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君权与相权的斗争，中央与地方的斗争，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最基本的两对矛盾。伴随着君权的强大，依附君权而生的外戚和宦官的势力也成长起来。

西汉 时期，外戚势力强大，汉武帝先是使“后宫不得干政”，削弱了长乐宫的权柄，然后培养宦官，建立中朝，压制了臣权、相权。到 东汉 时期，和帝以后，继位的多是幼主，因而外戚宦官轮流执政，汉朝因此灭亡。

尽管皇帝本人在后期几乎成了外戚和宦官争权夺利的傀儡、工具，权力不再，但外戚宦官的风光仍代表了君主专制的发展和君权的逐渐强大。

换言之，外戚宦官的专权和中央集权的发展是相伴随的，这一过程的一种表现就是 两汉时期 尚书职权的变化。

尚书，起初是个卑职。

尚书左、右丞“掌录尚书吏民上章，百官威仪”， 尚书令 、丞“掌通掌奏而已，事皆决承相府”。尚书不过是为皇帝处理些文书，此时的尚书大抵相当于后世的书吏。

汉初因之未改。改变尚书地位的第一个关键是武帝设置“内朝”。

“内朝”也是古词新用——盖周之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正朝，询谋大臣在焉；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路门之内为内朝，亦曰燕朝。

武帝以前，朝臣出将入相，勋贵要么是追随 高皇帝 灭秦的功臣，要么是剿灭诸吕的功臣，十分有蔑视皇权的底气，这当然不利于武帝大权独揽。

于是“ 武帝游燕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后庭所在，尚书台也，尚书台中人，尚书郎也，古制者，重用丞相也。因此，“故用宦者”说得不够准确，禁中的近臣不乏宦者。

但除此之外，应当还有相当一部分郎官是家世低微但有才干的文人，最初的内朝正是由这些被人轻视的宦官和文人组成的，他们被朝臣轻视，却是皇帝的近臣。

至于让“尚书”登堂入室的是武帝后期的人事调度安排。昭帝以 霍光 为大司马、大将军辅政， 宣帝时霍光任中尚书官。中朝成熟后，尚书台的地位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西汉武、昭以后的尚书，已经成为 “百官之本，国家 枢机 ”，而尚书的待遇因此改变：其三公、列卿、将军、大夫、五营校尉行复道中，遇尚书令、仆射、左右丞、郎，皆回车预避。卫士传呼，不得纡台官。

可见，此时的尚书，已经能够跟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平起平坐，而且相对于其他官员地位超然。

到了东汉，这种情况甚至进一步加强了。史书记载说， 及光武亲总吏职，权归尚书，三公但受成事而已。这还是 汉武帝 中外朝的延续。

从秦到两汉，尚书地位从低微的后勤管理人员变为国家枢机，职权从掌通章奏变成与人主参决天下事，待遇从默默无闻变成“独座”，一切都出自人主的授意。

从个人层面讲，期待加强君主权力，大权独揽无所顾忌的皇帝需要为自己服务、向天下人传达自己的意志的傀儡。

从国家角度讲，已经休养生息后进入和平发展期的西汉需要跳脱出原来为战争服务的出将入相、有功者候的官员任免模式。

而察举制（汉武帝时期实行的一种不同于 军功爵制 的新的人才选拔制度）见效太慢，要及时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还需要两策并举，因此，尚书趁势而起，“中朝”应运而生。

外戚宦官的问题，不独两汉，是历朝历代的通病。应当说， 外戚宦官专政是皇权发展的副产品，是君主专制的必然结果。

赵长欣先生指出，东汉自和帝以后，几乎都是幼主继位，由太后临朝听政，不便接触大臣，太后就倚重娘家父兄协助处理政务，政权落入外戚之手。

皇帝成年后，不甘心受外戚的控制，为了夺回权力，便接纳身边的宦官发动政变，除掉外戚，这又为宦官弄权制造了绝佳的机会。这种围绕皇权争夺而出现的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激烈斗争的恶性循环局面，一直持续到东汉灭亡。

这是东汉的情形，但其中的某些因素适用于每一个朝代。这就是外戚宦官轮番执政的大背景。

外戚是皇帝后妃的娘家人，一等可以专权而且势大，往往又是新皇的舅氏。而宦官是皇帝的家奴，专权的宦官则是受到皇帝宠信。

专权的外戚宦官，合称佞幸。与外戚不同的是，宦官没有后代，无家小之累也就没什么顾虑；宦官还长期被人歧视，专政时往往有报复心理，加上他们知道自己掌权时间不会长，往往局限于一个皇帝，因此掌权时更加不留余地。

这就带来一个新问题，即，执政的外戚宦官与尚书职权的发展又有什么关系？

上文已经说过，汉武帝以后,由于任用亲信掌管尚书,把尚书作为皇帝身边处理政务的助手,因而尚书的职权和地位便日益加重起来。

掌管尚书的皇帝亲信，主要就是宦官和外戚。因此 两汉时期外戚宦官的争权夺利，其中一个重心就是尚书。

久居深宫的皇帝认为 “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这里的“中人”，指的是皇宫特供的服务人员，简称宦官，昵称太监。太监统领尚书，是成帝以前的事。 “汉武帝游宴后庭，始使宦者典尚书事,谓之中书谒者”。

史料记载，汉代 “诸官加中者，多阉人也”，宣帝时，石显、弘恭 “皆少坐法腐刑为中黄门,以选为中尚书,宣帝时任中书官”，可知尚书由宦者担任的应称为中尚书，简称中书。但并非所有人都是“中人”。

因此不是“中人”而当了尚书的，还称尚书。在这一特殊时期， 中书令 和尚书令相似，都是尚书系统的统领。

不以中人而任尚书的，是宠臣和外戚。武帝遗诏，霍光、 金日磾 、上官桀辅政, 共领尚书事。此后，领尚书事的还有霍山、张安世、史高、王凤、王音、傅晏、王莽等，多外戚，同时也是 “上所信任，与闻政书”的 “宿卫近臣”。

尚书权重，不是一句空话。首先，尚书令有荐举、选任、提升官吏之权。任安向时任中书令的 司马迁 求官，就委婉地“教以推贤进士为务”。

其次，汉朝规定，“诸上书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这意味着尚书令有审查百官奏章的权力。

第三，尚书作为皇帝喉舌，还有责问大臣的权力。——当皇帝强势的时候，甚至包括丞相。第四，尚书令还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这是中朝设立的初衷。

因此，如果有外戚宦官专权，他也就掌握了尚书令的权力，如果他掌握了尚书系统，也就能顺理成章地专权。如有区分，也不过是外戚“ 领尚书事 ”，而宦官“充中书谒者”。

这其中的优秀代表是霍光和石显。

霍光 “秉持万机，政自己出”，如果子孙不谋反，还将光耀许多年。而石显 “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擅权十五年。发展到后来，王莽篡汉，十常侍祸国，也与尚书的得失密切相关。

此时的皇帝，显而易见，大权旁落。所以说，外戚宦官的专政是皇权加强的表现，但对皇帝个人而言未必是什么好结果，因此这种强化的皇权又是畸形的，不正常的。

西汉的尚书已经是“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到了东汉，尚书职权进一步扩大，成为 “政事之所由宣，选举之所由定，罪赏之所由正”的中枢权力机构。然而，皇帝“夺三公之重”，但三公失去的权力没有到皇帝手中，反而 “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

起初是皇帝赋予了尚书越来越多的权力，而因为信重宦官外戚，使他们变为尚书令，其后“多为幼主”、“主弱臣强”的时候，显然局势已经不在皇帝控制之中了。

外戚宦官因此在内部打击了王朝的统治。因中央集权的需要而生的他们进而侵害了皇帝的威严，打击了王朝的中央集权。东汉时期，外戚宦官乱政，因而有两次党锢之祸，又使天下民不聊生，出现了黄巾起义。这正是中央集权迅速发展，中央权力没有制约的结果。

从外戚宦官专政与中央集权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中央集权的需要扶持了外戚宦官的专政，而外戚宦官的过度专政使朝政处于不健康的状态， 反而打击了中央集权，加速了地方豪强的离心和社会秩序的动荡。两者基本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这其中，“尚书”又因为其重要作用，成为权臣之间争权夺利的中介。当然，与外戚宦官的发家相似，尚书权重也是皇帝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后果。

俗话说，过犹不及，在外戚宦官专政的闹剧中，原本强化中央集权的制度设计最终加强了各地豪强的离心力，造成了东汉后期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而原本要强化皇权的机构，同时也变成了便于臣下操纵皇帝、假手弄权的官职。