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 年的岁月承载着特殊的重量。这一年 6 月，77 岁的周恩来总理，身体已极度消瘦，体重仅剩三十点五公斤，却仍如一位不知疲倦的战士，一边与病魔顽强搏斗，一边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为国家和人民奉献着最后的力量。谁能想到，仅仅半年之后，他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而在他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际，一封写给毛主席的信，成为了历史中一段令人动容的篇章。

1972 年 5 月 18 日，膀胱癌这个残酷的病魔缠上了周恩来。但彼时新中国正处于特殊且艰难的发展阶段，千头万绪的工作让他难以停下脚步。怀着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厚责任感，他毅然抱病坚持工作。然而，过度的操劳使得病情迅速恶化，他不得不入院治疗。即便躺在病床上，他那颗心系国家的心从未停止跳动，病房俨然成为了他的另一个工作场所，病床则成了他的办公桌。刚做完手术，他便不顾身体虚弱，开始接待一波又一波的访客，甚至拖着病体亲自飞赴长沙向毛主席汇报情况，主持中央会议。他以顽强的意志，展现出超乎常人的工作强度，仿佛病痛无法阻挡他为国家前行的步伐。

1975 年 6 月 9 日，是贺龙元帅含冤逝世六周年的日子。王洪文提议在北京八宝山举办一个小型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然而，贺龙家属虽接到参加通知，却被要求严格保密，且被限制 “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道，不宣传”。这样的不公待遇，让贺龙女儿贺捷生义愤填膺。6 月 7 日，她致信周恩来，言辞激昂地抗议道：“林彪贼子诬陷贺龙时，舆论沸沸扬扬，哪有‘保密’‘小型’可言？如今恢复贺龙同志名誉，却不能告知全国人民，恳请中央补行葬仪。逝者虽已长眠，但生者定会感恩戴德！”

当时，周恩来已察觉到自己生命的烛火即将熄灭。看到贺捷生的信后，他结合自身身体状况，给毛主席写下了最后一封信。信的开头，他先向毛主席汇报了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治疗进展，随后提议扩大纪念贺龙逝世六周年的仪式规模，希望以此告慰贺龙元帅的在天之灵。接着，他怀着对毛主席的深切关怀，询问主席身体情况，并诚恳地建议主席接受眼疾治疗手术，强调这不仅关系到毛主席个人的健康，更关乎新中国乃至全世界共产主义事业的光明未来。信的末尾，周恩来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与反省。

信的大致内容为：“自三月开刀后，我恢复尚好，无潜血现象，但膀胱出血仍未止住。贺龙逝世六周年纪念会一事，我此前因手术未能过问，如今才知既无悼词，亦不登报。现将贺捷生同志的信呈上，望主席指示。最后，恳请主席为了人民，为了世界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接受眼疾治疗手术。” 同时，他还满含愧疚地总结反省道：“四十年来，承蒙主席悉心教导，我却仍时有犯错，甚至有负主席期望，心中愧疚万分。如今在病榻上反思，我定当保持晚节，也期望能写出一份问心无愧的总结。”

毛主席看过信后，当即同意了周恩来关于贺龙事宜的建议，并批示：“照总理意见办理。” 周恩来接到批示后，不顾身体虚弱，亲自操持仪式的各项事宜，布置会场、安放花圈、准备悼词。仪式上，徐向前元帅看到周恩来写字时手不住地颤抖，心疼地问道：“你病成这样，怎么还来了！” 周恩来强忍着悲痛，语气沉重地回答：“这个会，我不能不来啊！” 随后，他握住贺龙夫人薛明的手，声音颤抖地说道：“薛明，我没能保住贺龙啊，都六年了，老总的骨灰才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心中有愧呀......” 之后，周恩来代表中央致悼词，每一个字都饱含着对贺龙元帅的深切缅怀与愧疚。

半年后，周恩来进行了最后一次手术，病情愈发严重。1976 年 1 月 8 日上午，那颗为国家和人民跳动了一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周恩来的处境极为艰难。江.青等人时常对他进行尖锐的攻击，“伍豪启事” 一事也不断被别有用心的人翻出。1932 年，国民党特务伪造了《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1967 年被南开大学的一名学生重新提起，引发了不小的风波。周恩来立刻向毛主席自证清白，毛主席也批示：“此事已弄清，系国民党造谣污蔑。” 然而，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仍有人借此大做文章，这成了周恩来心中的一块巨石。

1975 年 9 月，在第四次手术前，周恩来用尽全身力气呐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绝不是投降派！” 这是他最后的政治宣言，饱含着对诬陷的愤怒，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