汇报创作进展。鲁迅不仅关心他的写作，还经常询问他的生活状况。得知萧军居住条件艰苦后，鲁迅立即托人在虹口区为他找了一间更好的房子。在鲁迅的支持下，萧军的创作进入了一个丰产期，先后完成了《石语》《第三代》等多部作品。

1936年夏天，鲁迅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即使在病榻上，他仍然关心着萧军的创作。9月底，鲁迅曾对前来探病的萧军说：＂你要继续写下去，把东北的事情写出来。＂这成了鲁迅对萧军的最后一次嘱托。

10月19日，鲁迅去世的消息传来，萧军立即赶到鲁迅寓所。在灵堂前，他跪地痛哭，许久不能起身。鲁迅夫人许广平后来回忆说，那天前来悼念的人很多，但萧军的悲痛最为深切。丧事期间，萧军主动承担了很多具体事务，协助许广平处理各种细节。

鲁迅去世后，萧军开始整理与恩师交往的点点滴滴。他在《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详细记录了与鲁迅相处的日常场景，这些文字成为了解鲁迅晚年生活的重要史料。萧军经常对人说：＂没有鲁迅先生，就没有我的文学道路。＂这句话不仅表达了对恩师的感激，也道出了一个时代青年作家的共同心声。

1938年春，萧军怀着复杂的心情抵达延安。初到延安时，他住在一个简陋的窑洞里，与其他文艺工作者共处一室。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十分艰苦，每天的主食是小米和糙面，但文艺工作者们的创作热情却格外高涨。

萧军最初对延安的生活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他常常独自一人在山坡上散步，很少参加集体活动。当时和他同住一个院子的丁玲发现了这个情况，主动邀请他参加文艺界的交流活动。在一次座谈会上，丁玲介绍萧军认识了当时在延安的其他作家，包括艾青、荃麟等人。这些交往逐渐打开了萧军封闭的生活圈子。

1938年夏天，延安文艺界组织了一次下乡活动。萧军被分配到延安城南的一个村子，和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陕北农民的生活状况，也见证了共产党在基层的工作方式。这次经历让他开始重新思考文艺与革命的关系。

同年秋天，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萧军被聘为文学系教员。在教学过程中，他发现学员们虽然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但都对文学创作充满热情。他根据学员特点，设计了生动的教学方法，如组织学员们用方言讲述自己的故事，再集体讨论如何将这些故事转化为文学作品。

1939年初，边区文工团邀请萧军参与创作活动。他和其他作家一起深入到陕甘宁边区各地，收集民间故事和戏曲素材。在这个过程中，萧军创作了话剧《村长家的扫帚》，反映了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中的故事，在当地产生了广泛影响。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萧军参加了文艺界的学习小组。在小组讨论中，他逐渐认识到自己过去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他开始尝试改变创作方法，更多地关注普通劳动者的生活。这一时期，他创作的短篇小说《新生》，描写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延安改造的故事，展现了他思想认识的新变化。

在鲁艺的教学工作中，萧军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学生——年仅十六岁的王苹。这个来自山西的女孩子有着惊人的文学天赋，但文化基础薄弱。萧军特别关照她，不仅在课堂上耐心指导，还经常借给她各种文学书籍。后来，王苹成为了延安文艺界新生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1941年底，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夕，萧军参与了文艺界的一系列准备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他提出了许多关于文艺创作的具体建议，特别强调要重视文艺作品的艺术性。这些意见虽然有些与主流观点不同，但都得到了认真讨论。此时的萧军，已经能够以更开放的态度看待延安的文艺工作。

1938年夏末的一天，延安文艺界突然传出一个消息：毛主席要见萧军。这个消息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按照惯例，延安的重要文艺工作者见到毛主席，都会提前做好准备，精心安排谈话内容。然而，萧军的反应却出人意料。

当组织部的同志来传达这个消息时，萧军正在窑洞里写作。他头也不抬地说：＂不见，我挺忙的。＂这句话很快在延安传开，引起了各种议论。当时和萧军同在鲁艺工作的王实味曾记录下这件事，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听说了一件新鲜事，萧军同志拒绝了毛主席的约见。＂

事实上，在这之前已经发生过几件类似的事情。1938年5月，延安举办纪念＂五四运动＂活动时，萧军被安排在大会上发言。但到了会场，他却坚持要改变预定发言稿的内容，最后只说了几句就离开了讲台。同年7月，文艺界组织参观模范农村，萧军没有按照既定路线参观，而是独自去了几个偏远村庄。

对于拒见毛主席的原因，当时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这与萧军的创作习惯有关。他习惯在写作时不被打扰，曾经因为有人敲门打断他的写作而发过脾气。另一种说法则指出这可能与他对待权威的态度有关。在延安期间，萧军从不参加应酬性的文艺活动，对一些官样文章也持批评态度。

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是萧军当时正在创作一部关于东北抗日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凝聚了他对故乡的全部情感，他常常废寝忘食地写作。在得知约见消息的那天，他正处在创作的关键阶段。根据同住窑洞的战士回忆，那几天萧军经常写到深夜，油灯的光亮透过窑洞的门缝一直亮到天明。

这件事后，延安的一些领导同志试图做萧军的工作。丁玲专门找到他谈话，希望他能改变主意。但萧军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他对丁玲说的一句话后来被传开：＂我是作家，不是官员，见不见领导人并不重要。＂

萧军的这个决定在当时的延安引发了不同反应。一些人认为这体现了他的傲慢，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显示了他对文学的专注。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件事，组织上并没有给予任何处分或批评。相反，萧军继续在鲁艺担任教员，他的创作也得到支持。

这个插曾后来被一些亲历者写进回忆录。鲁艺的学员李季在《延安记事》中提到：＂萧军老师的＇不见＇事件，在当时的延安是个传奇。这件事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延安的民主氛围，也体现了革命队伍对知识分子的包容。＂这个说法得到了不少当事人的认同。

1949年后，萧军先后在东北文联、北京文联等机构工作。在这段时期，他仍然保持着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工作方式。每天清晨，他都会在家中的书房写作，即使是寒冬腊月也不例外。他的书桌上始终摆放着一个旧墨水瓶，那是从延安带出来的。

1952年春天，萧军完成了长篇小说《八级风》的创作。这部作品写东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前后经过多次修改。当时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建议他对某些情节做较大改动，但他坚持保留了自己认为重要的段落。这部作品出版后，在文学界引起了广泛讨论。

1957年，萧军遭到政治批判。他被调离原来的工作岗位，但并未停止写作。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整理早年的文稿和书信。他将与鲁迅的通信carefully保存在一个特制的木箱中，经常翻阅。同时，他还在创作一部关于东北抗日史的长篇著作，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

1960年代初，萧军搬到北京西郊的一所旧房子里。这里远离市区，但环境安静。他在院子里种了几棵果树，闲暇时侍弄花草。每到周末，常有老友前来探访，大家谈文论艺，直至深夜。其中最常来的是已经退休的老编辑徐韬，两人常常讨论文学创作的问题。

1976年后，萧军重返文坛。他婉拒了多个职务邀请，只接受了中国作协的普通会员身份。这时的他更多地投入到创作中，着手整理早年的作品手稿。1978年，他重新修订了《八月的乡村》，增补了一些当年被删除的内容。

1980年代，已年过古稀的萧军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他每天清晨五点起床，写作到深夜。他的作息规律得像一台精确的钟表，邻居们常说：＂看到萧老的灯光，就知道几点了。＂这期间，他完成了自传体著作《远山呼唤》，记录了自己的文学生涯。

1988年，萧军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一次青年作家座谈会上。会上他说了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写作就是要说真话。＂之后，他更多地待在家中，专注于创作和整理旧稿。他将自己保存的书信、手稿等资料整理成册，并托付给可靠的朋友保管。

他在最后的日子里，仍然保持着写作习惯。书桌上始终摆放着那个从延安带出来的墨水瓶，纸上的墨迹未干，笔下是未完成的句子。1988年10月，他在北京寓所去世，桌上留下了未完成的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